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纪录了1975年整顿时期,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第一章 历史机缘

　 一、毛泽东指示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的“八月指示”

四届全国人大缘何“难产”

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三件大事

军队高干会和毛泽东“八月指示”的意义

　 二、邓小平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毛泽东为邓小平说话

历史把邓小平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

围绕四届全国人大人事安排的斗争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三、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

周恩来重申的“四化”蓝图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第二章 整顿的突破口——铁路

　 一、邓小平决策：整顿从铁路开始

铁路运输的主要问题

邓小平整顿铁路的决心

　 二、铁路整顿的部署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

中共中央9号文件

邓小平的“三五”讲话

　 三、万里解决徐州问题

徐州问题由来已久

十二天整顿

　 四、徐州经验的推广和发展

9号文件适用于各行各业

工交战线生产形势好转

解决老大难，解开“十个疙瘩”

铁路系统的重点整顿和徐州经验的发展

　 五、铁路整顿的意义

铁路整顿的成效

铁路整顿成功的关键

铁路整顿在1975年整顿中的历史作用

第三章 国防科技整顿

　 一、国防尖端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文革”前期的突破性进展

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国防尖端科技的整顿

叶帅点将

张爱萍抓点

邓小平撑腰

争做“七一派”

整顿见效，三星高照

二、邓小平把钢铁整顿提到中心位置

中央的要求和“八大钢座谈会”

邓小平把钢铁整顿提到中心位置

三、工交战线的进展和钢铁生产的滞后

工业生产打破停滞不前局面

钢铁继续欠产

四、钢铁会议的召开和李先念、谷牧的讲话

谷牧在钢铁会议上的讲话

李先念在钢铁会议上的讲话

五、上得慢的原因和促上去的措施

鞍钢生产上不去的原因

武钢上不去，到底为什么? 

包钢搞成这样子，原因何在? 

冶金部的分析和措施

六、冶金部的报告和邓小平“五二一”讲话

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

邓小平的“五二一”讲话

七、邓小平的“五二九”讲话和中共中央13号文件

邓小平的“五二九”讲话

中共中央13号文件

八、为生产2600万吨钢而奋斗

国务院加强领导，各部门大力支持

冶金部和各大钢铁企业积极贯彻钢铁会议精神

成立“保钢小组”，确保钢铁计划任务的实现

第五章 围绕“反经验主义”的较量

一、“四人帮”企图把学习理论运动引向

“反经验主义”的邪路

从发表理论问题谈话到形成学习理论运动

“四人帮”把学习理论运动引向“反经验主义”的邪路

“反经验主义”的矛头所向是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

二、邓小平的巧妙对策和毛泽东的鲜明态度

邓小平识破“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居心

邓小平向毛泽东请教

毛泽东的批语

三、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初步交锋和江青、

王洪文会后的花招

四、毛泽东主持5月3日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毛泽东亲切会见政治局成员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谈古论今赞叶帅

五、周恩来同“四人帮”的斗争

周恩来主持常委会、起草“意见稿”

周恩来揭露张春桥

六、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七、围绕“反经验主义”较量的结局

第六章 国务院政研室与整顿

一、国务院政研室的酝酿和组建

政研室的最初酝酿

组建政研室的条件成熟

政研室的正式成立

二、国务院政研室的组织和邓小平的领导方式

政研室的组织与负责人的分工

“读文件”及其他

从7月9日“读文件”看邓小平对政研室的领导方式

三、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的作用

调查研究，推动文艺调整

修改《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提纲》

撰写理论文章《论总纲》

代管学部，恢复业务工作，筹办《思想战线》

第七章 计划工作务虚会与《工业二十条》

一、计划工作务虚会的召开

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的设想

拟订发展国民经济十年长远规划的过程

从机械工业规划小组看计划工作务虚会对十年规划的设想

四、《工业二十条》的制定

《工业二十条》的起草和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谈话

胡乔木主持对《工业二十条》的修改

二十个企业座谈会对《工业二十条》的讨论

《工业二十条》的修改稿

五、《工业二十条》的主要内容

第八章 文艺调整

一、毛泽东把整顿之风吹进文艺领域

二、邓小平组织领导文艺调整

三、揭露“四人帮”的两个严重问题

揭露“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

揭露“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

四、《创业》批示引起连锁反应

毛泽东支持电影《海霞》作者的申诉

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的大字报

上书、送材料成为一时风尚

五、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的举措

《万水千山》、《长征组歌》重上舞台举办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

支持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

支持鲁迅书信、著作的出版

《人民文学》复刊

六、落实“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的指示

释放周扬及“周扬一案”中人

‘毛泽东指示为周扬平反

毛泽东批评国庆招待会未请周扬

七、文艺调整的历史评价

第九章 科学院整顿与《汇报提纲》

一、中国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学院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院的破坏

纠“左”的努力及其后的反复

二、胡耀邦受命主持整顿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接受三项任务

胡耀邦主持科学院整顿的进程

三、中国科学院整顿的主要内容及其成效

整顿院所两级领导班子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

进行思想整顿

整顿科技出版工作

四、提出科技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

五、拟定《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胡耀邦主持起草

胡乔木接手修改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

会后的修改和一条语录引起的麻烦

第十章 军队整顿

一、军队整顿，酝酿已久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提出要好好整顿军队

军队的初步整顿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

二、1975年军队整顿的任务和军委扩大

会议的中心议题

邓小平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

叶剑英明确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

三、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军队整顿的部署

邓小平分析军队状况，论述军队整顿任务

叶剑英论述国际形势、精简整编和学习理论

叶剑英打招呼：警惕江青一伙插手军队

讨论通过精简整编的报告

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作用和意义

四、军队整顿的实施

精简整编，安置超编干部

调整配备全军高级领导班子

全面加强军事训练

整顿部队作风，恢复优良传统

整顿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生产，加强武器

装备管理

五、军队整顿的历史评价

第十一章 地方整顿

一、徐海地区的整顿

资产阶级派性对徐海地区的严重危害

邓小平的意见和江苏省委的做法

徐海地区整顿的成效和江苏省委的体会

邓小平和党中央对徐海地区经验的重视

二、浙江整顿

“批林批孔”和“双突”搞乱了浙江

1975年浙江的整顿

三、全国各地的整顿

第十二章 教育整顿

一、教育革命的曲折历程

二、教育整顿第一仗：争夺领导权

三、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

结合总结工作，组织学习讨论，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在教育界组织各种座谈讨论，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办好《教育革命通讯》，统一认识，引导教育革命

整顿

强调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四、邓小平提出“教育也要整顿”

五、周荣鑫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经过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厄运和周荣鑫的殉职

第十三章 围绕评《水浒》的斗争

一、毛泽东发表关于《水浒》评论的经过

二、毛泽东评论《水浒》的初衷

三、姚文元把对《水浒》的评论引入岐途

四、江青竭力鼓吹《水浒》的要害是

“宋江架空晁盖”

五、周恩来在特殊条件下的坚定回击

六、邓小平同“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

七、关于评《水浒》运动的政治作用

第十四章 全面整顿的部署与《论总纲》

一、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

二、关于农业整顿

三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报告

农村政策的调整

“党也要整顿”的酝酿和决策

决定“党也要整顿”的主要原因

“党也要整顿”的决策经过

四、指导全面整顿的纲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胡乔木提出重大命题

邓力群主持起草

《论总纲》的主要内容

《论总纲》的历史命运

第十五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与整顿的中断

一、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

二、从整顿到反击的转折

三、政治局内“批邓、反击”的开端和升级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总评价

两次政治局八人会议及批评对象的扩大

四、从“教育革命大辩论”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清华大学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

通过“打招呼”会议进一步发动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公开发动和展开

结语：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一、1975年整顿的发展过程、显著成效及取得成功的原因

二、整顿突然中断的原因

二、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三、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在中国，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评价，攻击1975年的整顿是“右倾翻案风”，“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这些诬蔑、攻击充斥报纸杂志，一时操纵了中国的舆论。可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干部党员中有着另一种评价。他们拥护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种代表历史主潮的评价，从对“批邓反右”的抵制中表现出来，从广为传播的所谓“政治谣言”中反映出来，在“四五运动”中爆发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为“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5年整顿所开始而没有完成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得到继续和发展。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对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自然也就颠倒过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它的历史地位。

从当时的作用着眼，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①1975年整顿，前后只用了短短八九个月，就使中国从持续九年的动乱中解脱出来，经济发展状况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最好的一年。

第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

胡乔木认为，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①江泽民指出，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②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中，都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改变、取消“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许多做法。

——铁路整顿实行以铁道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同种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了运输安全畅通。

——计划工作务虚会分析了当时经济生活中散和乱等主要问题，提出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对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整顿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农业方面，继续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并开始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大力发展养猪业，重申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积极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指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开辟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道路；同时，又采取了以稳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稳定粮食收购价格等政策。

——军队整顿首先着重解决编制和班子的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解决了臃肿的问题，增大了海军空军的比例，增大了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比例，可以适应不同规模现代战争的需要，可以加强军事工业，提高装备水平。同时调配好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是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军以上军政第一把手，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绝大多数大单位建立起一个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教育方面，提出要加强数理化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的教学， 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直接升人大学，要提高教师的地位，改 变教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状况。

开放，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继续执行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赞同的从1972年初开始的“四三方案”。鼻一步强调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第三，邓小平理论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开创。  

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指导或影响下形成的《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提纲》等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发布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

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本身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包含了反思和探索。邓小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称“三项指示为纲”，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酝酿。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不少基本内容，在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文献中，有些已经有了明晰的表述，有些已经有了茁壮的萌芽。应该说，邓小平理论是在领导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酝酿和开创的。

从1975年整顿对以后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它的历史地位可以作如下评价：

第一，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突然中断，它的成功和失败，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

邓小平这样总结过1975年的整顿：“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①

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次整顿“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地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④

第二，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它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60年代前期调整、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  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发展和积累，为新时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①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革”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包括整顿中邓小平主持或指导起草的一系列文件，所作的讲话、谈话和指示，特别是《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等三个著名文件，正是在“文革”发展到1975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显而易见，1975年整顿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对“四人帮”那一套极左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具体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又相当全面地阐述和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较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而作为1975年整顿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领导整顿取得的巨大成功，“批邓反右”遭受的沉重打击，“四五运动”中受到的拥戴，再度复出后创造的辉煌，构成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最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篇章。而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不仅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从1975年整顿的历史，已经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继承人，又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发展者。P595-600

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八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后来，邓小平曾几次回顾1975年整顿这一段难忘的历史。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台。”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说过，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各个人的意志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对立、斗争，融合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只要我们具体地审视历史，哪怕只是不长的一个段落，就会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同处于主导地位的个人的主观意志，同预先设定的目标不相一致，甚至完全背离，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②毛泽东，这位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基业的伟大领袖，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处于这样的事与愿违的悲剧境地。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⑧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④实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对党内情况的分析，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这样英明、伟大，也难于控制和改变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

面对全国绵延不息的动乱，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以控制和稳定局势；1967年夏，巡视大江南北，号召停止派性武斗，实行“大联合”、“三结合”：1968年8月，又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进入“斗、批改”阶段。继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①之后，1969年4月，召开了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定’：的预期目标。不想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陈伯达配合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②会后，毛泽东动了“批陈整风”。1971年夏，又“周游列国”，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目的之一，是敲山震虎，教育、挽救林彪。林彪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策划谋害毛主席。挂上炸弹的飞机，企图在毛泽东的专列行将经过的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车站127号铁桥下手。林彪的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和粉碎，最终以“九一三”国外逃、座机“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爆炸而告终。

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撼难以估量。它促使毛泽东猛醒，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肯定“二月逆流”。说所谓“二月逆流”是老帅和副总理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①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未及更衣，在睡袍外罩上一件大衣，就匆匆赶赴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连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揭批林彪的来信上做出批示，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个批示使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而错误打倒的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陈云、王稼祥、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何长工、贺诚、陈丕显、刘景范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

林彪事件后，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力图恢复正常秩序，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②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在“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张春桥等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毛泽东不赞成批极左，他在1972年12月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①

此后，江青一伙的政治地位继续上升。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一个小集团——“四人帮”。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他们搞起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他们声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制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总之，“批林批孔”运动引起再度动乱，使得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

这时，历经波折、年老体衰的毛泽东已经不想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放手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了。他对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满，多次给予严肃批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想方设法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规模、范围、力度有所约束，有所限制，即便如此，也终难遏制“批林批孔”运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破坏。

1974年前五个月，山东、湖南、贵州、内蒙、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四川等十一个省区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虽然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混乱局面有所控制，但终难改变许多企业的半瘫痪状况。“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全年财政赤字达7.7亿元。

面对社会动乱不止和国民经济下降的局面，毛泽东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先后做出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与此同时，对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也及时做出了决策。他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许她插手“组阁”，并指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依靠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要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重要职务。让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执掌党、国家、军队的最高权力。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在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引下，以“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领导了1975年的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立即对军队整顿作了部署，同时开始重点抓铁路整顿，很快就取得突破性进展。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顿收到了令人惊叹的实效。整个工交战线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

在此期间，围绕“四人帮”提出的“反经验主义”，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江青被迫写了检查，王洪文被派往外地。从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这时，毛泽东主动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逐步活跃文艺。他接连对“周扬一案”和电影《创业》做出批示。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地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了邓小平的提议，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成为协助他领导整顿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7月起，军队的整顿，文艺的调整，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先后展开。邓小平决心乘胜前进。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仅要恢复生产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而且要设计出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最为急迫：一是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要确定共同遵循的“章程”；一是要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十年做出长远规划。为此，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十年长远规划。

邓小平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一步开展“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包括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整顿、科技整顿、文艺整顿和党的整顿等九个方面。为“全面整顿”做准备，邓小平指：导起草了工业和科技两个条例，以“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的社论也已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就在“全面整顿”准备进行而尚未展开之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全面整顿”夭折。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反映了在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形势下当代中国历史的必然要求；整顿在短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功，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和核心作用，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强烈愿望；而整顿的中途夭折，说明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当时各种政治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下事实上之不可能实现。

但是，这不过是历史的极其短暂的曲折。正是1975年整顿取得的成功及其遭受的挫折，进一步唤起了人民的觉醒，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增强了人民的信心，迎来了以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四五运动”，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月的胜利”。

1975年整顿，演出了许多惊心动魄、生动感人的活剧，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1975年整顿有其独具的、特殊的辉煌。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1991年春，我们奉调到刚刚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研工作。程负责“文化大革命”时期，夏参加“前十年”(1956—1965)。为适应工作需要，实现专业转换，程确定以“一九七五年整顿”这个课题作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切入点；确定以1975年的“文艺调整”作为展开她的研究专题“‘双百’方针的历史命运”的突破口。这样，“一九七五年整顿”就成为我们从事共和国史研究的入门课题。

在完成国史稿写作任务的同时，到90年代中期，我们分别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和纪实文章。程写的《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铁路整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一九七五年整顿》，夏写的《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一九七五年文艺调整述论》、《关于一九七五年评(水浒)运动的若干问题》两篇述论和关于文艺调整的七篇纪实文章，都以查阅档案和访问当事人所得的新史料为依据，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纠正了一些流行的不确切的说法，得到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和学术界的好评。特别是夏写的两篇述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新华文摘》列为封面要目全文转载；中共党史出版社于1995年11月出版了夏在此基础上写成的《1975：文坛风暴纪实》一书。

我们在研究“一九七五年整顿”方面取得的进展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1998年春，中国青年出版社潘平同志邀约我们就1975年整顿写一专著。其时，潘平同志正在编辑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丛书”，已经出版了《合作化运动始末》、《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等多种。这本来是我们所在的共和国史研究机构份内的事，中国青年出版社却先我们做了。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潘平同志重视国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热忱，大力推进国史研究著作出版的成绩，我们非常钦佩。对已经出版的著作的质量，其内容和形式，我们也比较满意。我们毫不犹豫接受了他的邀约。抱歉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约定的交稿日期一再推延，直到2001年5月，书稿才全部写成。

我们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看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的第二次历史转折，是以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领导的1975年整顿为前奏的。应该从这样的历史高度来认识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应该放在这样的框架内来叙述和评论这一段历史，总结其历史经验。继承我国史传散文特别是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的传统，学习“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成果，吸取通讯、报告等纪实文体的写作经验，我们冀望把《历史转折的前奏》写成一部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著作。它首先应该是一部信史。必须根据翔实可靠l的第一手材料，通过科学的研究分析，以广阔的社会历史作背景进行符合历史真实的叙述，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书里所写的所有历史场景，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具体细节，都必须是有根有据的。作者可以有所取舍，叙述可以或详或略，但绝不容许半点虚构，也不容许任何想像的成分。对历史事件不仅叙述其来龙去脉，说明其前因后果，而且评论其是非曲直，总结其经验教训。不单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和评价，还要通过生动的场景，通过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做什么”和“怎样做”，通过他们的活动对政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写出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让读者不仅了解他们的是非功过，而且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触摸到他们的个性特征。历史著作的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它独具的真实性、丰富性、生动性和借鉴作用，是可读性的根基，是吸引读者的主要之处。当然，同时还需要文采。《左传》中就已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进而提出“文质彬彬”的要求(见《论语·雍也》)。没有内容同形式的适称配合，没有恰如其分的、富有文采的表述，也是不能吸引读者，让读者手不释卷，从而使著作传之广远的。为此，我们作了一番努力。我们主要采取夹叙夹议的写法，力求以准确简炼的语言，生动流畅的文笔，来叙述和评析多姿多彩的历史进程和经历不同、个性各异的历史人物。企望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我们的耕耘，究竟能够得到几分收获，只有等待读者评判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编写出版这一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题材的、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历史著作，对于在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中进行国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很有意义的，是十分必要的。历史著作的认识价值和感染力，是别的著作所无法取代的。如能编写一系列这样的历史著作，并以这些基本著作做基础，经过更具广泛群众性的传媒进行再传播，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成就和经验，可望进一步深入人心，也可望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期待有更多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在深入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拿起笔来，写这一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历史著作。至于我们自己，当竭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继续进行尝试．不断探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