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春光明媚，窗外嫩芽绽枝，花蕾欲放，而我却无暇赏此春景，沉浸在拜读许嘉璐先生《未安集》的感动中！我觉得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教育论文集，它不仅揭示了教育的规律，更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先生对国家、民族、社会深深的爱，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先生对教育和社会关系，对教育规律的深入思考，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懈探求。

先生不仅是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热心倡导者、推动者，更是一位理性、冷静的思想家。先生多次真切地指出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教育问题，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与探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诚恳地告诫我们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处理好“吃饭”、建设和教育的关系。他所提出的教育观点总是开拓而不偏激、理智而不激进、发展而不冒进。

《未安集》涉及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各项事业，其中关系到教育领域的许多方面，从这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关注。书中反复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是祖先们在奋斗拼搏中一点点积累、凝聚起来的；我们今天的事业也正是历代民族志士理想的升华。用“传统”教育青少年，是自然、也是高尚的。他认为，这种教育决不是“权宜之计”，而应该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者还具体阐述了加强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的方法，如学校、社会和家庭紧密配合的“三教统筹”，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学校是主战场、教师是主力军、课上课下从容“渗透”，不要给古人古事“贴标签”、“加包装”等等。

第二，对于教师工资问题的关注。1993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出现了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拖欠总额达到了14亿元。全国人大派出了四个组分赴四个拖欠最多的省进行《教师法》的执法检查，许嘉璐任湖北省检查组组长。在检查组的推动下，湖北省下拨了一亿五千万，解决了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这一年的春节，他是在“喜忧参半”的心情中度过的。喜的是湖北的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忧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文字：

《义务教育法》中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实际结果是既然由地方负责，中央财政就不负责了，既然分级管理，就把乡和村的小学交给乡和村去管理了。这一条相对于过去由政府包揽一切而实际又包揽不了的情况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如果那里的经济不发达或干部素质较低，就会“负责”不了，“管理”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上级（包括中央）又将如何采取措施？法律和法规都没有规定。现在中央的教育经费中义务教育只占三、四个亿，用作对老少边穷等地区的补助，可谓杯水车薪。这种情况还应该继续下去吗？贫困地区的教育只靠“自力更生”就能追赶上发达地区吗？

为此，他对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财政要扎扎实实先保吃饭、保教育；各级政府应对义务教育经费做出全额预算，不留缺口等。在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上，他还专门递交了《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条例〉》的提案，呼吁从法律上、制度上根本解决教师工资拖欠的问题。

代序：读许先生教育文集有感庞丽娟

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出高素质的人

关于农科教结合，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和对策

 ——在民进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教育——经济发展的更大瓶颈

全面推进突出重点

 ——在《求是》杂志、高教出版社关于教育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次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讨论

 ——“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教育怎样有所作为”读后

中华文化·传统道德·思想教育

让历史告诉青少年

 ——在《中华史画卷》《世界史画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华史画卷》序

《世界史画卷》序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刻苦学习建设美好祖国

 ——在156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勤台学习勇于创新攀登语言学高峰

 ——给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文字学系99级全体同学的信

担起历史重任迎接新的世纪

 ——给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文字学系99级全体同学的信

给工庆辰老师的信

贯彻《教师法》 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

 ——在湖北省大悟县的讲话

检查拖欠教师工资札记

我说教育投入

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条例》

 ——在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上的提案

1994年春节的喜与忧

 ——兑现教师工资所引起的

大力扶持青海、四川等省藏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八届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振兴教育的希望所在

《高等师范学校帅资培训论文集》序

努力培养高素质的教师

不断提高高师师资培训工作的水平

加强培训工作提高高校师资水平

 ——在华北高师师资培训工作会暨山西省高校师资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大力提高教师素质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关键

从我做起为推进素质教育做贡献

 ——在与第十一届赴京参观优秀教师会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教师语言问题

 ——答《中国教育报》记者问

致残疾模范教师张纯和

扩大实验加强研究把“注·提”实验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昆明“注·提”表彰、观摩会上的讲话

加强学术交流提高实验水平

 ——在全国首届“注·提”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理沦与实践相结合推进语义教育改革

 ——致21世纪中小学语文教育座谈会

教育发展的要素 国家富强的利器

 ——在香港大学关于普通话教学的讲演

关于香港普通话教学的几点想法

两支队伍的结合是中小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给林崇德教授的信

《教育结构研究论集》序

汉字结构的规律性与小学识字教学

 ——兼评几种小学识字教学法

练好基本功写好规范字

 ——对编写《写字》课教材的意见

《识字教学法论文集》序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语文教学

 ——在香港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

落实“十五大”精神打好“普九”攻坚战

 ——学习“十五大”精神，在教委党组召开的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

解放思想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在重庆部分社会力量办学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的插话和讲话论学前教育

致“21世纪教育论坛”的贺信

《民办教育的发展与规范》序

大力提倡大力发展

 ——在职业教育研讨会上的讲话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发展民办教育

 ——在民办教育研讨会暨协作网年会上的讲话

优势互补探索合作办学新路

 ——致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南山区人民政府的贺信

开拓创新培育一流人才

 ——在视察淮阴工学院时的讲话

加强理论研究推进幼教发展

 ——在考察江苏省南京市实验幼儿园时的讲话

改革办学体制 推动幼教立法

 ——在考察南京市淮海幼儿园时的讲话

关爱残疾儿童发展残疾教育

 ——在江苏考察南京市盲人学校时的讲话

大力发展残疾人教育

 ——在北京市第一聋校考察时的讲话、插话

加快特殊教育立法提高特殊教育水平

 ——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考察时的讲话

综合治理建设网络文明

 ——在网络文明工程启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开拓创新再造辉煌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5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后记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证明：社会的发展要靠教育。所以今天讨论和呼吁教育问题是抓住了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教育的热点又是经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些都是当前的急迫问题，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讨论教育，首先要抓根本性问题，这就是弄清楚教育的功能是什么，怎么实现这个功能。这是当前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

现在对教育形势的看法差异很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认为是由于衡量的标准不同。一个以数量为标准，一个以质量(即教育是否体现了自己的功能)为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只有500所高等学校，现在已增至1075所，在校生也翻了两番，小学入学率也提高了。这是不是形势大好?一年多前我就针对这个问题说过，这种发展里头有恶性膨胀。现在的1075所院校，即使用低标准衡量，有多少院校是合格的?中小学也可以做一次这样的测算。全国中小学教师合格的又有多少?不合格的学校、不合格的教师，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吗?数量不是判断形势好坏的第一标准。有识之士已在大声疾呼教育危机。说危机，不应只着眼于有多少学生厌学、辍学，有多少教师流失，更根本地应看到：第一，现在全社会谈到教育问题已开始感到厌烦，甚至学校的老师们也不愿再谈教育问题了。这是很可怕的。第二，各阶层的人员素质明显下降(包括各级政府官员)。今后一段时间还要继续下降．．去年中发生的空难、铁路撞车、轮渡翻船等恶性事件，实际上都反映了人员素质的低下。第三，21世纪要什么样的人?大概自上至下考虑得很少。换句话说，21世纪向教育提出了什么要求，至今无人心中有底。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对这最后一个问题应展开一次全民性的大讨论(包括对40年教育工作的反思)。不单教育家参加，也不单是知识分子参加，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参加讨论。这个问题清楚了，就要研究我们现在的教育能否适应未来的需要，这样怎么办教育也就清楚了。这里面有一个教育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一定要讨论清楚。“经济发展了，才有钱办教育”，这是比较普遍的观点。我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只有教育发展了经济才能持续地更快地发展。我们把关系颠倒了。日本战后发展教育和经济的经验值得借鉴。发展教育，关键是提高人的素质。素质有智力因素(各类知识和技能)和非智力因素，包括个性(我说的个性主要是指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毅力、创造性。目标明确了，教育的功能才能真正发挥。

此外，当前教育部门应该简政放权，加强督察。中央必须下决心放权，权不仅下放给省市县乡和校长们，而且要下放给个人。全民办学么。应允许办同仁学校(包括高中_、大学、研究生院)。这些学校的方向、质量如何保证?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调节、制约。只有这样才能从现有的学校外部给学校带来动力，才能出现质量、功能的竞争局面，才能出现多种流派的教育学理论，培养出我们社会主义自己的教育家。

总之，讨论教育的核心，就应讨论中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层次、什么样素质的人。这就要对四十年的教育进行反思，也要涉及到到达彼岸的路怎么走的问题。当然，现在对有些具体问题也得谈，如经费问题，因为这是办教育的基本条件。对这个问题我持乐观态度：只要领导想清楚了，下决心了，我们12亿人，暂时勒紧裤带办教育，我想大多数人是会想得通的。

(载《中国青年报》1989年3月28日)P1-3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窗外嫩芽绽枝，花蕾欲放，而我却无暇赏此春景，沉浸在拜读先生《未安集》的感动中!作为学生、晚辈，蒙先生厚爱，我有幸先于世人拜读先生的大作，不禁感触良多。我觉得，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教育论文集，它不仅揭示了教育的规律，更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先生对国家、民族、社会深深的爱，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先生对教育和社会关系、对教育规律的深入思索，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懈探求。因而，它在向我们传达着先生教育观点、思想的同时，更带给我们许多人生的感悟，启迪我们对如何做人、做学问，如何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所作为的教育研究者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先生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一位政治家。他站在时代、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教育充满了关注，高度揭示与肯定了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其对教育问题的思考置放在时代、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宏观大背景之中，深刻地阐述、剖析了经济、政治、科技等发展与教育的关系，我国教育发展的问题及其深层制约因素。因此，他对教育的看法，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对教育发展的见地，总是不同于一般的教育研究者，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纵观全书，在先生对各种教育问题的论述中，都渗透着他对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整体把握，他对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科技以及教育与文化等的深入思考。，因而，先生在教育改革、教育投入、义务教育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上，都有其深入、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

先生不仅是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热情倡导者、推动者，更是一位理性、冷静的思想家。在文集中，我们随处可以发现他观点中所蕴涵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随处能感受到他理性、睿智的思考。正是因为先生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爱，对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高度的责任感，先生多次真切地指出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教育问题，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与探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诚恳地告诫我们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我国教育的发展要与国情相适应，要处理好“吃饭”、建设和教育的关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教育发展与国家整体事业发展的关系等。因而，他所提出的教育观点总是开拓而不偏激、理智而不激进、发展而不冒进。

先生同时还是一位严谨治学、对教育有独到见解的教育家。尽管政务繁忙，特别是担任国家领导人后日理万机，先生始终对教育规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孜孜以求。与一般政治家论及教育不同的是，先生对教育的思考与阐述涉及到了教育的各个领域，既包括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包括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民办教育；既包括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也包括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投入、教育立法，更涉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内容、方法、课程设置，师资培训与教师队伍建设，及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等等。从先生的这本教育文集中，我们即可以看到先生对教育的全面、深入的探讨。

同时，先生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基于其深厚的教育学、心理学功底和深入的教育研究与思考。正因为如此，先生在许多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阐释了对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特别是，先生指出，“社会的发展要靠教育”，“教育关系国家的繁荣富强”，讨论和呼吁教育问题是抓住了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教育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力要比交通、能源、通讯等大得多，“只有教育发展了，经济才能持续地更快地发展”；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相对于过去由政府包揽一切而实际又包揽不了的情况是前进了一步，但实施上必须结合各地区的具体经济发展情况，为确保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各地财政必须“切切实实先保吃饭和教育”，对义务教育经费做出全额预算、不留缺口，为此，当前应抓紧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条例》。1994年初，先生就提出“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家庭、社会与学校要紧密配合，教育内容与形式必须结合学生和社会实际，注意儿童心理、生理等年龄特征；要重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重视价值观和伦理观教育；1996～2001年又多次强调，加强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使年轻一代“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面对社会开放的多元影响，能“牢固地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先生对各个阶段和层面的教育都有独到见解、精辟论述。例如，他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内容不应过分强调正规化、系统化和统一化，而应“和当地当时实际紧密结合”，更多地加进乡土农业科技内容；他非常重视常常被人们“遗漏于视野之外”的学前教育，认为“学前阶段，特别是3～7岁，是一个人的心理、个性、思维以及与周围人和事的协调等方面养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在思考素质教育时，“就不能不把学前教育纳入我们的视野”，必须“真正把学前教育当作基础教育乃至终身教育中素质培养的重要基础来认真对待”。他更前瞻性地指出，我国民办教育在未来若干年内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迅速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逐步为民办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的社会环境”。

先生十分重视教师问题。他认为，提高国民素质和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尽快提高教师素质，以“符合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并明确指出，教师素质提高“不能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学历为满足”，要“大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并进而提出了新时期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以及提高教师素质的措施，对师资培训工作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值得指出的是，先生还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及方法学的问题。认为教育是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经过调查、实验，上升到理论，不可以“跟着感觉走”。因而，他既热情鼓励教师、专家使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问题进行探索，也倡导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实验研究要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而其自身则更是在百忙之中始终坚持对教育进行多方面的深入调查与研究。

从这本文集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先生对教育问题的论述是以其整体教育观为基础的。他对教育各方面问题的探讨，都不仅渗透着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贯穿着他科学的教育发展观，包括教育价值观、功能观、目标观、课程观、过程观、教师观、质量观与评价观等。

让我由衷敬佩和深有感触的还在于，先生更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无论是治学还是从政，先生总是亲历亲为，扎扎实实，锲而不舍，不遗余力。在先生身上，没有形式主义的影子，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为解决“普九”和教师工资拖欠等问题，先生深入实践，深入调研，四处奔走，殚精竭虑。他不是简单地坐在上面听汇报、看材料，也没有盲目地下结论，而是深入乡镇，身临其境，亲与其事。这种求真务实、为民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人格作风，不能不让人感动。由此我不禁联想到，先生对“三农”问题、资源保护问题和学前教育立法问题的调研，也是一贯的亲历亲为，扎实、深入。正因如此，先生每每对教育问题的论述、观点都不是纯理论的、空谈的，更不是表面的、肤浅的，而是切实的、深刻的，很有见地的。这正是先生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实践和思索的必然结果。此外，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和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先生对教育自有其独到精辟的论述，然而，先生却谦虚地将其书定名为“说”教育，谦逊地称自己不是教育家，“不过是在为社会上的呐喊声敲几下边鼓伴奏而已”，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先生朴实、不事张扬的高尚作风。

由此我还联想到，为什么这些年在我国尽管有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论著发表，有诸多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论述，但总让人有种感觉：有的论述“隔靴搔痒”——不解决根本问题，在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面前，有的论述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我想，现在我从先生的书中找到了答案。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学者、研究者在理论上不懂得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现实的关系，而在于一些学者缺乏深入实践、扎实研究的学风与怍风。深入实践、理论联系实际之于探寻教育规律、寻求解决教育问题的真谛的重要性，之于教育科研发展的重要性可能无须再论证，几乎人人懂得，但却非人人都能身体力行。由此，我们更可见先生的人格作风之可贵与令人敬重!

从文集中，我还强烈地感受到先生对年轻一代的深切关怀、殷殷期望和热情奖掖。先生不止一次地以讲话、书信、文章等方式充满热情地勉励青年学子，传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成长为“道德高尚、知识丰富、技能高超、身体健康的建设者”，“一代不图虚名，不怕失败，勤奋严谨，敢于创新的人”。为此，先生希望同学们除了“锲而不舍、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博知广闻，锻炼能力，练就坚实的基本功外，更要勇于创新，磨炼毅力，以先哲为榜样，“追求在为祖国、为学问、为正义的奋斗中体现个人价值”，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先生的拳拳心意、殷殷期望，不禁让人深受鼓舞、催人奋进。

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对教育因而对每个教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和未来的需要，我不禁在思考：自己该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的教育问题，如何做一个对国家、民族发展有所贡献的教育研究者?先生的书给了我许多启迪，引发我深思。我想，先生的书在今天出版，可能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相信它不仅对我，而对所有研究教育的人、年轻学者都有着重要的昭示意义。

蒙先生厚爱，我有幸先睹先生著作，并鼓励我在书前写点什么。说实话，刚开始我断不敢“遵命”。这绝非客套，因为先生是我敬重的老师，对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焉敢妄加评论。怛刚一开卷，心中便油然而生种种感动，教益匪浅。于是，写下上面的一些感动与想法与大家分享，也算为序。

庞丽娟

2002年3月26日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是我多年来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就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所发表的部分文章和讲话。起名为《未安集》，是因为我对于自己过去写过的和说过的是不是正确，至今也没有完全的把握。现在相对集中起来，放到书店的柜台上，因而也就是放到更多的读者——特别是教育学家——面前，实在忐忑不安；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其现实状况与中国的未来、与人们对它的希望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作为一名关心和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怎能心安?

我不是教育家，当然更不是教育理论家，所以在这个集子里看不到什么理论的建树。其中的许多观点，是我在这些年里看了无数所城乡各级各类学校，并和众多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座谈的过程中形成的。既无理论，又未心安，却又决定刊出这个集子，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两个因素：一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参政党的成员，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各项事业，从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而在政府的决策中，已经吸收和融合了许多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二是让人们用过去的和现在的实践来检验我的所思所讲，或许有益于今后的教育工作，包括我自己今后在这方面的努力。

集子中各篇的时间跨度十几年。这十几年是我国的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时期。今日以为非者，或为昔日之是；昨日令人心焦者，或已成眼前之常。所以即使我自己重读旧作，也发现了不少未必切合实际或并非惟一答案的意见。但为保持历史——起码是我自己思路的过程——的原貌，未做任何改动。我对旧作所珍惜的，不是其中所表达的意见本身，而是这种表达所反映的时代变化、教育事业的进步，以及它所勾起的我对往事和当时情况的回忆。

这里所收的，大部分曾经公开发表过。从各种报刊和记录中搜寻旧文是很费事费力的。这要感谢我的秘书王晓平。搜集之后的一道工序是从大堆剪报和复印件里选出那些还有出版价值的东西，这不但很费时费心，而且需要“火眼金睛”。感谢我国著名的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庞丽娟教授，她是忙人，竞在病中编选了这个集子。书序是我请她写的，本想一事不烦二主，意在请她“把关”，指出哪些符合教育学、心理学原则，哪些说错了；没想到她却说了一堆好话。我无权改动她的文字，只好在这里说明：她过誉了，实不敢当，如果我能做到她所说的一半就很满足了。我愿意用《论语》里的一句话回答她：“虽日不能．愿学焉。”

感谢教育科学出版社。他们这些年出版了好多高水平的研究教育问题的书，已经成为教育科学的权威出版社。现在费力费钱地出版我这个研究教育的“票友”的科学与否尚未可知的集子，副总编辑李东和责任编辑王磊为此于酷暑时节埋首而又奔波，我除了说声“谢谢”，就无以为报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副题用了一个“说”字，似乎不大严肃，但我却是认真的。既然自己还没有登上教育理论的台阶，站在门外，所说所写自然不配为“论”。“说”，或许更能体现我国的特色——全社会都对教育至为关心，人人可得而说焉。虽然全书不过尔耳，但我还是要把它献给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因为没有母校多年的润溉熏陶，我不会对教育这样执着，也不会写出讲出这些话。

2002年7月12日

于访非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