本书选译了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的31篇论文。在西方学界中，这些文章对近年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已产生重要影响。本书是国内首次对巫鸿教授学术成果的系统介绍。全书分为四部分，包括史前至先秦美术、汉代美术、中古佛教与道教美术，及古代美术沿革。书后附有访谈录、论文出处。书中插配古代美术品照片、拓片、线图、地图等图像600余帧。

本书选译了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31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着“礼仪美术”(ritualart)这一基本概念讨论了中国上古和中古美术中的多项艺术传统和形式，包括史前至三代的陶、玉和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佛教、道教美术的产生和初期发展等。这些论文大量使用考古和文献证据，以扩大美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探讨建筑、雕塑、画像和器物等各种视觉形象的组合以及与人类行为及思维的有机联系。其分析对象不再是孤立的物品和图像，而包括了对视觉环境的复原以及对艺术品的创作动因、社会环境、礼仪功能以及观者反应的考察。文章中的讨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除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还反思有关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相当一批论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特殊物质性和视觉传统，对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上卷

开放的艺术史丛书总序   尹吉男I

序   巫鸿I

壹 史前至先秦美术考古

 1 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  II

 2 从地形变化和地理分布观察山东地区古文化的发展/29

 3 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纪念碑性”/45

 4 眼睛就是一切/70

——三星堆艺术与芝加哥石人像

 5 战国城市研究中的方法问题/87

贰 汉代美术

 6 礼仪中的美术/101

——马王堆再思

 7 “玉衣”或“玉人”?/123

——满城汉墓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质料象征意义

 8 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143

 9 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167

 10 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186

——兼谈叙事绘画与叙事文学之关系

 11 超越“大限”/205

——苍山石刻与墓葬叙事画像

 12 “私爱”与“公义”/225

——汉代画像中的儿童图像

 13 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243

 14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260

——汉代丧葬艺术中的“柩车”与“魂车”

 15 汉明、魏文的礼制改革与汉代画像艺术之盛衰/274

下卷

叁 中古佛教与道教美术

 16 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世纪)/289

 17 何为变相?/346

——兼论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学的关系

 18 敦煌172窟《观无量寿经变》及其宗教、

礼仪和美术的关系/405

 19 敦煌323窟与道宣/418

 20 再论刘萨诃/431

——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

 21 汉代道教美术试探/455

 22 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485

 23 无形之神/509

——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

肆 古代美术沿革

 24 “大始”/525

——中国古代玉器与礼器艺术之起源

 25 从“庙”至“墓”/549

——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26 徐州古代美术与地域美术考古观念/569

 27 说“俑”/587

——一种视觉文化传统的开端

 28 五岳的冲突/616

——历史与政治的纪念碑

 29 “图”“画”天地/642

 30 “华化”与“复古”/659

——房形椁的启示

 31 透明之石/672

——中古艺术中的“反观”与二元图像

附录1：巫鸿教授访谈录   李清泉 郑岩/697

附录2：本书所收论文出处/723

上述七件工艺品均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的第三、四层，因而其年代可定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从数量上看，在同层出土的有动物装饰的遗物中，这七件饰有鸟图像的遗物占了总数的65％，说明河姆渡艺术中鸟主题的流行程度。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判定这些工艺品的功用和装饰图像的意义，但以下的现象提供了考虑这些问题的线索。

一、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数千件遗物中，只发现七件象牙制品。与同一遗址中制作粗糙的石质和骨质工具不同，这些象牙制品均磨制精细，装饰华美。

二、河姆渡工艺品的装饰图像中主要发现两种动物主题，即鸟与猪。有趣的是所有的猪图像均见于黑陶器上，而七件有鸟图案的制品中六件是象牙制品。实际上，在精工制作的象牙制品上，鸟几乎是惟一的动物主题。

三、在上文最先介绍的两件艺术品中，共有三个十分相似的图案单元，很耐人寻味。每个图案单元的构成都是两个鸟头之间夹着一个同心圆圈。林巳奈夫认为这种圆圈代表太阳，围绕圆圈的辐射线则似放射的光芒。因此，从其共同的特征来看，这三个单元的图案都描绘了鸟与日的结合。

这些工艺品对于制作材料和装饰主题的精心选择，说明它们都是“特殊”的物品，而不是一般的日用品。对具有象征意义材料的使用是中国古代礼器艺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旧说周公制礼作乐，然而考古发现已证明一个高度发达的礼器传统，包括对具体礼器的制作和使用以及对其质料等特征的象征意义的界定，远在周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商，象牙、玉和青铜是制作礼器的重要材料。当时的人们明显已认识到礼器艺术的三个重要方面——器、纹、质。

河姆渡遗址也发现玉质的装饰品，但均为未经精细磨光的小件工艺品。或许在这一时期，玉器还不具有后来东方沿海地区诸新石器文化中那种强烈的礼仪象征意义。河姆渡人的“宝”是象牙。在古代文献中提到，象牙是东部地区向中央王朝所进献的重要贡品。如《尚书·禹贡》记载扬州一地进献的贡品中有“齿革羽毛”，《诗经·鲁颂·泮水》云：“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P14

主编这套丛书的动机十分朴素。中国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艺术史，或者是中国学者的艺术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程，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这份遗产的认识与理解不仅需要中国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工作。多元化的建设性工作更为重要。实际上，关于中国艺术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写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朝鲜文等文字形式。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和立场对中国艺术史的解读又构成了新的文化遗产。

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与方法的进展得益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与著述。20世纪完成了中国艺术史学的基本建构。这项建构应该体现在美术考古研究、卷轴画研究、传统绘画理论研究和鉴定研究上。当然，综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史等学科的建构也为中国艺术史的进展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把汉学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大陆的中国艺术史学曾经尝试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分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经验。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选择一些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并不是所有的成果与方法处在当今的学术前沿。有些研究的确是近几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则曾经是当时的前沿性的研究，构成我们现在的知识基础，在当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比如，作为丛书第一本的《礼仪中的美术》选编了巫鸿对中国早期和中古美术研究的主要论文31篇；而巫鸿在1989年出版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nal Art);包华石(Martin Powers)在1991年出版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Art and Political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柯律格(Craig Clunas)在1991年出版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m China)；巫鸿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著作。像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式化和规模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Producffon in Chinese Art)；乔讯(Jonathan Hay)的《石涛：清初的绘画与现代性》(Shi-tao：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FuShan’s World：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Seventeenth Century)；杨晓能的《另一种古史——青铜器上的纹饰、徽识与图形刻划解读》(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Decor，Pictographs，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等都是200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中国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也会陆续选编到这套丛书中。

除此之外，作为我个人的兴趣，对中国艺术史的现代知识系统生成的途径和条件以及知识生成的合法性也必须予以关注。那些艺术史的重要著述无疑都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最好范本，从中可以比较和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方式所产生的极其出色的艺术史写作，反思我们共同的知识成果。

视觉文化与图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出来。这一现象也显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字为核心的，而缺少同样理念的图像与视觉的新文化与之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不完全是提供给那些倾心于中国艺术史的人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是提供给热爱文化史的人们备览的。  我惟一希望我们的编辑和译介工作具有最朴素的意义。

尹吉男

2005年4月17日于花家地西里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