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用苏格拉底对话录形式写成的著作是西方文艺理论系统发展的真正开端。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诗人的观点,是西方作家理论的真正源头。追根探源,虽然在柏拉图以前文献的书简残篇中,还可以找到其他的零星表述,但是,对模仿说和诗人灵感神授说这两种朴素思想进行认真的思考,并将这种文艺观与世界观联系起来,且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应该首推柏拉图。另外,他对诗歌功用说的独特看法又使他成为诗人实用说的最初倡导者。
他对诗人“迷狂”的阐释和他主张的“灵魂回忆说”强化了诗人灵感神授和诗人分有神性的传统观点。他的“理式”论与“镜子”之喻,以及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的观点,奠定了诗人模仿说的基础。他从构建理想国的需要出发对文艺教化作用的阐发,是诗人实用说的先声。柏拉图的诗人观对西方作家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柏拉图关于诗人的基本思想
首先,在他的对话录中,柏拉图提出了“迷狂”,“灵魂回忆”和“灵感神授”等概念,总结了诗人神性说的朴素认识,道出了浪漫主义的先声。
原始人类处在一个他们自己认为是人神共处的社会。在他们心目中,一切奇迹的发生都是因为神的意志或神的参与。于是,诗人“灵感神授说”也像人类最古老的信仰一样朴素。人类早期的诗人和歌者几乎都相信诗的灵感来源于神明的启示。伟大的荷马(Homer,约公元前九世纪到前八世纪)在他的史诗“序曲”中就呼唤诗神缪斯,请求神授予诗人灵感。另一位大诗人赫西奥德在《神谱》的“序曲”中说他在赫里岗(Helicon)山上牧羊时诗神教他歌唱。可以说,“神授灵感说”几乎和诗歌的源起一样遥远。
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对文艺本质的阐述和对诗人特性的表达。“灵感”一词本身就含有“神助”、“神启”、“陶醉”、“迷狂”、“天赋”等意。在希腊文中原意为“神来附体”,“神灵感发”。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戏剧艺术达到鼎盛时期。古希腊戏剧起源于酒神祭礼,典祭者于酩酊大醉中载歌载舞,于如醉如痴中吟诗唱歌。每逢要事大典,女祭司都要在烟雾氛氤中宣示阿波罗的神谕。后来所谓“迷狂说”盖源于与此相关的推断。
柏拉图发挥了希腊文化中的“灵感说”,阐明了灵感的来源,及其在诗人创作中的作用和表现状态。柏拉图认为灵感的动力是诗神。所谓灵感,就是诗神凭附后的神力驱遣。“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通过这些环。神驱遣人心朝神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灵感的源泉是神,诗人只是接受赐予,传达神的启示。“这类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最平庸的诗人有时也会唱出最美妙的诗歌。”P4-5
这是一本关于作家的书。所谓作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语境中,也可以称为诗人、艺术家和作者等。由于诗歌的历史最为悠久,由于诗歌在人类大多数时期都是现在意义上的文学的主要形式,也由于诗歌最能代表文学的品质,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诗人”这个称号被普遍用来指称文学的作者。
维柯说:“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新科学》)这就是说,诗人和诗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诗人,又可以看成是诗性的代表。所谓诗性,不仅是诗人的特质,也是人人都具备的属性。所以,对诗人和作家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人的诗性存在的关注。
书中有哲人和思想者对作家的界说与期许,有对作家的人生选择和文学创作关系的探讨,也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与分析。也就是说,本书从作家理论、作家评论和作家作品阐释等三个层面来理解作家,希望能得出对作家的整体把握。
作家理论是把作家当成一类人来看待,论说作家的角色、职责和创作动因。作家评论是把作家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就像是一般的文学批评对作品人物的解读一样,把作家当成文学世界中的一个人物,重点分析他的创作思想的形成。作家作品阐释是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从中看出文学批评观念的差异。
自文学产生以来,对作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对作品也往往有不同的解释。这里表达的是尽量贴近作家的本来面貌,尽量揭示作家本人的创作思想,尽量从作家的角度理解作品。在作品的选择上,尽量挑选作家的代表作和心爱之作。简单地说,哲人和大思想家对作家的论说在前,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和阐释,文学理论与作品评论相结合,表达对作家的理解与期望。
作家理论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古老的领域,也是一个很新的领域。这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最本原的命题,也是一个当代文学研究中最为疏离、最被忽视、被有意淡忘和遗落的话题。
正像对作品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一样,自古以来,人们对作家(诗人)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在西方文论史上,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诗人的非难和同时进行的对诗人的辩护。
为了有利于培养理想国的保卫者,柏拉图坚持对诗人进行严格的审查。他的借口是诗滋养欲念。亚里士多德则说,诗更有助于宣泄情绪,净化心灵。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以上帝的名义斥责过诗人模仿的拙劣。而普罗提诺则从对太一神光的赞美中启迪了诗人通过艺术体验接近神性、返回心灵故乡的可能。文艺复兴时期,高森把诗人和吹笛手、演员、小丑等放在一起,把他们比做国家和社会的蝗虫,要求对之展开痛快的严惩。他反对诗的理由是:诗是谎话的母亲;诗是腐化的保姆,使人染上许多瘟疫性的欲念。锡德尼爵士对此写下著名的《为诗辩护》,对其所责难之要点逐一进行了反驳。他得出的结论是:自然的世界原是铜的世界,诗人则为人类铸造一个黄金的世界。
通过对艺术发展史的考察,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在法律和政治关系发达的现代,时代的平淡无奇使艺术创造狭窄平庸。艺术因而失去了发展的沃土和良好的前景。艺术的地位将走向衰弱,艺术的灵魂将走向分裂,其精神最终将被哲学所代替。艺术让位于宗教和哲学,成为理念自身发展的必然。
另一次比较著名的论战在两个私下里关系不错的好朋友之间进行。英国作家皮科克于1820年发表了《诗的四个时代》,对现代诗人提出了批评:在科学突飞猛进、使人类生活舒适、给世界带来文明的现代社会里,诗歌只是一种不合时宜、毫无用处的东西。诗人是文明社会里的半野蛮人。这种论调遂激起了大诗人雪莱“神圣的愤怒”。次年,雪莱以《诗辩》为题,为“被侮辱的缪斯”进行了全面的辩护,并激情洋溢地宣称:诗人是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人类的导师,是人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对于诗人的类似的责难一直都有,为之进行的针锋相对的辩护也一直不曾停过。只是,这种辩护似乎都发生在很久以前。进入20世纪,文学的领地日见缩小,文学作者的空间日渐受到挤压,为作家辩护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到了20世纪中后期,关于作家,提得最多的话题是“作者死了”。
从历史的回顾上看,作者之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因为这原本就是文论史上一个经常的话题。所以,当解构主义把“作者死了”提出的时候,我们不感到奇怪。感到奇怪的是呼应者众,默默者居多,而对之反驳者却寥寥,能够为作者辩护者很少,声音也很小。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解构主义之“作者死了”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诗人的种种责难有截然不同的意味。按照笔者的理解,作者之死的意思大概有三:一是对语言的怀疑,对语言学文论的反驳与否定;二是对理性的颠覆,对所谓逻各斯主义的反驳与否定;三是对信仰的否定,对一切所谓权威意义的否定。作者之死的论断包含着对作品初始意义、终极意义和对作品载体形式——语言等的全面否定。作品的初始意义指作者的意图,终极意义指对上帝造物与人类理性的信仰,语言意义指人思想载体的可靠性。作者之死的论断是全面的彻底的否定作品意义,否定人的理性的可认识性,否定信仰的实在,而肯定作品的虚妄本质。这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所谓“死亡”与“终 ,结”:历史的终结,语言的虚妄与狂欢的徒劳。
从理论发展上看,作者之死是20世纪文论重形式、重阐释而轻内容、轻意义的发展趋势使然。解构主义假借读者狂欢的名义促使了作者之死,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终的读者之死。换言之,作者之死实际是意义之死,而意义之死受害最深者、被麻痹最重者是读者,最容易导致的结果是读者之死。文学没有了意义,就意味着文学之死。回想起黑格尔关于艺术消亡论的预言,文学之终结留下的空白如果只能由知识、技术、哲学、宗教来填补。这是一个大问题。
20世纪文学批评的巨大缺憾是:对于文学的现象,我们一向阐释得过多;对于文学的生成,我们已经遗忘得太久。以至于当作者之死被提出之后,很长时问,我们无法回应。我们亦无所适从。其实,所谓作者之死是个纯粹学术的命题,一般读者根本不会真正在意。然而,文学的日渐衰弱和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作者之死的提出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与文学的衰弱和边缘化应该是有联系的。找到其中的征候和原因是应该的。
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的重新构建也许还是要从关于文学和作家的基本命题开始。文学是因人而产生的,因作家的书写而存在的。文学的状况与作家的境况是密切相连的。
所以,找回文学的意义,唤回人们对文学的热情是必要的。由对文学意义的阐发回溯到对作家的重视,有回到源头的意思。从文学发生的源头开始,是一个可以而且可能的途径。由此寻找文学感动人心的力量,寻找回来文学对生命对人类的关怀和热忱。这是本书的意旨和努力方向。
本书以作家理论为主,结合对作家创作理念的评论,把文艺理论、创作实践和作品分析放在一起考察。以理论作为一种理想和期望,佐证以对作家的创作实践评述;以理论审视创作,以创作回应理论。从而找出文论家的理想与作家创作实践之问的契合和差距,这样,或许能够为当代文学和作家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
西方第一位系统阐述作家理论的是柏拉图。在他的诗论中,诗人有三种不同的角色:第一种角色,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即灵感神授者,这是就诗的创作状态而言。第二种角色,诗人是模仿者,即是对与真实世界隔了一层的现实世界的模仿,这是从他的模仿说得出的结论。第三种角色,也是实用的角色是颂诗诗人,即歌颂神的至善、至美,教导青年勇敢、节制,这是他构想理想国时对诗人提出的要求。柏拉图的诗论既为西方作家理论做了坚实的奠基,也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原创意义。
亚里士多德把作家理论引向了不同的方向。他说,诗人写诗不是因为神灵凭附,乃是出于人喜爱模仿的天性。诗人因各自性情不同而从事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诗比历史更有意义,更能表达真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希腊哲学中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两个人的师承和见解给西方文化带来了同中存异,异中有同的源远流长又壮丽无比的思想景观。
古罗马时期的朗吉努斯从诗歌风格与诗人心灵的密切联系的角度拓展了作家理论。他说,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这种崇高的风格既依仗天赋,又可以后天培养和习得。培养的途径是:到大自然中观高山飞瀑,在古代经典中修养品性,同时既需得挣脱奴性的枷锁,又要能够超越物欲的引诱。朗吉努斯所讲的作品的崇高实际映衬的是作家人格的高尚和创作境界的宏大。
和柏拉图一样,近代思想家叔本华也把艺术的本质看做是传达“理式”,同时,他希望凭借艺术的直观帮助人们洞悉人生痛苦的实质。他于是把诗人看做是人类的明镜,并指出了以艺术直觉超越痛苦的途径。现代心理学家荣格同样看到,诗人的幻觉乃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在人类一次次陷入黑暗的深渊的时候,诗人、先知和领袖听凭自己受他们时代未得到表达的欲望的指引,通过言论和行动,给每一个盲目渴求和期待的人指出一条获得满足的道路。所以他认为,每个诗人都是在用成千上万人的声音说话,预告他那个时代的变化。诗人原始幻觉的根基是人类代代相传的集体无意识,诗人是无意识的代言人。荣格衷心希望诗人能够为天地立命,补偿时代意识的局限,指引时代新的方向,使人类文明薪火相传。
面对技术意志的统治和精于算计的现代社会,海德格尔倡导用“诗意的栖居”对抗技术的统治,从而把传达存在天命的职责郑重地交付诗人。他要求诗人“举世昏昏而我独醒,举世浊浊而我独清”。在这个神迹远去的时代,惟有诗人还能念念不忘人类被逐出的家园,还能心怀希冀地铭记“与神同在”的岁月,作引领时代转换的先行者和使徒,为“贫乏的时代”带来“未来的希望”。
本书的书名“诗性的拯救”取自第七章的内容。这一章主要论述一个关于现代诗人的悖论,即“诗性的拯救与诗人的弱小”,这句话看似矛盾,但符合实际情况。所谓“诗性的拯救”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生活中的诗性和诗意的人生。这种表述看似危言耸听,或觉大而无当,其实,自近代科学与人文日益冲突和对立以来,当人越来越物化或科技化的时候,许多哲人首先想到的是用诗意对抗物化,通过对诗性的倡导以期恢复日益被湮灭被淡化的人性。叔本华所谓“艺术的超越”、尼采之探究“悲剧的诞生”和海德格尔呼唤“诗意的栖居”等都是这个意思。诗人弗罗斯特也说:“你不会被拯救,除非你懂得诗歌;你不会被拯救,除非你有一点诗性。”(《诗全集》)
作为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在试图寻找问题的解决时,自然会想到我们的母语经典。这就像是我们感到困惑或欲重新振作时,总想要回到我们心灵的故乡一样。这就是在本书几乎每一章的开头都有汉语典籍引文的原因。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对于诗与诗性,古今中外的认识确有相同相通之处。
大凡关注作家论者都有一种理想人格或理想境界的期许。我们也相对容易会被思想家们的高论所折服。然而,“作家的生活有更多的神秘性,概念化了的形象原本是很有个性的。”(亨利·詹姆斯:《文学评论》,1984:516)的确,作家的创作实践总是比理论家对他们的期许更生动、更微妙。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会使我们对作家的理解更全面、更透彻。
作家都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他们的思想和个性都是有来路可寻的。采用作家作品对比研究的方法,可以看出作家心路历程对其创作的影响。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和作家心理分析,强调作家与作品的密切联系,注重作家创作理念的探讨。这样,既能从作品阅读中受益,又能受到作家的人生启迪。在文学评论中增进学问,励志人生。它的另一个收获是解读作家创作的秘密和作家的成长经历,了解如何成就一位作家。
霍桑想要写出具有美国民族特色的文学,写出他对人类原罪的反思和对祖先的愧疚。他在家族生活中找到了素材。通过意味深长的红字,他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如何一步步认清自己的环境和现实,又如何调整自己的写作角度,利用有限的写作资源创作出富有美国特色和特殊时代背景的传世佳作。
马克·吐温的思想历练主要来自他自己的生活。他童年快乐,少年坎坷,青年漂泊,粗犷诙谐的西部淘金岁月磨砺了他的语言技艺,幸福和谐的美满婚姻丰富了他的文字表达。他的小说读起来生动活泼,清晰有力。他一生最为怀念的是他故乡的杰克逊岛和记载了他青春的密西西比河。所以,他在小说中让吉姆和哈克乘木筏顺流而下,而不是划船运桨做劳苦状。马克·吐温太偏爱木筏上陶然悠然、自由自在的水上生活了。经过了妻子早逝,爱女夭折,投资失败等一连串打击之后,晚年的马克·吐温很悲愤,写了许多批评社会和抨击人类的文字。然而,铸就他不朽经典、也最感动他读者的还是他对童心童趣的理解和表达。童心无蔽,童言无忌。阅尽人间喜悲沧桑之后,依然心如赤子者才让我们为之动容。
亨利·詹姆斯喜欢站在窗后看风景。于是,他很讲究看风景的角度和讲述故事的方式。所以,他在人文历史遗产丰富,闲适既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又被视为一种悠久的传统和优雅风度的欧洲比在文学土壤贫瘠、生活节奏快捷的美国更能够如鱼得水。透过欧洲这个窗口,他认清了他的欧洲朋友,也看清了他的美国同胞。他也悄悄改变着自己对人生对自己的看法,这使他原本优雅的写作更优雅,原本细腻的风格更细腻。旁观者清。他的生活方式和观察视角成就了他。
劳伦斯得到的毁和誉都太多,而且都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区别仅仅在于,他的或被扬或被抑发生在不同的时代。公平地说,劳伦斯没有丝毫改变,改变的这个世界和生活在这其中的人,以及不同时代的评判标准。对于劳伦斯活着的时代,他是个先知,所以受难。他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弊病和困境,并且以为自己为人类找到了出路。于是他有些大胆而唐突。他想说的话其实很简单:让人类自然地生长;物物而不役物,当然也不物役。他这个发现的过程很缓慢,也很痛苦,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才说清楚了他想说的话。
和劳伦斯差不多,菲兹杰拉德也是用自己的生命写作。只是他人戏的成分更浓也更投入。他写他对富人的梦想和幻想,写他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包括直接写他自己,甚至他爱的人。他人戏太重不能自拔,颇有些自编自导自演自拍的性质。写作的时候他很有自知之明,能够和角色距离适中。写完小说走入生活,他马上和人物来个角色互换。他太投入了,也太过痴迷,所以他个体的生命不能持久。他把他的读者一一唤醒,他自己却越陷越深。他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亦是人性弱点的悲剧。菲兹杰拉德以自己的生命为他的时代,也为人性的弱点做了注脚和见证。
弗罗斯特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对生活审慎而认真。和英年早逝的劳伦斯和菲兹杰拉德不同,弗罗斯特享尽了天年。他的长寿得益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为了身体健康而应该做的日常活计,为了他的诗情诗才他应该住在哪里,还有他写诗的方式和对世界的态度。他写的诗歌篇幅都很短,他的创作生涯却惊人的长。他是个有情趣有智慧,懂得选择和节制的人。
不管作家创作时的思想和创作动因为何,一旦作品创作完成,读者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家作品阐释部分提示了对文学作品的不同阅读方法,和文学批评的不同写法。通过对相同作品的很不相同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可以是如此不同。进而言之,这种阐释也有助于我们领悟,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纷争。
《失乐园》是一部主题深刻、结构恢弘的史诗。这里主要讲它作为经典的确立过程,以及后来人们对它进行多方面解释所产生的歧义。这样既梳理了弥尔顿这部伟大史诗的批评历程,点出了不同时代人们关注的不同焦点,又试图找出史诗对于诗人弥尔顿的特殊意义,和诗人自己想要传达的思想。《失乐园》不是一开始就作为经典流传下来的,它的普及既得益于批评家的策略,也符合时世的需要,当然,更取决于史诗本身的特殊魅力,和它对于整个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的富有深度的启示。《荣誉之剑》是英国现代讽刺作家伊夫林·沃的三部曲总称。这里是把它当作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论证它所蕴涵的真实与荒诞。
《伊甸之东》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克晚年的一部名著,是作者本人最为看重的作品。而热爱斯坦贝克的人最熟悉的是他获奖前创作的《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对这部作品重点研读的却不多。斯坦贝克既是著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道德家。所以他的作品涉世很深,有时甚至不惜用事实报道的笔法来写作小说。他是在用文学表达自己对人类的关怀和他的道德倾向。从这个理解看,作家本人对《伊甸之东》的喜爱就不难理解了。小说讲的是两个家族三代人的移民史,小说结构沿用了寓意丰富的《圣经》模式和史诗结构,阐发的仍然是作家一贯关心的善恶选择的道德主题。这部小说之所以在出版半个世纪后重新赢得读者青睐,直接原因得益于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女主持奥普拉·温弗莉的倾力推荐。这使我们想到,经典的作品如果能找到与时尚的适当的结合点,必能更令人喜闻乐见。小说主要讲人性本性之善恶和人们自主抉择的重要。“你可以选择善良”是《圣经》中的一句话,作者通过认真的考证做出了新的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年轻一代克服心理阴影和障碍,重塑善良的人生指明了道路。经典重读是个永远的话题。如何阅读,以及如何让年轻一代喜爱读,《伊甸之东》的再度热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文明的开端》是房龙的名篇,“智者的启蒙”是笔者翻译完此书之后写的译后记,记述了对房龙作品的总的感觉,慨叹其人其思其文,当然还有对书内容的介绍和总结。“远近横竖都是孤独”是对《欧盟国家短篇小说选》的阅读印象。“文学的世界”是一篇凭热情和想像作出的文字。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文学的朴素的理解,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在心中也许都曾经写下过这样的文字。这种朴素的理解是维系我们兴趣,使我们愿意进一步探索的动力和源泉。
刁克利
2006年1月于北京
一、文学的领域
茫茫宇宙中,地球在孤独地运行。
浩浩寰宇中,人类在辛勤地劳动。
文学沟通着人类,文学理解着人类。
所有的学科抑或都没有存在的远古,文学最早启蒙了人类。所有的学科抑或都会消亡与更新,然而,我们不会怀疑,最后退出人类心际领域的将是文学。
文学是人学。关于茫茫宇宙中孤立存在着的地球上的芸芸众生的生活的还有一门学问,这就是文学。所有庸庸碌碌的人们都有资格参与的,都有权力成为主角的一个领域,就是文学。不分贵贱高下,不论机遇资历,对我们一样垂青器重的,就是文学。世界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这个提供给每个人终生演出权的舞台,就是文学。
文学的领域是最广阔的,它包容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文学的天地是最广阔的,它遍及浩瀚寰宇的一切角落。
文学是关于生活的哲学。文学是关于大众的哲学,文学是最普及的哲学,文学是最平易通俗、最质朴易懂的哲学。文学是最朴素的哲学。
文学是最高远的哲学。它能企及的高度便是人类文明所能企及的高度,就是人类思想所能穷极的、人类心灵所能仰望的最高度。
文学是最信奉神明的哲学。凡是有幸进入文学领域的一石一木、一人一物都能融进人的心际感应,闪烁出人的智慧,映衬出人的愁喜苦乐。文学的素材是尽眼所见、万物皆可的,文学的境界却是光辉烁灼、昭天达意的。能使最平凡的事物显示出最不平凡身手的,能使最平凡的素材产生最不平凡效果的,便是文学。人类创造力的最伟大奇迹,莫过于文学的想像了。文学的神明无处不在。
文学是最不相信神明的。文学是人类心际发展的表达与记录,文学是人类对生活的困惑、思索与理解。文学是人类生活的写照,文学是人类心灵的记录。文学的主体是生活者,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每个人都是文学的素材,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
文学的作者是人类心际领域的主人,他理解人,他以自己的个性思索人类的普遍性,以自己的风格记录人类的共性。于是,便有了最具有普遍性的主体和最富于个性风格的文学。
文学是最善于与人相处的。它的对象是普遍的人性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每个人对生活、对人类的发展有了理解力之后都能懂文学。他继而又培养出了自己的个性,有了自己的见解与表达之后,就能写文学。文学的神明在生活者和作者的心中,文学拥有最广泛的朋友。
二、文学的光辉
文学是一座神圣的殿堂,一座供奉着人类一切美好心灵的殿堂。
建筑殿堂的作家的责任是神圣的,他的神圣赖于他感情与表达的挚真。
几乎所有踏上文学之路的作家都经过各种感情的历程和生活的洗练。历尽磨炼的作家对自己体会到的事物是珍视的,对人生的启示是睿智的,对所经过的人生百态是洞察明了的。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经过一段无论怎样艰难的跋涉,一段无论如何深刻的体会仍能找到自己心灵的源头,经过自己思想的过滤而显诸文字的便是一条含有金质的流沙河。
在这条河里,有泥沙的客观真实,有奔腾不息的向前涌动,有历经千淘万滤的金光闪闪。淙淙流去,挟着泥石的沉重,合着不息的奔涌,有浮光跃金,有清泉如许……
文学是生活再现时的升华,是情感积淀后的释放。
希望和信心是引导人类向前的旗帜,是人们思想与灵魂的支撑点,人的心田在任何情况下都渴求它的滋润。这是文学、也是人类心际的永恒法则,文学家的良知应该能够更强烈、更明智地触动着这一点。进步的时代人们对生气勃勃的精神风貌感到振奋,压抑的岁月则希冀痛苦的慰藉和坚强的抗争,还有默然中体味到的宁静与噪动。
文学的生命在于它所表现的活力的高扬、生命的澎湃和心灵的喧嚣,在于它着力表现的执著的抗争、苦难的觉醒和艰难的迈进。文学的魅力在于,它是生命所展示的不灭的旗帜,愈压抑愈坚韧,愈苦难愈必需的希望。如果从这一角度给文学下定义的话,那么,在人类的诸多文明成果中,最能给人以希望,最能昭示生活美丽的,便是文学。也正是这个原因,初涉文学的人最能感到希望之翼的翕动、信念与智慧灵光的闪烁——
文学是希望的旗帜,文学是生命的歌唱。
文学的又一法则就是它是美丽的。它的美丽使人无论处于什么心态都乐于接受。它使人总能感到心绪涌动——这种美不是装点生活,而是发现生活、昭示生活,并且能够引导和超越生活。文学的力量在于它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文学美的核心在于它真善,它热爱,它奉献。
作家必须都是真诚的,都是关切人类而爱心未泯的(这里的作家指文学作品本身所显示的作家形象)。作家是文学忠贞不渝的恋人,是人类心息依依的歌者。虽然作家不一定都能窥见文学女神的万方仪态,不一定都能得到她的回报与微笑,然而,只要一踏上文学的道路,都需要作家冷峻无私地直面自己,一无所遗地袒露自己,穷极自己的思维,倾尽自己的才华,热情满腔,啼泪喋血——
文学是热情的燃烧,是感情的洗练。
文学是对生活的投入,文学是整个心灵的奉献。
文学显示给人的不仅仅是感受到的生活的客观真实,更有感受的心态。文学的功效不是止于作者的描述,而在于描述的延续,即读者对描述的品味与再理解。成功的作家实际上总把这些“反馈”的理解注入了自己的描述(文学作品)之中。读者的再理解(即作品的功效)也就是情感的再体验亦即是领略作家的风采和品质。这里,包含着作家的责任与理想,及其对人类心际的体验程度和表现功力。
对人类心际的体验是作家的必修课。
体味得真,表现得准,是作家的能耐。
能使读者受到有益的启迪,使其领略到生活的美丽和希冀,是作家的良知。
对人类、对生活的关切与热爱,是作家心灵的源头。
文学是心灵的对视与交流,是人类心灵撞击时得到的启示和慰藉、信心和力量。
文学使人性显出力度,使品质净化,使德性升华。 文学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生,照出理性;照出社会,照出自然;照出别人,照出自己。
三、文学的选择
创作是情与理的统一,是作家思想融人作品故事的美丽。
作家的思想纵有千万头绪,写出来落在纸上的却有固定的形式。无形式就不会有内容,没有轨道就不会有千钧重力的火车的疾驰。这些自然界的规律之于文学领域同样显示着它的真理性。那就是,作家必须对自己的思路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有所思而有所不书。这是作家的职责,也是作家高明与拙笨的区别。
其实,文学创作的过程自始至终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人的头脑的复杂性和人生社会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学素材及思路的多样性,而它的成品形成过程却是不断地对思想进行整理、提炼、丰富、舍弃的过程。最初感到的生活原形对于不同的人是没有差别的,而形成的文字表达却千差万别。情绪的骚动和思维的纷乱过后呈现出固定的形式,作家往往自己观之也会惊叹:啊,这么美好!荒芜的纷乱,剪掉了;情绪的骚动,稳定了;剪不断理不乱的思绪,顺理成章了。迷乱过后是星空,喧嚣过后是幽静。文学的成品体现着一个世界、一个洞天,一个骚乱和迷乱经过作家的选择而到达的作家意念所向的世界,一个多变而无形通过作家的劳动而完成作家意愿的天地。
没有情绪的喧嚣不会有创作的冲动,而选择和整理才使文学呈现出它的美丽。这样的选择过程,体现着作家的素质修养、表达功力和思想情怀。
创作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初时的创作冲动总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喧嚣或震动,抑或称为情绪的极端感受,而埋头疾书时,思想的狂风雷电渐次远去,或化为大雨如注,或拟作微雨绵绵,洋洋洒洒,蔚然成序。心头的热浪狂潮缓缓不觉中潜人心底,灵性萤萤闪烁,文字次第出现,情绪渐可把握,思想逐见轮廓。云聚成雨,云舒成风,云开日出,月朗星稀,开始出现在作家把握之中的文字流动,此势如泉水发源,似潜流归海。文字的流动中,作家发现了世界,认识了自己。
创作的过程是情感与理性的相互发现,并趋向融合而达到浑然一体的过程。创作的开始,是情感的震动引起了创作冲动,创作的进行,是理性(即作家的思想观、个性特征等)认识情感并把握了其流向的过程。创作的完成,则是情与理的统一,是作家思想情感融人作品故事的美丽。情感赋予作品美感和力量,思想赋予情感内容和方向,思想的深度和方向规定着情感作用的强度,是情感的灵魂和导向。
一个感情体验丰富并善于表现的人不一定必然是个好作家,思想和理性才能使他真正站起来,才能使他站到他才力所及的高度。“路漫漫其修远兮”,情感的磨砺和思想的修养过程是作家发展自己的过程,是作家寻找“上帝”的过程。
四、作家的觉悟
文学是写人的,文学是人写的。
作家描写人生,作家描写自己。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缩影,是人性的显现。文学是作家心灵的昭示,是作家自我的写照。作品之于作家,犹如婴儿之于母体。骨血是母亲的,母体所吸取的养分却是来自大地的。没有大地的滋润,不会有母亲的健壮。作家是大地之子,感受着大地的春秋易节,冬夏交替,耕作劳顿,孕育收割。体察着它的风雨雷霆,霜雪日月。作家是社会的成员,是清醒的社会生活者,像一切生活者一样,社会给作家打下不可泯灭的印迹。由于作家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深刻、更能自觉地感受和思考,这种印迹就因之更为明显。作家的使命也正是把这种印迹更典型地表现出来。作家要清醒地生活,作家要积极地思索。作家是清醒的社会生活者,作家应该能够自由地写作。
文学作品犹如聚光灯,照射着社会这个大舞台,而最清晰地显示在光点下的,莫过于作家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世界、他的所见所思、他的所闻所欲。作家剖析着社会,也认识自己。作家的思想应该能够体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进步的、美好的思想,应该能感知时代的最强音和大潮流——作家是社会的镜子,作家是大众的号角与知音。
作家的修养应该在于对自己神圣使命的责任感上,作家的功力应该在于对宇宙真理和大众心音的表现力上,作家的笔锋要凝聚着人类探求真理的代价和足迹,作家的笔端应该饱蘸着对苍生万物的理解和深情。
有相当敏锐的感受力和丰厚的表现力,又能将自己融人社会和人生的激流中,思想者便有了写作的才力,确信自己能够代表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的心迹,认识自己,体味大众的人生和心愿,感知历史的进程。这样的写作过程,作家才能找到自己,找到文学的上帝,找到自己心中的缪斯——
文学是更真实的人生,是人们心目中应该的、可能的生活,是生活的更自然状态与情感表现,而现实的人生倒是有些遮掩的。
文学的最高使命是描写生活的色彩,展示社会发展的进程,探求人生的意义和真谛,揭示人性的发展与内涵,由此,反映人类文明的进程推动人类精神的发展。
文学是人性的光辉和文明的烛照。
文学是人类思想最美的表达形式。
作家是人类的代言人,是人类思想精华的提炼者,是人类精神的“牧师”。
作家必须具有时代情感,善于感知时代的脉搏与气息。作家必须具有群体特性,熟谙人类通性与群体心态。这些是阳光、是土壤、是水,真正使作家站起来的是作家自己丰富而鲜明的个性,是作家自己的眼光、修养,思想及表达功力。
世事洞明又有自己的灼见,人情练达又有自己的真知,二者缺一不可。
认识人生万物,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作家的起点。发展与突破自己的程度显示着作家的生机和所能到达的极限。
发展自己的过程,是认识并限制自己的过程,是创造并超越自己的过程。
文学之路是一条不断行进,只能在进行中的道路。只有“在路上”,作家才有生命力。一旦停止了行走,创造力就会离他而去;而没有了创造力,就意味着作家生机的停滞。所以,作家要不断向前,以无限发掘自己潜能的信心,以不懈探索与永远追求的态度行进在文学之路上,不断补充自己,不断锻炼并强健自己,不要停下脚步。
能够永远给人启迪的作品才是真的文学。
能够不断闪耀人性光辉的作者才是好的作家。 文学就是发展,文学就是创造。
文学的道路承载着人类的脚步。
文学最能挥发人的灵性,文学最能使人走向无穷。
文学之旅一旦上路就意味着匆匆急行,文学殿堂一旦踏进就意味着永不驻足。
五、理论家的修养
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两个任务:一是着重文学作品的评价与导引,即对文学特殊性的研究。二是对文学内涵及规律的探讨和揭示,即对文学普遍性的研究。而对于其同时代的文学活动的关注之于两种导向的理论家都是有益的、必需的。这既有助于其理论与“现实”的联系,也有助于对文学通幽探微之妙的理解。
在文学发展的适当进程中,有时要求理论家走在作家前面,作文艺界的领袖。文学评论家绝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限于作品的总结赏析和优劣评判,与文学实践平行并步,亦步亦趋,甚而至于搁笔端坐,俯视文坛,等待新作家的出现;抑或寂聊淡默之时,人为地推出或捧出一位新作家等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行为。
评论家是裁判员。这对于文学的普及、大众欣赏水平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对于我们所不易企及的、立于时代顶峰的作家的文学成果的总结与借鉴是必要的。
评论家应该和作家一样具有时代感、使命感和生活意识。这就要求评论家不仅以文学作品本身感知时代脉搏,不仅以作家的状况分析文坛,而应该和作家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生活者,感知时代,体味人生。在同一块土壤中提取不同的实践果实,增加自己的敏感性。根据自己的思维长处,或上升为形象思维,着重对生活的描写与感知;或上升为理论思维,成为自己观点的证据与思维支点。这样的过程,会使评论者加深对写作事业的理解与体会,心息通融。如果生活体会过程中感受极深,不直抒胸臆、不通过直接表达难已自己时,甚至于可以自己动手做几次自己研究对象的行当。这种带有生活真实和对生活的深切理解在更深切地理解作家同仁的同时,一则可以避免评论的肤浅,避免理论的僵化,避免生搬硬套、墨守成规。二是有益于评论者判断能力的增强和文学感知神经的敏锐。三是这种既有丰厚的理论修养,又有对生活的深切体味的文学评论者往往会出现文学创作与评论兼济一身的大手笔,出现真正的文学思想家。这样的评论于我们的作家会起到拓展思维的效果,使作家对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的思维流向更明晰,更自觉加深作品的深度与哲理性,因为评论主要从理性意识方面起作用。作家之间会有同情与尊敬,与评论家之间才会出现真正的知音和同行。
深人生活的评论,会出现有真实感、亲切感的评论家。所谓的领袖式的文学理论家,就是既洞悉现实生活,又具有丰厚理论修养的评论家。
感知生活与时代的脉搏,是评论家的准则;理解生活、理解作家是评论家的良知和基本修养。
评论家和作家是同路人。评论家对作品工作时,必须先依照作家的思路理解作家本人与其新展示的生活,即深入细致地阅读和品味作品之后,评论家才开始其有个性的具有自己领域特色的工作。文学评论是作家思维在理论层面上的延伸与发展,是热情与冷静的剖析与体会。
评论家是作家的导引者。评论家对文艺规律与发展趋向的了解应该是更明确、更自觉。
评论家是作家的师友。评论家比作家更渊博和理性,有时比作家更了解作家本人。
评论家是作家前进的助手和攀援的阶梯。对于评论家以自己的博学多识和敏锐的文学直感所论证所预言的高度,作家也许没有准确“达标”,而以自己富于生命力的创造性另辟蹊径,攀越高峰。评论家注目关切,作家端坐峰巅。评论家渐次星隐,作冢光辉照人。
评论家还应该向文学理论家的境界迈进,应该和作家一样具有时代感、使命感和生活意识,努力做时代文学的预言者和组织者。
文学理论家应当通晓古今中外文艺规律和人类心灵的通性,能够总结出人类文明的优秀成就。从而确信文学自身的价值,及其对于人类心灵的引导和启示,以文学的魅力折服人们,以文学本身的光辉在大干世界中当之无愧地筑起自己神圣的殿堂。
在文学的背景结构,比如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更新等,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学需要更高层次的、更接近人类心灵的探索与描写,需要具有丰厚的文化素养和能够探幽掠胜的感触思维能力的新的文学天才。在文学作家开拓新的文学领域的时候,需要理论家提供丰厚的营养,进行新的理论的拓展与构建。
探求文艺规律,指出文艺发展趋向,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时代文学的领导者,做文学发展的预言者和组织者。这是理论家更重要,也是更有意义、更能够有新建树的职责。
理论家和作家的工作方式及对象不同,各自的思维程序与结论的表达方法不同。一是对生活之于自己感受的表达与理解,重在以情感人;一是直面作品、作家、生活的联系与启示,重在以理服人。
文学的上帝是沟通人类,文学的上帝是发展人类。
作家与理论家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