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新颖的角度，客观的立场，犀利到位的论证，和游刃有余的理论阐述了电影史研究者新的成绩与收获。其中所选文章的切入点和角度不仅从电影作为工业、文化和商业现象的历史梳理和把握，同时还有对典型电影现象的群体分析，另外还有“明星”和“文华”公司的个案详解。

本书是《新世纪电影学论丛》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共14章，内容和结构编排上是按照历史的线形脉络从早期中国无声片，一直到1979年前后，基本上代表了相关时段里电影学院师生在中国电影历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其中列选文章的切入的视点和角度不仅从电影作为工业、文化和商业现象的历史梳理和把握，同时还有对典型电影现象的群体分析，另外还有“明星”和“文华”公司的个案详解。各个时期都是抓住了各个时期较为突出的特点和现象来进行有概括性的描述、梳理与论证阐释，特别是涉及了“文革”电影的语言系统和权力结构的深层次研究。该书以新颖的角度，客观的立场，犀利到位的论证，和游刃有余的理论阐述显示了电影史研究者新的成绩与收获。从这一点来说，该书是全面了解中国电影各个时期的学术课题的最佳导读，在文章所潜在和引申的空间，和文章与文章之间隐喻的裂缝里，提供了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引子和基础，同时也是报考电影学院电影史研究生的必读教本。

序：守望者的梳理与思考/1

导言/10

第一章 无声的存在/1

本土化：历史的选择/1

黄金岁月/6

一种主潮和两种形态/11

作为文化产业/20

第二章 倾斜的起跑线/25

对先锋派缺失的补偿/28

另一种动力/31

文学的影响/36

单向传通/39

第三章 初始的类型：划分标准及互动机制/43

是否存在类型/43

电影类型与电影工业/54

电影类型与电影观众/69

初始类型的形态特征/79

第四章 商业电影：第一次浪潮/100

古装片：历史与非历史/102

武侠片：天才与世运/106

神怪片：技术的双刃剑/110

第五章 明星影片公司：1922-1937/115

生成机制：史前史寻迹/118

本土化：产业策略及艺术实践/127

在商业机制中运作艺术/137

新时代的变革/158

第六章 作为艺术运动的30年代电影/174

活跃的创新意识/174

传统经验：创新资源之一/187

外来影响：创新资源之二/192

探索声音的艺术可能性/198

历史的制约/206

第七章 人文电影的新景观/209

变革潮汐中的东、西方影坛/209

新影像的呈现/212

心理命题的提出/214

“作者电影”的滥觞/217

纪实风格的张扬/220

第八章 文华影业公司：1946-1949/224

作为一种制片管理体制/224

作为一个创作集体/239

作为精品荟萃之地/258

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告诉未来/268

第九章 新中国电影工业：初创设想及其实施/272

“东影”：体制上的尝试/273

绘制蓝图/278

从蓝图到大厦/286

第十章 话语与策略/293

个人政治群体化与政治群体家庭化/293

辉煌背后的遗憾/298

影像策略/301

第十一章 十七年电影与少数民族题材/305

政策规约与创作起落/307

作为艺术探索/323

第十二章 隐抑的“新浪潮”/352

电影语言创新的针对系统/352

参照/355

流产的“新浪潮”与潜在的驱动力/358

小结/362

第十三章 “文革”电影的语言系统一/364

“三突出”和电影语言指令/364

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语言变革的可能性/370

自圆／分裂的“文革”故事片文本/372

接受效应/376

第十四章 电影语言裂变：积聚与发生/379

观众的期待/381

1977-1978年：对“三突出”的拆解/392

1979年：当代中国电影语言的裂变点/397

与“古装片”相比，“武侠片”的创作带有更加明显的类型化特征。这些类型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取材上，“武侠片”大多脱胎于现成的武侠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施公案》、《宏碧缘》等。即使少数不依仗于现成小说创作的影片，其剧情也是根据武侠小说的传统写作套路编撰而成的。这种与武侠小说的天然联系，常常使“武侠片”因小说的走红而走红。

其次，就剧情所围绕的叙事中心而言，“武侠片”有着相互趋同的冲突主题。它们大致不出这样四种叙事冲突模式：(一)除暴(霸)型，如为乡民除掉恶暴酋长的《王氏四侠》(1928，史东山导演，“大中华百合”出品)、隐身匿迹而又救人急难的《大侠甘凤池》(1928，杨小仲导演，“长城”出品)、雌雄并行铲恶除霸的《双剑侠》(1928，陈铿然导演，“友联”出品)等。(二)复仇型，如大破能仁寺为父雪耻的《儿女英雄》(1927，陈铿然、文逸民导演，“友联”出品)、学武十余载终报双亲之仇的《五女复仇记》(1928，高西屏导演，“民新”出品)等。(三)比武型，如展示少林和武当两派比试高下的《方世玉打擂台》(1928，任彭年导演，“新人”出品)、展示黄天霸与张桂兰比武的《黄天霸》(1928，雷雨田导演，“长城”出品)等。(四)夺宝型，如渔民异宝被掠复又经侠士侦获的《夜光珠》(1928，邵醉翁导演，“天一”出品)等。此四种模式，又以前两类最为常见。

再次，在角色的设置上，“武侠片”所着力塑造的主人公，一无例外地均为武功高强的剑客侠士。这些剑客侠士不仅打斗功夫身手不凡，而且兼具超平常人而又吻合一般观众道德理想的人格风姿，如锄强扶弱、劫富济贫、赴人困厄、重诺好义、功成身退等等。由于这些主人公既有强健体魄又极富义烈色彩，因而也容易赢得异性的爱慕，从而使男女主角的关系往往构成为一种由“恩”而“爱”的关系——尽管这种“爱”往往因侠士的禁欲而成为一枚无花果。

除此而外，“武侠片”在制作上的类型化特征也是相当显在的。它们一般采取低成本(如多用外景、日光和模型，通用专为“武侠片”设计的“特装”，大公司分小组包工出品等)、短周期(多则数月，少则十数天甚至数天)、大批量(不仅各公司此时期的出品以“武侠片”为主，而且不少公司尤重“多集片”的生产)的商业制片原则。至于演员的选择，往往重其“明星效应”并在不同影片中重复启用，为此，各公司拥有和扶植了一批本公司的叫座“侠星”。如“大中华百合”的王元龙、王征信，“华剧”的张惠民、吴素譬，“友联”的范雪朋、徐琴芳，“明星”的郑小秋、夏佩珍，“慧冲”的张慧冲，“上海影戏”的但二春，“长城”的杨爱立，“月明”的邬丽珠等。而临时演员，则由聚居于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打武班底”的拳术师们充任。

P107-108

守望者的梳理与思考

一

全体作者倾心完成的这套《新世纪电影学论丛》即将付梓之时，正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电影将面临着“入世”后的机遇和挑战。世界电影中的华人电影频频获得国际电影节奖项，明显地预示着中国电影未来对世界电影的影响。世界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在电影学的大课题下，对电影理论的研究可以有更多的选题。这部理论研究的系列专著，就其主要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构成而言，既是多年电影理论研究的结晶，又是电影教育教学成果的展示。丛书所形成的文字，便更加凝重地归结于“学院派”教育，似乎也就更多了些学术的价值和历史的意义。

电影理论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可以理解得很模糊，也可以理解得非常具体。

但是，理论，永远是研究者前瞻性的梳理；理论，永远映射出思想性的光芒。

学者的风范更在于在似乎寂寞的状态下写出自己的思考，学者的成功就在于在形单影孤的条件下走出的精神跋涉。然而，作为学院的教师，似乎注定要主动地承担起学术的责任。教书、苦读、写字、诲人，这世世代代的“宿命”，是学者的必然作为，也是学者的“一世英名”之所在。

电影专业的特点，电影教学的性质，电影研究的任务，常常要有意识地赋予电影理论研究以更多、更重要的负载，使其成为维系我们电影教育的最有价值的“尺度”和“目标”。这些文字、这些思想的表述，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精华，成了各个大学电影系科教学的“参照”。

自80年代学院培养研究生开始，逐渐全面展开的电影理论系统研究项目，传承了北京电影学院几代教师的心血，整合成为了一个超越电影本体研究的跨系统、跨学科的学术工程，形成了一个中国电影教育的学术景观。其中，几代教师们的坚韧不拔的热情投入，感性与理性的反复转换，由单一问题到整体框架，由方向课题到专业外延，由交流到融合，由对接到整合，创作了“学院派”的电影理论。采用这一思维定式研究的电影学理论，正在以一个巨大的整体理论框架来面对21世纪的电影教育。

二

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大国，不仅仅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充满了希望和挑战，而且，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认为，在世界大家庭中，中国在新世纪中是最有魅力的东方明珠。

曾几何时，中国电影在80年代的重新崛起中开始走向世界，让世人在中国电影的视觉形象中全面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内涵。当着20世纪余辉的帷幕慢慢落下，21世纪黎明的钟声已然敲响之际，我们对中国的电影，对中国的电影教育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新世纪的到来，给中国的电影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全面梳理、总结、思考、整合电影学理论、电影学学科和电影教育的结构，以创造中国电影在21世纪的新辉煌，正在成为当今电影教育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和着手的工作。在国内众多综合大学、文科大学都在开设电影专业和课程的状态下，怎样认识与估价北京电影学院自身的电影学学科的历史研究、理论研究、教育、教学研究、艺术创作研究成果，并体现于具体的理论著述及研究文献的整理工作之中，以切实推进电影学学科的建设，推进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电影教育的跨世纪工作，就更成为一个重要的系统工程，就更成为一个世纪之交的电影学理论研究的一次全新的出发。

值得我们从心底欣慰的是，随着学院电影学学科的不断调整，教学机制的不断完善，师资队伍建设的逐步强化，课程体系的不断更新，学院本科生、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深入发展，对电影学学科整体认识的逐步清晰，一种全面的、科学的、务实的、对历史负责的、对学科建设负责的理论研究风气与强化意识，正成为全体教师的共识，学院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重大收获。仅以近五年为例：从1995年至今的不完全统计，教师发表学术论文168篇，共计200多万字；出版学术专著58本，共计1583万字。学院教师与研究生在各个电影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译文，已经是学院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电影节中的电影奖项频频有学院的教师、学生荣获，在艺术创作上拓展出新的理论研究的空间。而全部是由教师承担的、颇为重要的国家级、省部级人文学科(电影学)研究项目所产生的专著、论文、译著，以及学院电影学专业各个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更以其融会贯通的新格局，成为拓展电影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学院教师学术梯队建设，教学、学术研究的成果，学院的人才培养与教学成果，在中国电影理论建设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为一支重要的理论队伍，且更具务实精神、创新能力和理论实力。学院电影学各个研究方向的研究课题和学科研究论文成果正在全面充实学院电影学理论研究框架中的方方面面。

三

实际上，是80年代电影创作的繁荣，使我们开始思考对电影的理论研究应该如何全面地发展。电影学院的教师在教学和创作之余，对应电影创作的热潮，从个人关注、教学讨论、文章撰写的一点一滴做起，开始了学术上的登攀之旅，使得人们在当初电影理论沉寂和贫乏的状态下，看到了理论的曙光，点燃了心中电影理论的希望之火。广大电影创作人员由此对电影理论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了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从而激发了、滋养了中国电影的创作，在宏观上产生了对电影创作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在80年代的末期，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电影学研究的新方法论不断引进，使电影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一方面，电影学理论的研究滞后于电影的整体创作，当代电影理论研究，多年来一直以“结果分析”和“感性写作”为其突显的形态，真正进入理性思维研究境地的人并不多见，也不十分纯粹。“结果分析”，大都表现为对影片语意上的读解，或者是对影片现象的排列与描述；“感性写作”，则多以各种分析方法论的观念、语汇堆砌，或囿于个人修养而缺乏理论层面的建树。显然，电影理论研究能否真正到位，是我们真正提高个人修养状态和整体学术水平的关键所在。

多年来，我们将学者的电影理论研究划分为个体研究与整体研究。前者系学者个人理论生命历程的光辉与记录，自拟选题，奋发刻苦，或高瞻远瞩，或厚积薄发，总有深刻认识和独特视点，在个别的问题上形成具体的态势和理论局面，建构理论经典的价值标志。后者是学者团队理论辛勤耕耘的创造与归所，方向明确，计划缜密，或持之以恒，或融会整合，表达研究广泛和钻研深刻，在整体的推进上形成明确的目标和拓展方向，建构风格鲜明的水平坐标。

从这两点看学院的学术、理论研究，是两种风格共存的状态。形成一种既有宏观又有微观的局面。但细致地分析，学院理论研究的状态用后者的表述更为准确。其实，无论“个体研究”还是“整体研究”，关键是要看如下四个方面：1)选题范围与覆盖程度；2)问题讨论研究深入的程度；3)学者投入心境的状态；4)学术研究的价值目标的确定。以此再看学院的理论研究成果，更显出其真诚与执着，坦荡与追求，不争名夺利，不浮躁虚伪，从未放弃对理性光辉顶点的攀登，这种真真正正做人、扎扎实实作学问的心态，在今日日趋“商业化”的理论阵地上，就更不愧为一个意志坚定的理论阵地的“守望者”和“捍卫者”。

正是在这种电影文化市场开始被关注并逐步兴起的时候，在电影理论研究电影评论不是十分景气的彼热此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了电影理论研究的全方位进攻与冲锋，编辑了这套《新世纪电影学论丛》，以突显我们理论研究的成果，以填补我们科研项目的空落。无论是作为电影教育高等院校的教授、专家、学者的责任，无论是建设电影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教材体系的需求，还是学生和电影界切切以盼的殷切希望，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且必须尽快付之实现的工作。虽然，经常有人在问：在电影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的今天，作为“象牙塔”的电影理论研究，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在电影理论研究的十分狭小的境地中，你们的理论大旗还能打多久?但我们从心底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清楚理论研究的深刻意义，我们知道谁还在孜孜以求，我们知道谁还在研究，谁还在耕耘，谁还在为之倾注心血。作为电影学理论研究的“守望者”，理论文字的书写与研究成果的发表，已不仅仅是电影学学科、电影教育的学术风景线，更是一份共同梳理、思考的历史答卷，其凝重深远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系列专著出版本身。

四

这套《新世纪电影学论丛》，就选题与编辑而言，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贯穿学院50年电影教育历史脉络和发展成果。中国的电影教育，始于苏联电影教育的体系，集结了世界优秀的电影教育模式。几度兴衰反复，几番调整更新，又几经不同学科方法的介入与融会。电影学的研究范围已经有了明确的划定，特别是学院十多年的研究生培养、科研项目立项、理论视野的开掘，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体系。尽管作者的方法、视点、理论出发点不同，个人的素养和学识参差不齐，但在总体上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新世纪电影学论丛》则第一次以系列专著的形式，较为全面、严谨、清晰、鲜明地对电影学学科中重要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相当详尽的梳理。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又反复地斟酌，力求能够使专著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风格样式，乃至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精神风貌。我们当然还可以对系列专著的完善性提出若干补充意见，但是，这些专著所呈现出的理论框架、基本思路、本文内涵都是历史性的、开创性的。

其二，全方位、多角度、整体性的研究状态和研究格局。我们并没有因习惯的划分方法将电影理论的界定进行束缚性的研究，而是按照全方位、多角度、整体性的三大板块研究状态和研究格局进行整合，以期待给世人一个学院整体学术水平的交代和完整负责的理论专著。正是基于这一主导思想，我们特别瞩目于这套系列专著的理论勇气、理论视点和理论精神。以电影理论研究为框架，以电影艺术创作为基础，以电影艺术教育研究为主旨，成为我们专著构成的主要体例，并形成有机的衔接与整合，可称之为学院教育的产(艺术创作)、学(教学研究)、研(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一个范例。这种持续不断的、层层深入的理论研究、探索态势，使得我们的每一个选题都在面对电影发展的影响，面对电影实践的检验，面对电影方法论的挑战。这种不断给自己树敌的方法和不断调整理论研究方向的做法，使我们更为关注电影理论的前沿，永远拼搏在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战场上。

其三，独特的理论思考方式与文字语言形式。电影学理论各个研究方向的选题、论证、行文，无论从电影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形态到电影观念，无论是思维方式、文字表达、审美情感、语言形式，无一不是受到学院整体学术环境、学术氛围的深刻影响，乃至西方文艺研究新方法论的全面影响，无一不是生发于作者本人的思考脉络和理论积淀。其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建树是：既继承了从经典到现代理论发展的“摆渡”，又扬弃了传统理论论证和分析的秩序。所有的命题都是重建设、重理性、重结构、重品位、重学术、重深度；不以幼稚肤浅的偏激观点而强加于人，也不以华丽不实的词语炫耀而标榜自己；最为重要的是，为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和学术观念既不媚俗，也不放弃自己的个性。

其四，在电影学学科选题的范围内，既有宏观规划上的突破，又有重点和难题上的突破。理论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其问题的难度系数往往对未来成文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作者的文风带有个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质，系列专著的构成具有专业风格和特殊价值。按照这次理论系列专著标定的“视野广阔，观点鲜明”的编辑准则，单本专著阅读和单篇文章研读之后，就会发现其用心良苦的深意所在。电影诞生至今100多年的历史，电影运动屈指可数，电影理论的发展几经波折，其路程也是千折百回，潮起潮落，难以个别作者的观点，某一理论的观点作单一价值判断和主流认定。电影学新的研究方法论，也仅仅是表明一种电影研究的过程，无所谓前卫／先锋／探索／实验／后现代。其作用无非是全面推进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和电影理论研究的深入。电影理论研究固然重要，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研究方式上的“广泛撒网，中心捕鱼”的方式，最终是否有丰硕的成果则另当别论。尘埃落定，这套《新世纪电影学论丛》作为“世纪之选”，在前瞻性、理论性、开拓性、实验性、完整性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其五，学术特征。丛书中所列题目反映了学院电影教学的思想与方法，也反映了对电影学理论的思考，有的问题完全是全新的选择，有的问题完全是开拓性的研究。在就某一问题开展讨论的同时，也讨论电影本体、电影各个专业，电影的观念和艺术创作。行文的最终结果，保持了作者原有的学术风格，仅仅在结构上进行了局部调整。书中许多观点、看法、论述、思想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重要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自不待言。

理论的研究是一项艰苦的登攀，学术之争是一种无冕之争。

爬格子，写文章，著书立说，对教师和学者是一份挥之不去的责任，对学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业绩，对个人则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由衷地敬仰这些作者的敬业精神和学术勇气，更感佩于作者做学问的毅力，致敬于作者为电影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的辛勤劳作、勇于奉献的人格。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将如何发展?纷纷乱乱的世纪初电影市场与电影状态，金钱当道，人欲、物欲横流，有谁还重视理论?电影理论研究犹如大海行舟，学者的生存空间和学术空间越来越狭小，既受到大环境的压抑和挑战，又经历自身思想的动摇而最终成为坚强的电影理论的“守望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北京电影学院能够倾力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集中反映了学院教师作为电影教育专家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化理论意识。

新世纪的开始，未来电影教育任重道远，但未来电影理论研究难度更大。于是，这些以电影教育、教学、理论研究为生命归宿的教师们就更加意识到：坚持就会有所建树，耕耘意味着拥有，守望标志着胜利。

由于策划创意的局限性，我们对电影学学科涉及的问题在选择上仍有很大的缺憾。更由于编者和作者的文学底蕴、理论修养的局限，著作的体例结构和文章的文字水平多有不妥之处，也请专家和读者谅解。

本套《新世纪电影学论丛》的撰写和出版，得到了全院教师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学院各系系主任的具体指导，得到了各位主编的倾力投入；得到了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市教委高教处领导的关心和指导；得到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教育专项基金的资助和总局人事教育司刘爱清司长、李绍新处长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得到了中国电影出版社领导和各位编辑的大力支持；更是得到了学院老教授和电影界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和赐教，终得促成这套《新世纪电影学论丛》的出版。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最最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

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