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上编将就浙江历代歌谣作纵向的综合介绍，期能使读者全面了解古越歌和古代浙江歌谣的概况。中编将就浙江主要歌种作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探索出主要歌种流传嬗变之轨迹。下编将着重论述当今浙江歌谣的不同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特别对古老淳朴、别具一格的畲族歌谣作较为详尽的介绍。

序言 吕洪年(1)

绪言(1)

上编 溯源编——浙江历代歌谣述评

第一章 先秦之越歌(9)

 第一节 先秦越歌之概况(9)

 第二节 先秦越歌记录之难(14)

 第二节 先秦越歌析疑(17)

 第四节 先秦越歌的艺术特色(27)

 第五节 从先秦越歌探浙江歌谣之源(34)

第二章 秦汉之越歌(40)

 第一节 秦汉越歌之概况(40)

 第二节 两首秦时谣的历史回眸(44)

 第三节 三首秦汉越歌产生年代辨析(48)

 第四节 汉《会稽童谣》与《会稽童谣歌》(54)

 第五节 借鬼言情的《陈阿登歌》(59)

第三章 六朝之浙江歌谣(63)

 第一节 六朝浙江歌谣之概况(63)

 第二节 《前溪歌》和《阿子歌》的历史价值(68)

 第三节 《天目山诗》与杭州山水形胜(73)

 第四节 《山阴民谣》与《民为谢灵运谣》的对比(77)

 第五节 南朝二谣谶意剖析(80)

第四章 隋唐五代之浙江歌谣(84)

 第一节 隋唐五代浙江歌谣之概况(84)

 第二节 解读《杭州民诵房使君》(89)

 第三节 “伪献谣”的历史裁判(91)

 第四节 《吴越王还乡歌》不同记载比较(95)

 第五节 《陌上花开》歌词寻索(101)

第五章 宋元之浙江歌谣(105)

 第一节 宋元浙江歌谣之概况(105)

 第二节 射向偏安君臣的一支支“讽”箭(113)

 第三节 《建炎后俚语》的深刻含意(117)

 第四节 《壁上谣》所展示的历史背景(120)

 第五节 造反歌，元代浙江歌谣的主流(125)

第六章 明清之浙江歌谣(129)

 第一节 明清浙江歌谣之概况(129)

 第二节 《富春谣》与《朱血谣》的血泪控诉(143)

 第三节 明代歌谣中的清官武将、名士贤达(148)

 第四节 《委巷丛谈》中的杭州吴歌(153)

 第五节 《喜鹊歌》与庄舄越吟一脉相承(157)

 第六节 关于《狸斑童谣》的历史演变(160)

 第七节 指名骂王朝，清代浙江歌谣的一大特色(165)

 第八节 此起彼伏的清代造反歌(169)

 第九节 反帝歌，清末浙江歌谣中的号角(174)

 第十节 清末救国歌的继承与创新(178)

中编 循流编——浙江主要歌种流传轨迹

第七章 浙江时政歌流传之轨迹(189)

 第一节 颂歌，从《禹上会稽》到《毛主席最公平》(189)

 第二节 讽刺歌，从《鸟散弓藏》到《钱权交易》(194)

 第三节 抗争歌，从《军士离别词》到《保卫新昌》(202)

 第四节 警示歌，从《太湖神歌》到《厂房顶上乌鸦叫》(209)

第八章 浙江劳动歌流传之轨迹(216)

 第一节 工匠歌，从《作弹歌》到《龙门桩》(216)

 第二节 农耕歌，从《射的山谣》到《致富谣》(222)

 第三节 船歌，从《七里濑谚》到《金塘谣》(229)

 第四节 蚕桑歌，从《逍遥独桑头》到《养蚕歌》(235)

 第五节 茶歌，从《赞日铸茶》到《龙井碧玉尖》(241)

 第六节 渔歌，从《越人珠谚》到《舟山渔歌》(248)

第九章 浙江情歌流传之轨迹(257)

 第一节 爱慕歌，从《越人歌》到《床头开着茉莉花》(257)

 第二节 热恋歌，从《陈阿登歌》到《恋妹实在是艰难》(262)

 第三节 相誓歌，从《千载寄汝名》到《来结郎同年》(266)

 第四节 相思歌，从《黄葛结蒙笼》到《五更等郎》(270)

 第五节 劝喻歌，从《莫作流水心》到《同心歌》(274)

 第六节 离别歌，从《候人歌》到《送郎去南洋》(279)

第十章 浙江其他歌谣流传之轨迹(285)

 第一节 礼仪歌，从《越谣歌》到《让路歌》(285)

 第二节 风物歌，从《越人土风歌》到《曹娥孝女庙》(294)

 第三节 妇孺歌，从《采葛妇歌》到《有爹有娘珍和宝》(303)

 第四节 时令歌，从《四时令》到《新农事歌》(310)

下编 遗韵编——源远流长话当今

第十一章 当今浙江歌谣的地方特色(319)

 第一节 越中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319)

 第二节 杭嘉湖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330)

 第三节 浙赣皖交接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337)

 第四节 古瓯歌与浙闽交接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342)

 第五节 古老淳朴、别具一格的畲族歌谣(347)

后记(361)

附录：参考文献及书目(365)

第八节 此起彼伏的清代造反歌

中国的历史上，造反歌代代有之。在浙江，最频繁的，要数元、清两代了，这大概是由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清王朝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上虽比元代做得宽容一些，但人心还是一直不服。除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的《三点革命诗》外，最为著名的造反歌，自然首推清．黄小配在《洪秀全演义》中提到的《浙江童谣》。现将该谣前后之解释词，引录如下：

……钱江说出胡虏气数将尽…答道：“……谋复祖国，

此其时矣!两年前《浙江童谣》说道：

三十刀兵动八方，天呼地号没处藏。

安排白马接红羊，十二英雄势莫当。

据童谣看来，上句三十刀兵动八方，明年正是道光三十年，这时定然刀兵大起的了。第二句得见这次兵戈声势，非同小可。味二句便是有英雄崛起的意思了。

上面一段话虽是“小说中言”，但口传《浙江童谣》的钱江，却是一位曾当过林则徐幕僚的长兴名人。他在粤地传播浙江反清童谣，是常理中之事，歌谣中虽含有隐晦的谶言色彩，但彼时彼地，只能如此。由此看来，《浙江童谣》实是一首隐约的、只有有心人才能体会出来的反清歌谣。其中“红羊”二字，可作“洪(秀全)杨(秀清)”解，也可作“洪阳”解(暗喻复明之意)。“白马’’喻复明的兵马，明为“白”与“青”(清朝兵马)相对立。可谓藏而不露。

太平天国兴起后，江南各地纷纷响应。清咸丰八年(1858年)翼王石达开自江西进入浙中西部时，云和县畲族歌手蓝三满，据亲眼所见的太平军进军浙江的实际情况，编写了畲族歌谣史上杰出的长篇《长毛歌》，并且传唱到整个浙西南地区。全歌26条。现摘录该长歌中关键的几条：

1．咸丰皇帝心不通，出来理事人不容。

广东金田风光好，出了一个长毛王。

2．长毛做事顺人心，口出圣旨爱军民。

要反北京咸丰皇，要救世间穷苦人。

10．咸丰坐到八年过，长毛造反到云和。

云和亦没多衣食，坐得没久亦归去。

13．长毛杀人在西门，西门路上杀恶军。

恶军亦是天注定，长毛不来杀错人。

这是太乎军当年在云和暂驻的情况。后来邻县民团头目徐登瀛带几千兵攻云和，被太平军打败，徐登瀛也被太平军杀死。清军与太平军混战之后，尸横遍野，蓝三满也唱了几条哀世感慨之歌：

21．人世莫在反乱年，不值猪狗不值鸡。

猪狗人买无价宝，人命杀死在路边。

25．好年又要好皇帝，百姓又要好世界。

世界事情管得好，大细男女做事快。

这是一首极具资料价值的歌，据抄录者蓝福余在附记中说，《长毛歌》原流传本“歌词各异。1958年12月24日，原梅源乡文化站干部徐灯明从梅源收购站废纸中发现清同治抄本，才有所依据。”这说明，《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上收录的这首《长毛歌》是最早、最可依据的一首长歌，现原件藏浙江博物馆。

太平军多次进军浙江，其中驻浙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侍王李世贤攻占金华之后，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许多首歌颂太平军的歌谣。如《迎天兵》(陈义戴唱，严军记)：

天兵几时到，

天兵四月十九到。

金华府太爷没命逃，  小码头摆起狗头炮。

迎接天兵早早到，

做官的逃不了，

财主老官喊倒灶，

穷苦百姓乐得哈哈笑。P169-171

吕洪年

早听说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朱秋枫先生在退休离岗之后的古稀之年，还笔耕不辍，在精心撰著《浙江歌谣源流史》。这消息令我振奋不已，并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因为朱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同行学者之一，他是对歌谣研究有素的民间文艺家。还在我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他所采录的歌谣(1956年他出版《浙江民间歌谣散辑》，1987年又出版《浙江民间歌谣》)，熟悉他的名字，颇为敬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起在《山海经》刊物的编者与作者圈中以文会友，彼此相识相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受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之约，转请先生为他主编的《民歌格律》一书撰写论文，承他慨然应允，并且完成得十分出色。……想不到两个年头，一部30多万字的《浙江歌谣源流史》书稿便送到了我的手上，更令我瞩目。我在翻阅之后，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为我文化大省的建设填补了一项空白。承他对我的推重，在此书出版之际，嘱序于我。我对此道并不内行，但还是不揣浅陋地写上几句，权以为序。

在我国文学史上，凡谈到歌谣时，有所谓“楚歌”、“蔡讴”、“吴斂”、“越吟”等名称。它们是按照歌谣产生和流传的地区来划分的。这些都是我国起源很早的歌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今天我们所说的浙江歌谣，其源盖出于古老的“吴斂”、“越吟”，而成为吴越歌谣的重要部分。

传说周朝时候，周太王的两个儿子为避让王位，从渭水之滨，南奔“荆蛮”，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自号句吴，这就是周代吴国的始祖。他们把北方善歌的风习带到南方，始与“南国之风”的“越吟”相交融，便成为吴越歌谣．

吴越歌谣的这个名词，虽然不是指歌的品种和形式，但却是歌谣中一个有独特含义的概念，是一定地区的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风格的歌谣，整个长江三角洲特别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和特点，为吴越歌谣尤其是浙江歌谣独特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

从地理环境上说，这个地区处于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沿岸，大部分地方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点。它既不同于北方平原地区，也不同于西南高原地区。自然条件造成人们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爱好风尚。因此有学者认为吴越歌谣产生于山柔水丽、地灵人杰的江南，这里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文化悠久，是一个得天独厚、非常理想的好地方，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者也。这里的风光、习俗、语言、情调等形成了传统吴越歌谣的独特风格：凄怨之声中带有婉转，柔丽情调中含有清秀。

从生活特点上说，这一地区的人民特别富于对故土的眷恋。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氏族集群，他们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较早地进行农耕和养殖，制陶与雕刻，热爱乡土和田园，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劳动方式、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因此吴越歌谣与荆楚西声(长江中上游地区)不同，它们多富家庭温馨情调而少贾人远游思归的情绪。

从方言语音上说，在这个地区内，虽然还有许多语音上的差别，但在整体上，却是基本一致的。许多语汇、语调、土音这地方有，那地方也有，形成了一个语言上的共同特色，即吴语方言，其中多音节词特别丰富，虚词和语助词多样而又多变，有自己特定的组词习惯，特别是“吴侬软语”，委婉动听，形容描述具体而细致。

历史上“吴敞”与“越吟”的交融和合流，便形成为自成体系、具有独特风格的吴越歌谣，古书上统称为“吴歌”。虽然对吴歌的采集和研究历代不乏其人，如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就保留了南朝许多真正的民歌《吴声歌曲》，唐诗中的五绝形式就受到过它的影响。又如明朝时期，冯梦龙的《山歌》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吴歌辑集，全书十卷，300多首。当时不少先知都曾倡导开一代诗风的民歌。可以说，明代是民歌发展的一个高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历程，应该是：诗经、楚辞、汉赋、古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民歌和小说)。再如“五四”前后时期。这一时期的真正开始是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近世歌谣，并且成立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1926年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出版，发生了重大影响。顾颉刚还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吴歌研究的专著《吴歌小史》。正因为“五四”以来对歌谣的重视，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很快就成为党用以教育、宣传群众的有效武器，不但鲁迅写了民歌体的诗，而且瞿秋白主编的党的机关报《热血日报》发表了不少搜集和创作的民歌。但回顾这一段历史就可发现，对歌谣历来是采集多于利用，借鉴多于理论上的研究。

其实，歌谣研究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个文艺学问题，还同时是个民俗学和社会学问题。就文艺学的角度讲，歌谣不仅与许一多民间艺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对历代文人的诗词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就民俗学的角度讲，早期的歌谣记录，突出了歌谣的立体性，与歌谣的演唱背景，诸如节庆、祭扫、婚丧、集会、结拜等实际生活的研究有关。近世歌谣与“启蒙”并提，一场自上而下的歌谣运动带动一大批地方上的知识分子对“家乡民俗的研究”，并认为歌谣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就社会学的角度讲，歌谣可以成为思想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正如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教授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讲学时所提到的论文《吴歌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就是把吴歌作为经济史的资料来用而所取得的成果。他说：“明清时期的经济史，主要是研究吴越、江浙一带的经济状况，这一时期的材料当然可以从其他文献中得到，但在吴歌里面，同样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比一般的文献资料更可贵．”(见拙著《江南口碑——从民间文学到民俗文化》一书“代序”)

由此可想，朱先生的这部《浙江歌谣源流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改变了歌谣研究冷寂与贫乏的局面，而且还以其活生生的事实，显示出学者们认为当今最该挽救和最该弘扬的东西是什么。其所论的虽然仅限于吴越歌谣组成部分之一的浙江歌谣，但由于其古代的、近世的和当代的，均有一定的全国影响，所以它也便具有了一定的跨越地域的意义。

读了这部书稿，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继承与创新相益彰。本史稿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多所吸取，搜集资料之广与涉猎古籍之多，表现出作者治学的勤奋和严谨。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对前人成果的梳理、鉴别和取舍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先秦越歌析疑》一节，对古歌谣的产生年代与辑人古籍的时间差问题的分析与判断，很有道理，令我赞赏，说明口耳相传的“传承力”是惊人的。这里，珍贵的史料为新见奠定基础；独特的新见使珍贵的史料增色生辉，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微观与宏观相辉映。本史稿对每首歌谣的微观研究体家人微，并作了全方位、多功能的分析与评论，说明作者有较好的治学功底和素养，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总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来考察，提出一定的宏观见解。如《颂歌，从<禹上会稽>到<毛主席最公平>》，就是从历代流传的一首首颂歌中概括出产生颂歌的根本原因，认为是以“为民办实事的活生生的功绩为依据”，这也是历代颂歌之所以流传不衰的原因所在。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提供典型的实例；宏观研究为微观研究作了高度的提炼和概括，两者虚实相间，巧妙结合。

三、溯源与循流相纵横。这部书稿在体例上的显著特点是：上编以断代“歌谣评介”为纲，中编以历代“歌种嬗变”为纲，下编以当今“地方特色”为纲，从不同角度审视浙江古今歌谣，也较别致。全书稿的重点显然是博古详今，并且列举大量普查所得的最新资料，使浙江歌谣的横断面大于纵剖面，重点不同，容量有别，更让人得益不浅。

综合地说，这部史稿在体例上与一般的史稿有所不同，它不以一般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为自己的范式，而是以探索歌谣“源流”关系为自己的重点和主旨。我们对待史书传统的态度是：既不一成不变地因袭，也不视而不见地全盘抛弃，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全书所举的歌谣实例较多，引用时在适当地方交代了选取标准和选用原则，从而避开了举例有某种随意性的嫌疑。这是因为作者厚积薄发的缘故。作者以毕生的精力采集歌谣，而在暮年完成一部洋洋大观的史学之作，这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事，窃以为这一宝贵的做人与治学经验，也很值得称道。

2003年元月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1987年秋，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在省市文艺界、民俗学界座谈会上说：“浙江民俗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先秦、吴越，到宋、元、明、清，历代文献都有丰富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记载，并有不少专著。”他还指出，“应该撰写好民间文学史”。1994年夏，《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送京终审时，《中国歌谣集成》主编贾芝也提到：“浙江有很多古代歌谣，是一个优势，可做点研究。”会后，他特地给我一个字条，上面写道：“古籍中的‘越吟’有无集中编一本?”我回答说没有。从那时起，即有写浙江歌谣史的打算。写作思路也从钟敬文先生提到的“源远流长”和贾芝先生提到的“做点研究”八个字上着眼。但在当时，对广义上的古越歌和浙江古歌不同概念的理解方面，尚难找到一个统一点。后来经过与中国歌谣集成主编及审稿人多次交换意见后，我写在《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前言中的一段话，终于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段话是：“《古今乐录》佚篇中记载的《襄陵操》(即《禹上会稽》)和《吴越春秋》中记载的《涂山歌》，虽属后人追记甚至依托，但可证明一点，即这类颂扬大禹的歌谣，确曾在古越大地上流传过。特别是记录于晋、周处《风土记》中的《越谣歌》和明。赵宦光《说文长笺》中的《越人土风歌》，不仅具有古朴的越歌韵味，而且生动地描绘出了浙江的山水形胜、民性民情。”这段话被认可后，古越歌和浙江古歌这两个不同概念而又具有传承的统一性的看法，开始明确。

本书稿作为国家一般级研究课题，其研究目的，首先是在较全面、系统地述评浙江古今歌谣的基础上，探索浙江歌谣之源和各主要歌种流传嬗变之轨迹。其次是对浙江古代歌谣在其产生、流变过程中需加探讨的问题，设专题加以必要的论述。以史带论，也作为歌谣源流史研究的一部分内容。

对浙江歌谣之源的探索，本书第一章第五节作了概要的论述，提出了浙江歌谣起源是多元性的见解，并对具有代表性的古越歌(越吟)、古楚歌(楚声)、古吴歌(吴斂)作了歌体上的比较。同时还认为《候人歌》、《越人歌》、《采葛妇歌》不仅是“越吟”的标志性古歌，而且可作为“吴斂越吟”系浙江歌谣之源的实例。

尽管歌谣是传承于先民口头上的，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毕竟还得以可靠记录的古歌为依据。可靠的记录不仅需要有通行的语言，而且还要有那怕是最简单的文字(如甲骨文)。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同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几十种符号，被誉为“最原始的文字”，而河姆渡文化遗址没有这种发现。一般认为中国汉字起源于黄河中游，尔后通过甲骨、金石、竹简传向江汉间和东南广大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歌谣，在中原地区首推《易经》中的爻辞；在南方民族区，便是后人记录并多得认可的《作弹歌》和《候人歌》了。但该二歌仍是传说性的，故也只能认为是秦汉人追记的、较可靠记录的歌。《越人歌》的产生期与记录期较为接近，越音楚音俱全，故其记录的可靠性也就更为明显的了。

从“庄舄越吟”和楚辞《招魂》中“吴飲蔡讴、奏‘大吕’些”的记载看，“吴歙越吟”是古人按地域的歌吟特色来命名的。“吴歙”也称“吴吟”(详见北大《歌谣》周刊二卷23期)，可见“吟’’这种歌谣形式在古吴越之地具有代表性。古人言“吟”，有“歌吟”、“沉吟”、“行吟”、“吟咏”、“吟叹”、“吟啸”之分，含有多种多样的抒情色彩。“吴斂越吟”为浙江歌谣之源，也从一个“吟”字上得到形象生动的反映。

对“源”的追溯是从可靠记录的古歌的比较中去寻求的；对“流”的梳理，则要从各主要歌种流传嬗变轨迹中去把握了。通过古今歌谣的对比研究，我惊喜地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因子是十分明显的。如汉代浙江谣谚“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与近代浙江歌谣“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几乎同出一辙，两千年的时空，如同一瞬间。又如汉代浙江情歌“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垣”，将男女相爱之情以葛藤相缠比之，与近代浙江情歌“牵牛缠树死不放，哥今缠妹要成家”，也几乎同出一辙。又如明代流传于江南的“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袋口，都将京里抖”一歌，与近代浙江歌谣“省长命令发落，县长作威作福，乡长买田起屋，保长吃鱼吃肉”，也实系一脉相承。上述例子说明，世上一切事物，其源流之间，存在着相似得惊人的传承因子，只是表现手法在不断创新罢了。寻求这种流传的轨迹和因子，将有助于社会主义新歌谣、新诗篇的健康发展。又鉴于“流”的特征不仅反映在歌体、风格的嬗变上，而且还反映在时代和地域特色上，故本书最后立了“当今浙江歌谣的地方特色”一章，目的是除了认识主要歌种流传嬗变规律外，还从地方特色中去认识“流”的多样性，并提出了“地方特色是‘流’的一种表现”的初步见解。

《古诗源》的辑者清人沈德潜将古诗的“源”与“流”比作“昆仑之源”和“九河”之水，并认为“探其源”、“沿其流”的目的是为了“穷本知变”，有益于“诗教”。此意亦即今人说的循流溯源是认识一切事物的出发点，也是创造新事物的依据。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昨天的流，就是今天的源；今天的流，就是明天的源。源与流不可分割，是永远的传承创新关系，而“穷本知变”特别是“知变”二字，才是真正的目的。本课题的研究，其意实也在于能对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有所借鉴、有所裨益。

本课题从立意到写作的全过程中，除得到钟敬文、贾芝等老一辈民间文艺家的指导外，还得到周大风、洛地、马骧、吕洪年、萧欣桥、董校昌、顾希佳、徐宏图、胡学彦、陈惠芳等的指教。在资料汇集过程中，得到浙江图书馆王效良，浙江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尤钟麟、省群艺馆朱晓明等的帮助。在课题申报和申请出版资金的过程中，更得到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及黄大同、余东东、罗永祥、蒋中琦等的关心与支持。值此书稿得以付印之时，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对浙江古今歌谣的评介和源流的探索，是一项难度较大的研究工作，虽有一分心愿，但仍属尝试阶段，评述不当或舛误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指正。

朱秋枫2003年8月18日

于浙江省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