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内乱外患，借勤王以兴民政，成为趋新各派的共识，并为此海内外全体动员。此事影响清季政局既深且远，而真相长期不得彰显。

本书从多个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详细的阐释，深入分析了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历史研究总是在梳理脉络和澄清细节之间往复回环。庚子年，中国北部地区的义和团向为历史叙述的“中心”，而维新势力在南方以及海外的继续发展，包括武力“勤王”的军事筹备等等活动，则因牵涉海内外、事关隐秘而一直史实不清。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的这本近著，即让读者对于清末戊戌之后，庚子年间的政局变幻，有了更加细微的认识。本书将大量公私材料、海内外文献排比解读，对庚子年间的相关史实细致考辨。作者以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势力在庚子年的活动为叙述重点，拢括保皇会、中国议会、兴汉会、革命党、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新加坡华侨、广东秘密社会、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等重要社会势力群体，从不同视角剖开晚清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据此，对庚子之后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和演变趋势，我们也可以有新的认识基础。

绪论

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

第一节  救上

第二节  归政

第三节  立储

第四节  保皇

第五节  勤王

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

第一节  重在两广

第二节  东西无常

第三节  秀才用兵

第四节  聪明的被聪明误

第三章  中国议会

第一节  组织与人员

第二节  正气会

第三节  汪、唐之争

第四节  自立会

第五节  康有为的阴影

第六节  各方关系

第七节  国民发动

第四章  举汉会

第一节  缘起

第二节  维新派介入

第三节  意外之果

第四节  天平倾斜

第五节  影响犹存

第五章  革命党

第一节  自立军与革政派

第二节  兴中会与维新派

第三节  江岛人物

第四节  应和与分争

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

第一节  不约而同

第二节  使节与异人

第三节  民为邦本

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

第一节  邱、林、徐、黄、力

第二节  捐款与定策

第三节  因嫌生隙

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

第一节  护驾潜因

第二节  载后与助帝

第三节  互为奥援

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

第一节  盗与官绅

第二节  盗任官责

第三节  勤王军将

第四节  死而不靖

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第一节  组织

第二节  事业

第三节  镜湖茶谈社

第四节  参与革命

第五节  内外分歧

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

第一节  复仇复辟

第二节  勤王辅助

第三节  再向京师

第四节  渐入下流 

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

第一节  变法与自主 

第二节  复辟与革命 

第三节  勤王与民政 

第四节  讨满与保皇

第五节  余波回澜 

第六节  种豆得豆 

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

第一节  港澳二何

第二节  港澳总局

第三节  内外关系

第四节  商务公可 

第五节  港澳与滨沪 

第六节  保皇大会

第七节  难得善终 

征引文献

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

——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

研治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事，常有事出隐秘，相关各人均不留记录，公开文书又多为官样文章，欲求实证，嘎嘎乎其难。而愈隐秘之事，因为事关重大，又不得确切的消息来源，坊间传闻愈多，相互歧异，真伪难辨。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接连发生废立、归政、建储、保皇、勤王等多项密事，即使在风云变幻、绝不寻常的近代中国史上也显得相当异常。若以派分将人物关系截然分割，凡划定为某派者，必凸显其对待各种人事的思维行为与别派的相异之处，而忽视彼此的联系甚至沟通。戊戌政变之后，新旧矛盾极端尖锐，为了维护各自的权势地位，在扑朔迷离的政局变化中保持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朝野上下，国内海外派分复杂的各种政治势力，竭力拓展各自的活动空间，为存在多种或然性，难以把握的局势发展留下回旋周转的余地。后人很难依据某一方面的表现，判断其看起来相当复杂矛盾的言行究竟是属性抑或谋略的体现。加之事出隐秘，直接证据往往不易得，官方文献或公开表白多为故作姿态，坊间传闻则系道听途说。公私文档如日记、书信等，一般来说可信度相对较高，至少能够反映事实的一面，而这一时期所留此类文字比较稀疏，朝野人士，或当时已不敢记录，或事后再作清理，缺漏极多。掌故笔记或许透露出若干实情，内容却相互抵牾，甚至张冠李戴，难以征信。欲得大体和全面，实属不易。因此，史事的本相固然应当努力显现，而当时人心目中各不相同的时势呈相，亦为历史真实的一种；况且根本而言，各人对同一史事的记录记忆本来就不一致。探讨不一致的表现及其成因，或者较追求本相更有助于洞穿历史。

第一节 救 上

戊戌政变骤然发生，得知光绪和维新派蓄谋异动的西太后盛怒之下，不仅杀人泄愤，而且一度有废止新法之意，只是保留了部分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成果。…不过，西太后及其所谓后党，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清除异己。但凡通过政变形式来解决政见与派系矛盾，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将政敌尽可能地赶尽杀绝，以绝后患，坚决杜绝任何秋后算账的可能性。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权力执掌者而言，其政坛异己包括三类：一是最高权力象征的光绪皇帝，二是拥帝的所谓“帝党”官员，三是鼓动变法的维新人士。除被处决者外，光绪囚禁于瀛台，帝党官员或流放或革职或软禁，变法派则或逃亡或隐匿。对此，当朝执政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

光绪是帝党官员和变法派的政治依靠与精神寄托，政变后西太后重新训政，他虽然被剥夺了实权，并遭幽禁，形同傀儡，名义上仍是皇帝。只要光绪的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就是帝党和变法派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也是令旧党如卧针毡的一大心病。西太后在世固然能够控制局面，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忧心忡忡。旧党官僚尤其害怕光绪长命于慈禧的潜在威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有问皇上消息于当轴者曰：‘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又问：‘终久如何了局?’曰：‘俟稍停数日，定有办法。’问：‘皇上尚能放出否?’曰：‘怕不能。’问：‘如此囚禁，无异犯人，实属难过。’曰：‘自作自受。’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又有问枢臣者日：‘。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日本《时事新报》据北京特派员报告：政变后“满洲人之意，以为西后既老，光绪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光绪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西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旦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执政者一直蓄谋废光绪乃至将其置之死地。西太后开始大概只想废去光绪的帝位，但担心外强干预，于是试图造成光绪病重的假象，趁机去之甚至除之。对于已被革职流放的帝党官员，当朝执政也千方百计要斩草除根而后快。至于对各地的维新人士，更欲大肆株连，一网打尽。

在政变后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对于当朝执政的上述企图，地方大员即使有所不满，一般也不敢表达。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个别敢于直言的重臣。赵柏岩记：“两江总督刘坤一累电请保全皇上。仓卒政变，海内皇然。有谓皇上已大行者，志士聚海上而泣。坤一闻之，流涕日：‘上一片热心，惜无老成主持之，故致蹶败，此大臣之过也。’因三电政府请保全上，以免天下寒心。”所说三电，可以查实两次。

一为张謇拟稿的致总署电。政变时清廷诬指康有为等人进药毒害光绪，以便一石二鸟，既追究维新派，又加害于光绪。9月25日，清廷明诏急征名医。10月13日，刘坤一致电总署：“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伏愿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他还请总署代奏，查照9月间的两次谕旨，“曲赧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俾反侧子自安，则时局之幸矣。坤一受恩深重，图报无由，当此事机危迫之际，不敢顾忌讳而甘缄默，谨披沥具陈，伏乞圣明俯赐采纳。”在当时环境下，如此表态，的确需要勇气。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为新宁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赧康、梁，示官庭之本无疑贰，此南皮所不能言。刘于疏尾自加二语，日：‘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肃昔论刘为好幕才，章奏语到恰好，盖信。”则是电当出于张謇之手。

另一次为陶森甲拟稿的复荣禄电，胡思敬记：

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毂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因献策曰：“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觇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孝钦许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争。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矣，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与。坤一曰：“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一人挺身独任，电复荣禄日：“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荣禄以坤一电入奏，孝钦惧而止，逾年乃建东宫。

政变骤起，光绪缺乏可以应对的力量，只能设法保住康有为等人，密诏让其迅速逃走，留有以待。而康有为则深知没有光绪做后盾，自己就失去权力来源，因此出逃之前，于9月19日匆匆拜访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希望通过他们探询向英、日两国政府寻求帮助的可行性。救主不及，康有为等人被迫逃亡海外，途中即设法谋求复辟之道。政变后局势的急转直下，以及关于光绪病重和废立的种种传闻，尤其是9月25日清廷公开向各省急征名医，使得康有为等人感到光绪危在旦夕，救上迫在眉睫。在稍后草拟的《奉诏求救文》中，康有为强调：光绪亲政之时，康强无疾，“乃废立次日，忽矫诏书，称四月以来圣躬不适，求医天下，布告四方，……其如何鸩毒，虽不可知，而预为谋弑，道路共见。……自古废立，岂有免于幽弑之祸者哉!此则神人之所共悲，友邦之所同愤者矣。近见西报传闻，立穆宗嗣以为亲王，将来少帝，必是晋明，以吕易赢，用牛继马，祖宗血食从此不祀，神州疆土自尔陆沉。”在变生不测、事起仓卒的情况下，求助于外强仍是首选，康有为决心效申包胥痛哭秦廷，向友邦求援。为此，他将所奉第二道密诏中“汝可速出外”改为“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为“奉诏求救”的行为张本，使救主言行蒙上一层正统性色彩。

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英、日两国支持变法维新的态度较为积极，因此开始主要是向英、日求救，希望由他们出面，联约德、美等国，借助外力保全光绪，并进而迫退慈禧。这方面康、梁无形中有所分工，前者主要与英国人士交涉，后者则展开对日联系。9月25日，康有为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Baume)谈话时，热切地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他说，光绪已经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除非英国出面干涉，否则一个小孩子将继承皇位。“假如英国肯派两百名(?)军队帮忙，就可以扶持他重新执政”。到香港后，又试图说服英国议员贝斯福相信英国应出面拯救被守旧派幽禁的光绪，帮助他实行变法；并且面晤提督白丽辉，请求援助；还屡次致函李提摩太，请其代向英国求助，主持公义，保全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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