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同志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深孚众望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他自上世纪中叶即投身中国外交事业，今年3月，他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以半年时间把亲历的十件外交大事珍集成册，将所见所闻所感和盘推出……事件的背景、独家披露的内幕、鲜为人知的细节、平实白描的笔调，使读者在领略外交家风采的同时，尽可把握上述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进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者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作者现在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故称之为《外交十记》，其中的内容包括：中苏关系正常化、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飞往巴格达、东京的“葬礼外交”、通往汉城、黑云压城城不摧、从苏联到俄罗斯、非洲情结、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港澳回归。

自序

中苏关系正常化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

飞往巴格达

东京的“葬礼外交”

通往汉城

黑云压城城不摧

从苏联到俄罗斯

非洲情结

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

港澳回归

附录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五篇演讲

 经济全球化和其他

 谈谈国际关系研究

 当前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

 “9·11”之后的美国

 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外国人名索引

后记

重大决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素！”(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P3-6

2003年3月18日，全国人大换届大会闭幕，我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新老交替，符合自然规律——而且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前进的规律。老干部退下来本身，就可以看做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贡献。

我已经75岁，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有时间，看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些以前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

今春，兴之所至，曾做五言诗述怀，其中有这样两句：“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所谓“开新卷”，不一定只是读新出版的书，只要是没有读过的书，对我都算是新书。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希腊先贤，广场辩论；文、史、哲、传记、回忆录，都是人类智慧。像英国科学家霍金《时间简史》这样的“天书”，虽然难懂，读了也启发思想。人们常说要改造世界观，看来，还要改造宇宙观。宇宙之大，无边无尽，万物自有规律，人不应被自己的经验和思想所束缚。

再说“叙往事”。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

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现在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故称之为《外交十记》。

是为序。

2003年7月30日

《外交十记》历时5个月，终于问世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 1世纪初，国际风云变幻难测，外交斗争纷繁复杂，其间还发生了四次战争。《外交十记》只是从几个侧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做些记述而已。搁笔沉思，感到人类社会的急剧变化和突发事变，有时就如自然界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一样，似乎连人类自己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书成之时，我首先要感谢外交部领导李肇星、戴秉国、王毅各位的鼓励和关心，以及外交部各部门主管的支持。许多同志协助查寻资料，核实正误，提供了帮助。

杨成绪、黄舍骄、张庭延、赵稷华、刘新生、傅全章六位老大使和詹永新、何向东、郭宪纲、宋荣华、李星等年轻新秀共同参与了写作。没有他们的参与，此书难以在短期内完成。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爱妻周寒琼和儿子钱宁。他们是书稿的最早读者，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

2003年8月15日

于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