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重大贡献是将中国学术从传统引向现代，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本书基本汇集了章氏一生中的重要演讲，从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等各个层面的主张与贡献。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

在长春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

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的演说

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茶话会上的演说

在浙江国会议员欢迎会上的演说

在沪上名流欢送国会议员会上的演说

在南洋烟草公司司理简英

甫欢迎宴会上的演讲

在槟榔屿武昌首义纪念庆

祝会上的演说

在槟榔屿益智书报社茶会上的演说  

在吉隆坡青年益赛会的演说

在槟城极乐寺的演说

在南洋公学工业专门学校的演说

在重庆各界欢迎暨祝寿会上的演讲

今日青年之弱点

对重庆学界的演说

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论求学

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说我

论今日切要之学

清代学术之系统

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

“经义”与“治事”

《儒行》要旨

《大学》大义

《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

文章流别

国学之统宗

历史之重要

《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

关于经学的演讲

关于史学的演讲

关于《春秋》的演讲

民国光复

适宜今日之理学

儒家之利病

论读史之利益

略论读史之法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

再释读经之异议

论经史儒之分合

在孔子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说

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最怕的别人要问：甚么缘故?现在诸君在这边留学，是甚么缘故?又问回家去教育子弟，是甚么缘故?大概总说求学是要使自己成有用之材，教育是要他人成有用之材。这句话，原是老生常谈。但看起来，有几分不对，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何以见得呢?你看别国的政治学者，并不能做成政治家；那个政治上的英雄伟人，也不见他专讲究政治学。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靠书籍上得来的少。就像中国现在，袁世凯不过会写几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识字，所办的事，倒比满口讲政治的人好一点儿。又向实业一边看来，日本农科大学的学问，颇还好了，也该有几分行到民间，但民间农业仍旧不好。论到日本田边一看，秋收以后，椿子还在，并不知道收后要耕一次。直到来年下种，方才去耕。所以每年收获，不过同中国山东一样。中国江苏、浙江、江南的农人，两只黄耳朵，并没有听人说过甚么农学，收获倒比日本加倍。固然几分靠着地质，到底是农人勤耕美粪的力居多。可见在致用上，第一要紧是阅历，第二要紧是勤劳，书本子上的学问，不过帮助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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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后因羡慕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之为人，遂更名为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所走过的道路与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都是由于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而走出书斋，投身于实际的政治运动之中。

1896年，章太炎离开苦读八年的诂经精舍，受聘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的记者，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一名健将。当此时，章太炎的思想主旨只在变法图存，“以革政挽革命”。不过，由于他的学术观念与康、梁等人所信奉的今文经学根本不同，因而他对康、梁等人变法维新之外的政治、学术主张持相当的保留态度，他不仅反对梁启超倡言孔教，更对康有为“白谓长于素王”的狂妄极为反感，并因此而与康门弟子发生“肢体冲突”。

章太炎对康、梁的一些主张、做派持保留立场，但从维新变法的大环境看，双方毕竟还是具有许多共同处。为了使双方的关系不致更加恶化，章太炎于1897年4月辞去《时务报》的职务，返回杭州，先后参与创办和主持《经世报》、《译书公会报》、《实学报》等，并有大量文字在这几个报刊上发表，一时间成为东南地区相当有影响的言论家，对维新运动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章太炎在言论界的影响，尤其是他在学术理念上与康、梁今文经学派的立异，引起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张遂邀请章赴武昌，协助他著书驳斥康、梁的今文经学理论。章太炎出于推动“革政”进程的考量，对张之洞等地方势力派人物以及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李鸿章等人也颇有好感，对他们寄予极大的希望，因此他对张之洞的邀请欣然接受。不过，张之洞虽然认同章太炎古文经学的观点，但张之洞本人的学术主张与章太炎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张之洞方将成文的《劝学篇》竭力鼓吹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激起了章太炎的不满。再加上章氏实在瞧不起张之洞幕府中的梁鼎芬等人的学问与人品，于是章太炎只好离开了武昌，改而出任由《时务报》改版而来的《昌言报》的主笔。

1898年秋，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就被西太后、荣禄等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康、梁等人流亡国外，光绪皇帝幽禁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人头落地。

如果不发生1898年的血腥屠杀，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章太炎不会走上反满的道路，而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戊戌政变的爆发，尤其是六君子的被杀，给予章太炎极其深刻的刺激，他开始由反对清政府中的个别顽固派进而反对整个清政府，逐渐以为清政府是一支不可信任的异己力量，是中国积弱积贫的惟一根源。也只是到了此时，章太炎的政治见解才逐渐与康、梁分离，并慢慢地倾心于孙中山的排满革命。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章太炎此时虽然力图与康、梁等人划清界限，站在排满革命的立场上。但因革命派此时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战略目标，加上国内外的复杂形势，章太炎此时的思想见解实际上处于一种困惑的探索过程中。他一方面觉得清政府不是一个可扶持、可信赖的力量，应该予以推翻或加以彻底改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尚不可能有一种更加健全的力量取代清政府，因而他也不愿意看到因为推翻清政府而出现的权力真空和政治混乱。基于这样一种矛盾的考虑，再加上康、梁等人在戊戌政变之后对光绪皇帝个人人格与政治见解过分夸大的宣传与推崇，从而使章太炎当此困惑之际提出以“客帝”的形式来解决中国未来的权力结构与权力模式问题。

令章太炎遗憾的是，他的这些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设计并不能转化为现实。到了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而更加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于是章太炎对清政府逐渐失望，转而支持汉族官僚如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与清政府脱离关系，重建汉族人的独立政府。当康有为的弟子唐才常欲乘清廷逃亡西安而起兵勤王的时候，章太炎明确告诉唐才常：“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进而“割辫与绝”，“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孙中山开启的排满革命洪流之中。

已有民族自觉意识的章太炎于1901年8月发表义正辞严的《正仇满论》，系统批判康、梁保皇派的改良主义理论。他认为，清朝的腐朽统治是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汉民族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主要是因为满洲人统治“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因此，中国的惟一出路，就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建立汉民族自己的近代民主政体。

章太炎激进的排满革命主张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关切，同时也引起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注意。1902年初，因逃避清政府追捕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与孙中山正式订交，他们就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这对后来的民主民族革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1903年春，章太炎应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的邀请返回国内，出任上海南洋公学及后来成立的爱国学社教员，致力于排满革命的实际行动，他此时的言论“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而在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号召国人起来革命。他相继发表的邹容《革命军》序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复强调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已经决定中国不可能指望依靠清政府的自身改革使中国走上立宪的道路。至于被保皇党人竭力美化的光绪皇帝，在章太炎看来也不过是“未辨菽麦”的“小丑”，因此如果指望光绪复辟将中国带到富强之途，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章太炎的这些论著，经《苏报》发表之后在知识界引起重大反响，也使清廷对之更加嫉恨。清廷下令缉拿章太炎等人，并向各国驻沪领事及租界工部局交涉，要求查封设于租界的《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6月30日，章太炎被捕，第二天，邹容自行投案，《苏报》随之被查封。1904年5月21日，由清廷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决定监禁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许以羁系时日作抵，期满后立即离开上海租界。

三年期满，章太炎被孙中山派员接到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时在1906年6月。

主持《民报》期间，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的领袖一起就革命与建国的方略进行反复的研究，规范了革命的进程及成功后所应进行的程序；对于革命党人自身队伍的建设，章太炎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要求革命党人在坚持“平民革命”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对于保皇派改良主义理论的批判，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也有所深化；并对以巴黎《新世纪》杂志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否定民族革命的政治空谈进行了批判。

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清政府的严重不安。1908年10月，日本当局在清廷的压力下，勒令《民报》停刊。

《民报》停刊后，章太炎的主要精力转到讲学、著述方面，先后为留学生讲授过《说文解字》、《庄子》以及国学概论等。讲学之余，章太炎得以专心著述，先后撰成《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这些著作加上章太炎先前已经出版的《訄书》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对后来的新学术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与示范作用。

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章太炎迅即返回上海，参与策划了光复南京的战役，组织援助武昌军政府，并积极筹划北伐，缓和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矛盾，对于中华民国的创建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对于章太炎个人来说也是一件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早在他主持《民报》笔政的时候，他就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华民国解》的文章，因此他对新政府定名为“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感到相当亲切的。于是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的第四天，章太炎就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亲任会长，欲为中华民国的巩固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心智。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包括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内的所有革命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这些革命团体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从成立之始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矛盾。辛亥革命前的几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与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之间就有不少不和，双方之间的公开论战、指责与诋毁就有不少。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各地又相继发生同盟会排斥光复会的事件，尤其是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临时政府成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被陈其美派人刺杀，更使章太炎对同盟会的不信任增加了一层。所以当孙中山聘请他为临时政府枢密顾问的时候，章太炎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

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当民国的政治权力转移给袁世凯之后，章太炎在政治上的机会也就到来了。3月2日．章太炎将他担任会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建立强势的中央政府，并欣然接受袁世凯总统府最高顾问官和总统府教育顾问的聘请。

出任这类虚职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章太炎的虚荣心，但这类虚职显然无法使章太炎感到满足，他真正期待的职位还是那种“有官守，有职事”的实际职务。袁世凯理解章太炎的意思，遂于1912年11月为他专门设立了“东三省筹边公署”。

在东三省筹边使的位置上，章太炎仅仅干了七个月，就因体制及无法获得袁世凯的全面支持，特别宋教仁案等原因而辞职，章太炎与袁世凯政治上的“蜜月”至此基本结束。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气焰格外嚣张，革命党人暂时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共和党成为对袁世凯的惟一制衡力量。为了防止袁世凯走得太远，重振共和党以制衡袁世凯，章太炎于1913年8月只身“挺剑入长安”，来到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京。

然而一到北京，章太炎就发现时局的发展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不仅自己的行动受到了严密监视，而且所有的政论一律不许发表，言论无所抒发，民主的政治体制已被严重摧残，共和党也无法发挥章太炎原先所期待的功能。章太炎羁滞幽都，深感“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遂于1914年1月7日大闹总统府，结果被袁世凯的军警幽禁起来。

幽禁北京的岁月一直持续到袁世凯暴死之后，在这三年中，章太炎除了向一些弟子小范围讲学外，主要是将先前多次修订的《馗书》改定为《检论》，逐步使之“经典化”，删除一些“革命性”文字，从而使《检论》更具有足以传世的学术色彩。

继袁世凯之后出任民国大总统的是黎元洪，黎元洪可以说是章太炎惟一推崇的民国政治领袖。因此在此后的若干年中，章太炎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推戴黎元洪而展开，由此也注定他的政治生涯逐步走向衰落。

政治生涯的衰落成就了章太炎的学术，当他淡出政坛、重返书斋之后，很快又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为风光的宗师，他以“中华民国遗民”的身份坐而论道，将先前对现实政治的高度热情转化为对学术的专注。

青少年时代心无二用的经史生涯以及俞樾等名师的指点，使章太炎对中国传统学术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对包括清代学术在内的两千年学术思想进行过深刻的反省，不断修改补充的《訄书>已经奠定他乾嘉汉学殿军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他有意且有能力全面继承汉学家的学术精神与学术遗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意味着当他深入了解汉学的学术精华之后，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不满足的情绪，然后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章太炎跃跃欲试地试图超越汉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就继承方面而言，章太炎先后完成对儒家经典、蜀秦诸子以至历代传世重要著述的分析和研究，他在刻意模仿乾嘉汉学的同时，基本上是以文字学为基点，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和典章制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理解和研究方面，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无出其右者。

或许是章太炎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养成了他对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浓厚兴致，所以尽管章太炎对中国传统学术有着深深眷恋，但他对西学的吸收几乎从其年轻时代就已开始。从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年轻时期的读书笔记中很容易地看到，他那时对于已经译成中文的西学书籍已有大量地涉猎。他在壮年时期所作的《齐物论释》等著作，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西方思想去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精神，并获得重要的成就。

基于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重大贡献是将中国学术从传统引向现代，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如果从现代学术分类的角度去探究各学科的源头的话，人文类的许多重要学科几乎都无法绕开章太炎。这应该是章太炎研究者的共识。

本书基本汇集了章氏一生中的重要演讲，从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等各个层面的主张与贡献。限于篇幅，读者比较容易找到的章氏演讲诸如《国学讲演录》等已经单独结集出版的不再收录，重点放在大家不易见到的章氏晚年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演讲记录。

2003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