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媒体反复宣扬全球化贸易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每一个人。但是你能感受到全球市场竞争，纺织品配额，进出口关税这些抽象的经济学术语怎样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么？本书将带您目睹一件T恤从生产制造到销售的全过程，一定能让您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运作有全新的认识，进来看看吧！

在《T恤的全球之旅》中，商务教授皮厄特拉·里佛利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精彩的环球旅行，向读者揭示了她价值6美元的T恤背后的真实故事。从西得克萨斯的棉花农场到中国的纺织品生产车间，从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到非洲的二手服装交易市场，里佛利通过这一件简单的产品考察了当今的国际贸易。里佛利收集撰写的这些故事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同时还表明全球化的批评者和拥护者都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当里佛利在世界各地与参与到她的T恤故事中的商务人士交谈时，她被迫要去检验她自己对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影响的看法。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里佛利希望她讲述的T恤故事能揭示全球自由贸易带来的难以拒绝的好处，反全球化运动给大家的是一些引起误导的观点。但是，她发现“自由市场”通常都根本称不上自由；自由贸易坚定的支持者们实际上经常从对贸易的限制中获益；而宣称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通常则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虽然当今有关全球化的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竞争性市场到底是带来灾难还是光明的前途这一问题上，但里佛利发现．她讲述的T恤的故事涉及更多的是权力和政治。

《T恤的全球之旅》通过一件简单的T恤来揭示全球化争论中的政治和整个人类的一个侧面。这一故事说明，任何产品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伴随着一个引人入胜的经营过程，身处其中的普通大众对这些产品(或产品的组成部分)寄予了自身的希望和梦想。而要实现这些希望或梦想，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毁誉参半的。普通大众通过T恤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故事向人们展示出一副惟妙惟肖的全球化政治和经济图像。

中文版序

序言学生游行促成了一位商务教授的环球之旅

前言调查T恤生产地

第一篇 棉花王国

——美国如何主导全球棉花市场200年

第一章 海因茨在得克萨斯斯迈尔镇的棉花农场

第二章 美国棉花的历史

——通过压制劳动市场而获胜

第三章 回到海因茨农场

——上帝从不会给补贴带来风险

第二篇 中国制造

第四章 棉花运到了中国

第五章 向谷底的长距离赛跑

第六章 历史上的姐妹们

——农场、“血汗工厂”及现代变迁

第三篇 在边境的麻烦

——T恤回到了美国

第七章 各利益主体相互缠斗在一起

——政治如何管制全球服装贸易

第八章 T恤贸易政策的错位影响和意外的结果

第九章 四十年的“暂时”保护将于2005年终结

——中国将夺取一切

第四篇 我的T恤最后进入了自由市场

第十章 救世军收到的T恤到什么地方去了?

——日本、坦桑尼亚和旧衣工厂

第十一章 小企业家怎样把美国的旧T恤运到东非

结论

致谢

注释

在上海发展的城市群的另一边是一群被农田包围着的建筑。从外面看，那些工厂就好像是乡村学校的校舍。而在里面，海因茨的棉花又一次被改变了形态，这一次是从棉纱到布料。

绕在筒上，形状像汽车旅馆里面的小桶形状的纱线从货车中卸下，被送往纺织机前。随着织物重叠着从机器中慢慢、有节奏地落下，一位孤单的巡视员仔细地盯着一面大镜子，照看好两边的织物，防止瑕疵的出现。在工厂的第二层，那些布料被裁剪成片：袖子、前胸、后背、领子。在美国，T恤的裁剪过程一般都不是手工完成，而是一个涉及到激光探头、软件和大量资本的生产过程。然而，在上海光明服装厂，裁剪是由人来处理的，一群显得匆匆忙忙的工人操弄着大锯子、小锯子和平剪把布料裁成片。那些裁剪好的片料被堆放在洗衣店里用到的塑料桶内，然后运送到缝纫车间。

P73

得知《T恤的全球之旅》即将以中文出版，我无比高兴。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我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他们对国际事务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和兴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无论何时与他们讨论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我总能获得一些新的见解。此外我幸运地多次造访过中国，当然，我还期待着能再次访问。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将那些热情接待过我的人联系在一起。

我对中文版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正如读者们将要看到的，中国在我所讲述的故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我的T恤的故事中，对中国的重要性做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分。从原料棉花到纱线、布料以及最后的成衣，中国在我的T恤赖以形成的政治、市场环境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本书在2005年春以英文出版之后，国际形势又有了很多新的变化，所以在这里我也很高兴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些更新的信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从2005年1月1日起，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的贸易模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天标志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管控世界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多纤维协定》(MFA)走向了终结。在《多纤维协定》下，美国以及许多欧洲的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强行施加数量或配额限制。

《多纤维协定》的影响极其复杂，但从近几年看，最重要的影响可能就是限制了中国向美国以及欧洲的出口。在那些没有实施配额限制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和澳大利亚，中国占有着大约80％的市场份额，但在美国以及欧洲市场上，由于严厉的进口限制，占有的份额不到20％。这些限制在2005年1月1日废除之后，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就如洪水一样涌向了美国以及欧洲的港口。例如，从废除开始之后短短的几个月内，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棉织T恤的数量就增长了10倍之多。

欧美纺织品生产行业很快就对此做出了政治反应。欧盟采取措施重新对中国实施配额限制，而且通过谈判还达成了额外的限制，这些限制将一直实施至2008年。在2005年夏季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同时，来自中国的服装在欧洲的港口大量积压，欧洲的零售商们极力地想得到这些服装，而那些生产商想要的则是将其拒之门外。所谓的“欧洲胸罩大战”最终在夏末得到了解决。

在美国，从中国如洪水般涌入的服装也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加剧了中国、进口商与美国国内的生产商之间的冲突。就如在欧洲的情形一样，经过几个月的短暂体验之后，自由进口的大门又关上了，来自中国的进口纺织品还要经受3年的数量限制。再一次地，美国在向世界宣扬自由贸易的同时，由于国内纺织行业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对其采取了保护措施。

最后，在2005年末WTO香港会议期间，穷国与富国之间再一次地相互较量。日本富裕的谷农、美国的棉农以及欧洲的玉米种植者们寻求保护的不仅是他们的收入，同时想得到保护的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而穷国的代表们指控富国对农业的保护延缓了他们参与全球经济的步伐。从而，2005年的结局就跟本书记述开始的地方一样，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又一次表现出让人不安的冲突。虽然富国之间的冲突集中的领域是那些高技术行业——医药、软件、航空器——富国和穷国则仍旧在那些基础行业——棉花、大米以及玉米产生争议。

虽然在中美之间，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总是集中在紧张的贸易关系上，但对这一紧张关系的回顾就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两者相互依赖的例证，而且这一相互依赖的关系对两国而言都将是利大于弊。在1983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中美之间没有紧张的贸易关系，同时也没有两国之间的贸易。

《T恤的全球之旅》一书已翻译成10种语言，在过去的一年中，这本书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包括列人由《金融时报》一高盛投资银行(Financial Times-Goldman Sachs)评选的年度最佳书刊的候选名单，以及被全美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称为2005年最佳金融和经济学学术书籍。受到如此之多的积极评价，我当然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满足，尤其是以各种语言在各国出版更是如此。可能这本书会和我的T恤一样做一个全球的旅行。

最后，我还是要表示我对此书翻译为中文的喜悦。我希望中国的朋友就如同我在中国期间体会到的快乐一样，能从本书中得到读书的乐趣。

欢迎中国的读者提供宝贵意见。

               皮厄特拉·里佛利

                 2006年春

              rivolip@georgetown．edu

我的T恤的故事是一些见闻的拓展，因此它不能形成什么理论，或是明确的解决贸易以及全球化中的争论。我的T恤的故事也不能一般化用于处理全球化的问题。因为这个产业、产品以及国家都是惟一的。但即使是这样简单产品的故事，对许多没有解决而且还处于争论的问题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过去的5年，开始仅限于街道抗议的反自由化运动已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主流。在2004年国会和国家选举中，当候选人被迫对贸易协定、外部采购、劳动力标准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公开他们的立场的时候，这种发展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在200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由诸多团体组成的一个广泛联盟抗议那些跨国服装公司，声称他们是在“血汗工厂”里生产出运动服，这个转变就显得更为明显。当商业机构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赞赏自由贸易和竞争市场作用的时候，其他组织的一些人则担心无情市场力量的作用，尤其是对工人而言。现在关于市场竞争是好是坏的争论至少有些被我的T恤取代了：不管竞争市场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在我的T恤的世界旅程中，它实际上几乎没有进入过自由市场。

由于国家政策长期的传统是保护农民免遭一系列的风险，如价格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气候风险，所以我的T恤诞生于得克萨斯。虽然美国在棉花农业的种植技术和买卖上显示出很强的创造力和适应性，但这种趋势是靠美国的经济、教育和政治基础结构来支撑的，因为它们培育了方便种植者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有效的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

支配T恤的全球生产的游戏规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他们不断地推动市场和修改劳动法以及可接受的公司策略。我的T恤产于中国，一个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劳动力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国家。全球化的支持者的最佳目标是美国式的大的跨国企业，但在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中大部分企业都是相对小的家族企业(雪利制造公司、上海光明服装厂、泛美贸易公司、海茵茨大农场)，而不是大的跨国公司，在我的T恤生命历程中两个最大的企业(上海市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和上海第三十六棉纺厂)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我的T恤从中国到美国的旅程被非常多的政治限制网所控制，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的生产者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保护来排除市场威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在零售阶段或者是被扔进救世军的捐助箱以后，我的T恤的历程才是一个完全关于市场而不是政治的故事。政治反作用于市场，政治保护市场，政治包含市场，而不是在市场上竞争，这才是我的T恤生命历程中主要的内容。单纯对市场持赞扬或批评的态度都是危险的，都是对世界贸易的过度简化。用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的话来说：“那是政治，笨蛋。”

我们也许可以把所有的保护性政治策略看作对市场机制进行的人为干扰。事实上，把市场机制看成是适者生存的生物进程是非常流行的，在这里最好是什么都不用去管。但作为经济政策，干扰就可能少于最佳水平，这是很正常的，实际上我们对经济的干扰多于最佳水平才是实际情况。有什么比从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的世界寻求保护更自然的呢?

然而，我的T恤的故事不是一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例子，而是一个卡尔·波兰伊“双向运动”的标准事例，在这一运动中，市场的力量与对要求保护的需求相互结合。这种保护要求不仅仅是来自纺织工人或是棉花种植者，同时还来自世界各地对国际贸易感到焦虑的人们，甚至：是他们的收入随着贸易在增长的情况下。在一些情况下，政府保护让穷人们的情况变得更糟(如美国的棉花补贴)，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也会使穷人们的情况变得更好(如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市场和政府保护都是本故事的核心。

贸易和贸易理论都不是始于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家出现很久以前，世界上就有纺织和服装的贸易，以及围绕这些贸易的争端。在很长一段时间，贸易不是经济分析的对象，而是道德和宗教争论的对象。事实上，仔细研究早期基督教关于贸易的争论，我惊讶地发现经济学竟然没有参与有关贸易问题的经济讨论。。经济学家经常对非经济因素影响贸易政策感到非常绝望，但以长期历史观点来看，我们能够看到，经济因素只是最近才加人到贸易讨论中去的，更不用说去主导它了。因此道德因素继续充斥于贸易纷争中一点都不意外。

如果“双向运动”能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那么我的，T恤揭示了：道德和政治的讨论在现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我的T恤历程中的一些参与者——尼尔逊·海因茨和北卡罗莱纳州的纺织工人们——获得了一些保护。很少一部分参与者——埃德·斯蒂芬和吉奥弗雷·米龙柯——通过市场的竞争要么成功，至少也是应对自如。但“双向运动”中双方的人数都不多。例如，大部分非洲的棉农既不能享受政治的保护，也没有市场机会，也没有学习技术的机会，甚至连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也没有。在中国，虽然大部分“血汗工厂”的劳动力为可以离开土地而欢欣鼓舞，但不少年轻妇女的劳动权益仍然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不是市场力量的残酷导致数百万的非洲农民和亚洲“血汗工厂”工人的悲惨命运，而是被排除通过市场竞争，或者是参与到政治之中从而获得保护的权力之外，或是两者一起造成的。

这种排斥既发生在那些仍然限制市场(非洲政府)，或者是没有给予公民发言权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发生在那些对贸易政策仍然维持双重标准的发达国家(美国政府)。幸运的是，积极的改变正在进行。减少农业补贴、民主化以及给予穷国在谈判桌上一席之地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前进。

旅行结束之后，我认为贸易道德方面的因素会比经济方面因素更加让人关注。经过仔细研究两次世界大战，前国务卿康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相信贸易是和平的一种手段：

我认为你不能把经济因素同战争与和平分开。在任何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战争，你不可能仍希望商业贸易还可以回到和以前一样……而且我还注意到战争是由于经济竞争引起的，因此……我相信如果……通过国家间低的贸易和关税壁垒，扩大贸易往来，消除贸易的国际摩擦，我们就在减少战争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当我沿着我的T恤在世界旅行时，每个人都给我介绍下一站，然后接着下一站，直到我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了很多朋友：尼尔逊与露西·海因茨、格瑞·桑德拉、帕特里克和詹尼弗·徐、穆罕默德和古拉姆·德济、吉奥弗雷·米龙柯、奥齐·坦笛洛、埃德·斯蒂芬、苏琴和陶永芳。如果我不同意康德尔·赫尔的观点，我怎么会列出这份名单呢?那些在世界经济中经营T恤的得克萨斯人、中国人、犹太人、西西里岛人、坦桑尼亚人、穆斯林信徒、基督教徒，白人、黑人和棕色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事实上，比相处得融洽要好得多，非常谢谢你们。上述这些人以及几百万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在棉花、纱线、纤维和T恤的贸易下联系在一起。当他们在和T恤链中的下一家联系的时候，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在为保持和平添砖加瓦。

因此，对乔治城大学台阶上的年轻女士我该说些什么呢?这个女士是如此关注“向谷底赛跑”中劳工压榨的罪恶，如此关注她的T恤是在什么地方，以及怎么生产出来的。我会告诉她要感谢市场和贸易及时为她的姐妹们所做的一切，“血汗工厂”的生活把她的姐妹们解放出来，她还必须关注那些只能呆在农村的人的命运。我会告诉她，被保护在市场威胁之外比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遭受的贫穷要多得多，如果她还有剩余精力，她应该更关注于让人民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而不是想办法取得更多的市场保护。而且我会告诉她是站立在谁的肩膀上，告诉她在历史上的兄弟姐妹们做出的努力，以及由他们的努力使世界发生的积极变化。我还会告诉她仅仅5年时间，我就能看到她自己这一代所造成的不同，而且有一天，人们又会站在她的肩膀之上。我会告诉她，耐克、阿迪达斯、盖普需要她的持续关注，沃尔玛和中国政府也是如此。我会告诉她，苑芝需要她，“血汗工厂”的下一代以及棉农需要她。我会告诉她，看问题要多方面综合起来考虑，但应该继续前进。

“皮厄特拉·里佛利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T恤的全球之旅》一书记述了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幽默而又富有戏剧性。同时，此书不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详尽的事实，以及对政治经济的独特见解。”

——查尔斯．S．佩尔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主任

“《T恤的全球之旅》一书用宏大的叙事手法，向人们讲述了全球化的故事，它同时又是一本旅行见闻录，一本有关历史、经济的书籍。全球化批评人士读了这本书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自由市场力量缺失的情况下，落后国家将不可能脱离贫穷，而政策制定者们将能从这本书中获取大量有益的经验。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

——彼得．J．多尔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资深经济学主编 “皮厄特拉．里佛利教授将晦涩难懂，只有潜心研究政策的人们才会去学习的贸易政策问题予以了拟人化的叙述。她抓住了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之处，生动地说明了特殊利益是怎样影响到在全球竞争中谁将成为赢家，谁将成为输家的。”

——罗纳德．J．索里尼前大使、贸易谈判和立法事务主席

“里佛利将从事纺织和服装工业的个人、公司以及国家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富有力量而又充满矛盾的全球化，而我们一直以来想象的都不是那样。”

——H．理查德．弗里曼马奎特大学国际事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