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办理浙江大学的思想和实践，是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一份珍贵财富。教育学院长期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张彬教授将探究老校长的办学理念，总结其治学经验，弘扬其求是精神，为当代大学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作为心中的夙愿和应尽的责任。

由张彬撰写《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书列入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全书分“奋斗一生”、“治校方略”、“办学理念”、“人格魅力”、和“东方剑桥”五章，书的前后附有竺可桢校长办浙江大学时的38幅珍贵照片和“竺可桢学术活动纪要”。

竺可桢是我国杰出的大学校长之一。他于1936年4月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至1949年4月卸任，历时13年之久。竺可桢任校长期间，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频繁搬迁，经费严重短缺。然而，就在如此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在一般高等学校撤并、紧缩的情况下，他百折不挠，苦心经营，使浙大不仅没有在战乱中解体、削弱，相反得到长足发展，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崛起成为国内有影响的大学之一。

第一章奋斗人生

 一、刻苦求学志在科学救国

(一)童年的启蒙教育

(二)初离家乡 学习新知

(三)留学美国 继续深造

 二、执教高校填补地学空白

(一)创办东大地学系

(二)编写地学新教材

 三、筚路蓝缕开创气象事业

(一)筹建气象研究所

(二)推动气象台站建设

(三)培养气象专业人员

(四)开展气象科学研究

 四、历尽艰辛 旨在浙大崛起

(一)肩负重任 出长浙大

(二)率领“文军”辗转西征

(三)艰难之中 发展壮大

 五、踌躇满志献身科学事业

(一)指明方向 规划蓝图

(二)综合考察自然资源

(三)积极倡导科普事业

第二章治校方略

 一、竭诚尽力吸纳专家学者

(一)多方罗致 海纳百川

(二)三顾茅庐 礼贤下士

(三)创造条件排忧解难

 二、呕心沥血创造办学条件

(一)想方设法争取经费

(二)努力改善校舍环境

(三)保护充实图书仪器

 三、宁缺毋滥招收优秀学生

(一)联合招生统一标准

(二)严格把关杜绝后门

(三)资助奖励贫寒子弟

四、教授治校实施民主管理

(一)健全机构厘定章则

(二)遴选教授分工负责

(三)校务公开作风民主

 五、德智并重注重教育质量

(一)教训合一的导师制度

(二)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三)举办丰富的学术演讲

第三章办学理念

 一、立足本国关注世界潮流

(一)继承传统去芜存菁

(二)放眼国外吸纳创新

 二、目标高远造就各界领袖

(一)高标准的培养目标

(二)严要求的训练方法

 三、多重使命尽显大学功能

(一)社会责任：服务地方 改良社会

(二)道德责任：海上灯塔社会之光

(三)学术责任：振兴科学 繁荣文化

 四、制定校训弘扬求是精神

(一)精辟阐释求是内涵

(二)切实践履求是路径

第四章人格魅力

 一、学者风范堪为师生表率

(一)勤奋严谨博识专精

(二)提携后学 热心至诚

 二、鞠躬尽责全力操持校务

(一)勇挑重担 忘我工作

(二)清正廉明 克己奉公

 三、胸襟开阔集聚师生合力

(一)关心学生平易近人

(二)尊重教师 平等待人

 四、不徇利害以真理为依归

(一)明辨是非 惟求其真

(二)挺身而出 保护师生

(三)仗义执言“千古奇冤”

第五章“东方剑桥”

 一、迅速壮大跻身国内一流

(一)扩充院系 力谋发展

(二)名师云集 教坛生辉

 二、科研为重研究成果累累

(一)科学研究 蔚然成风

(二)学术成就 国内瞩目

 三、英才辈出遍布国内海外

(一)求是学人俊彩星驰

(二)求是精神代代相传

附录 竺可桢学术活动纪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竺可桢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早在青年时代，他为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远赴美国学习现代科技知识，专攻农业和气象学。学成回国后，他先在高等学校服务，将所学知识介绍到国内，并在东南大学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其后，筹建和主持气象研究所，开展气象科学研究，奠定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基础。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外敌入侵的艰难环境中，率领学校辗转西征，不仅保全和培植数量可观的教授和人才，而且使浙大迅速崛起，跻身于国内先进大学行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领导职务。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竺可桢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求是的一生。他是我国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是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他在教育、科技界所做出的贡献，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他强烈的爱国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崇高而坚定的信念，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一、刻苦求学志在科学救国

竺可桢出生的时候，正是外国列强不断入侵，中国遭受丧权辱国之痛的年代。他的家乡绍兴是江南较为富庶的地方，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米行，但随着国势日蹙，民生凋敝，米市的生意也越来越不景气，全家的生活日益艰难。

竺可桢出生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外国列强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封建的传统教育相形之下更显得陈腐落后。19世纪末，新式学堂在各地陆续开办，到国外去留学已成为有志青年的大胆向往。

竺可桢自小刻苦好学，稍长便离开家乡到上海等地的新式学堂求学，随后考上第2届庚款留美生，赴美国深造。他对自然科学特别感兴趣，一心走“科学救国”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便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和气象学作为自己的研读方向。1913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研究院气象学博士学位。P1-2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但凡能赓续流传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苦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

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其成功或是错误(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给以阐析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为了纪念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提供参考。

现今的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师资、设备、水平哪一方面来说，当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那些大学。然而，这些老大学毕竟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许多大学的发展做着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而某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其相关连的有形资产。所以，这些年来，不少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图书、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底蕴。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且迟至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我反反复复讲这些老生常谈，决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因循守旧。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蒙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真理不怕重复，至少是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为何物而盲目自信的所谓权威人士，更应该经常忠言直谏(请原谅我又用了一句陈腐话语)。我们这一代高等教育工作者，亲身经历此类弯路太多，因而才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也才有如此深切的醒悟。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造与优化自己，包括相关理论、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实践等方面。现时人们总是片面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殊不知教育还必须正确引导社会的走向。教育史不仅记载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教育如何促进社会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如何纠正时弊乃至推动社会变革。教育并非总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惨痛的教训，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20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自己却惟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并且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铸而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我想，《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出版，当可使读者重温这些著名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并从他们的生平业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养分。

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在于他们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塑造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段，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育与国际接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们还善于节约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致较大的效益，使学校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儒雅风貌，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野、知识更新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可能有超越前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恪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人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成效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尽管现在我们大家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所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期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还有精神文明。如果本书系能增强读者在这方面的醒悟，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回顾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具体运作还有一点儿看法，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对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真正有所认识，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宏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或更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的熟悉。平心而论，仅仅了解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况，没有三五年也很难形成校长自己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容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必也不应轻率加以变更。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逢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思熟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造成师生员工思想混乱，很难形成新的共识与默契。高校颇感痛苦的是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乃至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我期望有更多的人温故而知新，从本书系中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至少是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Orientation，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我愿读者认真体味斯言。

我热爱高等教育，尊重前人的劳绩，更关心现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用美好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先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必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刻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编撰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学术研究需要凝结朝气蓬勃的学术力量，发挥团队的智慧。为了保证本书系的学术水平，我们从全国多所大学广泛敦聘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襄斯举。我们很高兴，本书系的撰著者，都是多年来活跃在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旧友新朋，为了共同目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囿成说，勇于创新，各展学术个性，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两年来，孜孜兀兀，笔耕不辍，对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办学特色作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考辨，新的评判，新的结论，这是很可宝贵的，也是本书系可以欣然贡献于学术界和读者朋友的。

本书系得以顺利完成，实赖于各位撰著者的精诚合作，谨表衷心的感谢；本书系终能如期付梓出版，还有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表诚挚的谢忱。此外，我们对本书系所有被征引的资料和图片的著作者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章开沅

2003年2月

竺可桢是我国杰出的大学校长之一。他于1936年4月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至1949年4月卸任，历时13年之久。竺可桢任校长期间，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频繁搬迁，经费严重短缺。然而，就在如此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在一般高等学校撤并、紧缩的情况下，他百折不挠，苦心经营，使浙大不仅没有在战乱中解体、削弱，相反得到长足发展，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崛起成为国内有影响的大学之一。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像竺可桢当年创造了何等样伟大的奇迹：“上千的人，驮着一个大学，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奔走万里的路程，经历六七省的地域，世上的人们，欣赏着他们的工作，来通力合作，渐渐增加着驮负的行列，到2倍，到3倍，到4倍；经过10年漫长的时间，又凭着4000人的力量，依然驮回来，不能不算是5000年来的奇迹。”我们可以发现，竺可桢身上确实有一种创造奇迹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科学救国”的执著信念，来自振兴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来自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更来自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这种力量吸引了一大批专家教授，也吸引了莘莘学子，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不畏艰险，不怕困苦，勤奋教学，刻苦钻研，谋求发展，创造辉煌。

作为一名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有着创办一流大学的理念和决心；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在办学实践中处处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立足于本国文化基础，努力学习和探索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并把两者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办学目标上，他将大学教育与拯救中华、转移国运这一神圣职责联系在一起，时时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使命感。在办学方法上，他既重教学，更重育人，着眼于养成经世治国的栋梁之才和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在教师聘任上，他竭诚尽力，豁然大公，有知人之明、容人之度和用人之量，使浙大拥有国内一流的教师队伍。在学生训练上，他强调基础和学科渗透，注重批判能力培养，要求具有清醒而富于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和努力为公的献身精神。

竺可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办理浙江大学的思想和实践，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份珍贵财富。笔者身为浙江大学一名从事教育史研究的教师，探究老校长的办学理念。总结其治校经验，弘扬其求是精神，为当代大学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是心中的夙愿和应尽的责任。此次有幸成为《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编写组成员，承担竺可桢校长一书的撰写工作，得到主编章开沅先生、余子侠先生的指教，获益非浅，深表谢忱。为真实反映竺可桢的思想和实践活动，笔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反复拜读竺可桢的日记，较多引用日记中的材料。浙大老校友和教育界、科技界人士为纪念竺可桢校长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和学术论文，浙大校史编辑组为保留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做了很多史料收集和研究整理工作，这一切都是本书参考和汲取的重要资料，在此无法一一说明，特向各有关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李更生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竺可桢的大学理念》，为本书撰写提供不少启发和帮助，李更生、唐晓明和邹红娟在史料收集方面给予笔者很多帮助，浙江大学档案馆提供了许多有关竺可桢的照片资料，一并表示深挚的谢忱。

张彬

写于200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