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卢沟桥”报道第一人，他是《大公报》特聘战地记者，他被摄影史家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他叫方大曾，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为什么他会获得如此的赞誉，他是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受上海《大公报》的派遣，以前线通讯记者的身份前往华北抗战前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小方”为笔名，发表了多篇前线报道。但不久之后即在前线失踪，时年25岁。他是“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新闻记者！

欲了解关于方大曾的更多故事，敬请关注冯雪松编著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方大曾！

他是“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他是《大公报》特聘战地记者，他是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一个过去时代的前卫青年，一个神秘失踪了七十多年的战地记者，为什么会在今天仍被寻找和追随？

冯雪松编著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方大曾！

序言 他是中国的卡帕

壹 一部偶然的纪录片

贰 方大曾和时代

叁 灰房子时期的报道

肆 融入生命的黑白片

伍 一个人的绥远之行

陆 改变命运的战事

柒 纸张上的战地足迹

捌 最后的消息

玖 与青春相连的记忆

拾 寻找以致敬的方式

拾壹 几乎触碰到的气息

拾贰 底片的命运和归宿

拾叁 没有完成的句号

后记 从寻找到追随

附录 方大曾年表

当我看到方大曾的作品，忽然觉得有种特殊的感觉从骨头缝里出来，这种感觉很长时间都没有。不久前，中国摄影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叫《玛格南的五十年》，让我写序，当时我觉得特惭愧，中国在玛格南图片社成立五十年后才出这样一本画册，很遗憾。原以为像玛格南那种关心人、关心人的生存环境理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是没有的），五十年后中国才开始出这类的书加以介绍，其实六十年前方大曾就已经这样了。但是可悲的是，他的工作几乎是没人知道，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但是最近五十年没人再提到这些。

我觉得摄影有两点是特别宝贵的东西，第一是纪实性，一个照片拍得不是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种真除了表面上形式的真实外，还要有本质的真实。还有一点是瞬间性，其实就那么简单的决定性的一瞬间，就决定了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平庸，这两点原以为在西方的摄影师那里才有，现在发现，在“卢沟桥事变”前，方大曾早就这么做了。（冯雪松访问唐师曾 2000年3月）

“去看生活，去看世界，去见证伟大的事件，去端详穷人的面孔与骄傲人的姿态。”美国的《生活》杂志以这项宣言发刊并且启动了新闻摄影报道的黄金时代。当时，许多摄影师为追求真实付出了代价。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罗-伯特·卡帕，因新闻照片《共和国卫士之死》而获得了国际声誉。以35毫米相机、大光圈镜头、高速药膜底片，结合他大胆、无畏的勇气，在西班牙内战中一举成名。这一年，方大曾正在天津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他的目光更加坚定地投向社会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和处境，大量涌入他的镜头，贴近现实，记录民生。

在小方留下的文字里，没有发现他对于照相器材的使用心得，也没有发现他关于拍照的经验体会，他似乎更为关注被拍摄的内容，而不是设备的好坏和构图的美观，他喜欢简单和直接，不喜欢复杂和婉转。

方大曾和同时代的其他人比较，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有一份信仰，他立志要做新闻工作，可能现在想起来，他是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在国内就是范长江，他对范长江是很崇拜、很崇敬的，因为范长江出名比他早，在西北战场上出名，而且在写报道上要比他早，他对小方很有影响，以至于他后来去投奔范长江，这是一个。在国际上，小方有他崇拜的偶像，像当时在欧战中很有名的一个记者罗伯特·卡帕，那是他的一个崇拜偶像，卡帕赌的是命，评论界评论卡帕的照片，他在拍摄的时候，按快门的速度是跟机关枪在比时间，所以哪儿有战争他去哪儿，他拍了很多报道当时美国兵在几个战场上战斗的情况。方大曾也一直是在战争的最前沿，这是他的一个追求，他想成一个名记者。（陈申访谈2012年7月12日）

小方在积极从事报道摄影工作时，也偶尔参与艺术摄影创作实践，还抓紧时机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和参与联合摄影艺术展览会。

1937年6月24至30目，在北平东城青年会二楼，举办了“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参加这届影展的有南、北方的著名摄影家郎静山、叶浅予、刘旭沧、张印泉、蒋汉澄、魏守忠等26人，共展出作品178幅。而小方也是这一联展的热心参加者，他又把自己“取材大众生活”，“多时代思想，用字多深刻”的新作15幅，向公众展示，其标题是：《塞北风云》《联合阵线》《早晨的阳光》《地下锻炼》《这也是我们的武装》《淘气》《光明的保卫者》《保卫内蒙古》《在黑暗中》《吃黑面的人扛白面》《任重致远》《齐步前进》《基础工作》《尚在天真期》《粮食的准备》。

小方对艺术摄影的探索与追求，不同于那些孤芳自赏的“唯美主义者”，他选景造型力求把变革中的社会内容尽可能完美地与艺术形式统一起来。

《联合阵线》是他的代表作，被选印在《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特刊》的显著位置上，这幅作品取材现实生活，画面简洁鲜明生动，构图用光恰到好处，它告诉人们坚持团结联合行动，组成强有力的统一阵线，才能同舟共济，战胜惊涛骇浪，争取最后胜利。它借景抒情，以形传神，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表现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因而被人们誉为抗战前夕最佳的摄影艺术作品之一。

看了方大曾那些照片作品后，我能认识到当时的历史，从前我认为旧中国的人都是赢弱的，长得奇瘦无比，病病殃殃的。但从小方的照片里看，当时的中国军人，挺威武的，看缴获日本的车的中国人，挺彪悍，挺英武，长得也顺眼。我想不到六十年前中国人就是这么强壮、这么精神，比如纤夫、挖煤的。这种拍摄感觉，只有像方大曾、罗伯特·卡帕所追求摄影本质的人才拍得出。

方大曾用的可能是禄莱双镜头反光相机，当时这类相机是技术最可靠的，比较简单，他拍的好像都是6×6或6×4.5或更大一点儿，这种相机当时是德国造的，本身技术很可靠，不是去追求那些奢华的东西，由于这些相机比较朴素、简单，保证摄影师远离电及自动化的东西，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拍摄。

他的照片从拍摄手段上讲，都是现场的，看不出他干涉谁，很客观的记录，很简单的镜头。比如，这张照片里能看出运送辎重的车，能想象得出，小方当时穿的衣服也是农民的服装，他不可能穿洋服，也许他的行李就在这里边，车辙压在路上，他的心和他的脚也压在这上面。比如像这张照片，上面高高的乌云，一种孤独，特别能反映当时他的一种心境，这么美好的河山，一个孤零零的士兵，用这种很简单的步枪面对前面的敌人，这是中国最危难的时候，中国丢了，小方也丢了。（冯雪松访问唐师曾2000年3月）

P100-102

他是中国的卡帕

陈申

如果你的照片拍摄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

提起这事很多人都会知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受上海《大公报》的派遣，以前线通讯记者的身份前往华北抗战前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以“小方”为笔名连续发表了多篇前线报道。但不久后即在前线永久失踪，时年仅25岁。按照现行的说法，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新闻记者。这不仅仅是“想当初”，即明年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其价值的亮点还在于，方大曾留下的800多张照相底片已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典藏，成为了珍贵的抗战文物。

去年来上海见到了某一位出版界老朋友，那时他还在主持出版社工作，在闲聊中提起了关于方大曾的话题，他立刻表示要作为出版社的选题，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在兴奋的同时，也为他那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一拍即合之后，我立刻想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冯雪松，他是10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的导演。他除了有文笔的优势外，还曾经对采访小方的故事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时间的投入，这个选题请他担当最好。

在中国二十世纪战争摄影史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与上海有关。一个是沙飞，他不仅是鲁迅的崇拜者，也是为鲁迅拍摄遗像的人。沙飞后来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和新闻出版人。再一个就是方大曾。方大曾是抗战初期活跃的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由北京离家奔赴抗日前线，由范长江介绍作为上海《大公报》前线记者进行采访。两位摄影家同为1912年出生，作品风格样式和创作观念都可以和当时西方战地记者相提并论。但他们不同的历史价值在于：同为投身子抗战前线的热血青年，沙飞在山西参加了八路军，用照相机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获得胜利的始末，他留下了大量价值不容低估的有关八路军部队和解放区的叙事作品。而方大曾1937年也到了山西，随后就在他的《平汊线北段的变化》报道发表后失去消息，其摄影作品的着重点是对抗战前期正面战场作战的描述，是中国乱世年代极为优秀的战地新闻记者。

方大曾的传奇故事，曾打动过无数人。早在1980年前后我在参加《中国摄影史》的集体编写时，通过范长江那篇文章《忆小方》知道小方名字，还知道研究摄影史前辈，也是我良师益友的吴群先生，曾经写过关于小方研究的文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和机遇所限，他没能检阅小方留下的全部作品资料。

1989年初冬，一个机会使得我与方大曾结缘。方家的一位朋友李惠元从上海到北京看望方澄敏，受方家之托找到了原在上海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战友陈昌谦先生，他当时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主持工作，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与李先生只在办公室见过一面，第二天陈昌谦带我去拜访比方大曾小3岁的胞妹方澄敏，过了没两三天，方澄敏找到了我。在我工作单位的传达室里，她拿出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方大曾拍照的800多张底片，说这些底片我就给你们了，你拿去做研究。同时附了个条子：“今天送上方大曾底片837张”，并执意表示不需要我打收条。从这一天起，这个小箱子和这些底片，陪伴了我大概有10余年，直至2000年我把它们物归原主。那天以后，方澄敏老人每次来单位都是在传达室见面，她总是推辞怕影响大家工作，而执意不肯到办公室一坐。

方大曾当年留在家中的底片，多数底片袋上有作者本人当时书写的编号。编号从个位数开始，断断续续至4位数的第1200号结束。全部洗印成样片后，发现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最多，其中包括报道“冀东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绥远抗战”两个专题，与方大曾在中外新闻社时所发表的新闻报道相吻合。我随后从中挑了200多幅认为价值比较重大的，在同学吴鹏所主政的北京一家出版社暗房，放了两套稍大些的照片，并请吴鹏保存一套。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大多从中进行选择，从而也使大家逐渐认识方大曾作品。

1993年台湾的摄影家阮义忠来北京，我让他看了全部底片印成的样片。阮义忠暗房技术非常好，他看后表示要借走一些底片，亲手放大制作成照片，因为阮义忠当时在台湾已经办起了《摄影家》杂志。他想为方大曾出一个专辑，这样我带他到了方大曾的胞妹家里，征得方澄敏老人的同意后，他借去大约50幅底片带回台湾放大制作。阮义忠回到台北以后不久出版了方大曾专辑，也就是《摄影家》的第17期。

1995年的时候，恰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专门跑到方澄敏家做了一次录音采访。这是方澄敏老人唯一的原声资料，因为其后的几年，她的老伴查士铭先生去世，她也因病瘫痪并目有了语言障碍。

我与冯雪松的相识，也是结缘于方大曾。雪松极有才华，曾多次获得纪录片和新闻类政府奖项，他当时是央视纪录片导演。2000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把方大曾的事迹列入选题，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寻找方大曾》。雪松带领摄制组沿着方大曾走过的路，克服了很多困难走了一圈，采访了一些人，比如说在保定、在石家庄，他的这个路线完全是按照当时范长江写《忆小方》的那条路线。此后冯雪松被派往澳门常驻，担任中央电视台澳门记者站首席记者。

由于方澄敏大姐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当将这些珍贵的底片归还方家后，即由方大曾的外甥、《四川日报》摄影记者张在璇先生保管。2002年的时候我到四川公干，找到了当时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刘光孝，由他从中牵线，足球名将马明宇先生给与了慷慨资助，当时四川报业集团也很配合，挑出了120幅作品，于当年7月份在成都的四川美术馆用很大一个展厅举办了一个展览，主办方为中国摄影出版社、四川省摄影家协会。时至此时，我才觉得未辜负方大曾家人的重托，肩头和心头稍有释然之感。2006年，当小方的底片由家属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时，尊敬的方澄敏大姐已经离世而去。

本书的作者冯雪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创作了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而崭露才华。从《寻找方大曾》筹划之日起，雪松就成了小方的研究者，并且投入了感情，我们也因此成为知心朋友，这也是我为《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写序可作解释的又一个理由。事隔20多年后，相信此书应该是他对方大曾情感与学术研究的升华。

就在雪松新著即将搁笔的时候，我在检索北京光社资料时，在一部文献中无意间发现了小方父亲的学历纪录。在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的《京师译学馆校友录》（第）五级同学姓名录上这样记载：“方祖宝，别号振东，江苏无锡，法文，外交部主事、外交部科员”，这也许是本书出版前文献的再次补充。

在这篇短文中，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很多与此书有关的人名和事件，目的是希望铭记他们对方大曾的关注和认同，也许还应该有些值得记下的名字未被提及，但我深信在《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中会有完整的表述。尽管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资讯发达，但我相信读过此书的人仍会受到感动。不久前，一位美国新闻媒体自述作家Harvey Dzodin来访，我给他看过方大曾的作品之后，他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中国的卡帕”。

北京

2014年5月20日

由寻找到追随

刚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的第十八天，而到书稿完成时，已经接近第100天。伴随着焦虑和不安，我们面对的是无声无息的消失，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是水溶进了水里”，对于亲属而言，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牵挂，又是一种悲欣交集的等待。那么，对于方大曾的失踪，几代人苦等70多年，盼望归来就更是残酷的奢望，甚至是没有尽头的遥想。

15年来，方大曾几乎是我一个放不下的心事，从_页传真纸到一部纪录片，再到_本书，由陌生到熟悉，由寻找到追随，经常有意无意地与人提起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其实，像余华、唐师曾、午马、阮义忠、沈晓平等前辈又何尝不是对他推崇备至呢？如果说，这本书能够给你某些启示，那一定是他们的文章或访问真知灼见、视角独到增加的色彩。

 应该感谢陈申先生，从纪录片《寻找方大曾》选题之初的策划，到过程中遭遇困难时的鼓励和帮助，以及这本书的缘起，如果说小方在今天能被更多的人知晓，他就是功不可没的关键人。

最初的寻找完全是出于对八物的兴趣和探求未知的欲望，过程中，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不止是我，还有寻找过程中的许多人。尽管方大曾的辉煌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流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人们惊叹他才华的同时更留下唏嘘与叹息。

如果没有方澄敏的坚持，没有李惠元、陈昌谦的牵引，没有吴群的考证，没有范长江、陆诒等人的回忆，不但纪录片做不成，就连这本书也无从谈起，我甚至觉得是小方在冥冥中给了暗示和安排。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确定了一个极有价值的选题，却抛给了我一个极为艰巨的难题，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三个多月，行政事务的繁杂搅扰，使我中途几次搁笔，思路中断，拾起时，又不得不从头通读，尽量保持连续。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除了以往的积累，寻找新线索、补充新材料一直伴随着写作的全程，考证和删改也是从头到尾。不过，还是感谢这种压力和机会，催生了到目前为止专门为方大曾撰写的第一本书。出版实施过程中，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为推动书籍的编辑和推广极尽心力，方大曾在失踪70多年后，能在网络时代，出版业普遍面临生存压力的关头，以书籍的形式重现读者面前，足见对于社会的责任和威事的魄力。

写作中发现，小方与上海渊源深厚。首先，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的。其次，他住在上海I向亲属完全是通过这些报道了解其行踪的。再次，他失踪时的身份是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所以，这本书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再合适不过，同时也可以弥补“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人与上海关系的空白，以及上海报刊界对于抗战报道所做的贡献。

作为方大曾的亲属，张在璇先生和家人是这本书的积极支持者，不仅无偿地提供作品，还提供了小方和方澄敏女士的遗物用于写作参考，正是由于小方的关系，我们彼此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值得高兴的是，责任编辑姚琴琴、年轻的同事王烨、孙楠、央视网张青叶，在帮助查阅部分资料、图片整理和编辑过程中，也渐渐成了小方新的寻找者和追随者。

我知道，对于方大曾仍然有许多未知。因此，这本书的资料使用也是有限的，写作中尽量按照冷静、客观为原则，尊重史料，不妄加臆断。由于小方的作品和部分当事人的访谈、文章寻来不易，所以使用时尽量保持原汁原昧，而不是简单的转述和改写，这样，读者会在接近方大曾的新闻现场时，更好地通过想象还原他的处境和所见。当然，由于史料匮乏，线索模糊，这本书还有不少值得推敲和琢磨的地方，对于方大曾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轮廓，但是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会有更多小方的未解之谜得以破译，使这本书能够不断地丰满更新。因此，我希望这是—本开放的书，能够引发大家的关注和参与，由我们共同完成它的未知部分，也衷心希望，更多的朋友熟知方大曾从这里开始。

2014年6月12日晨写于意大利罗马

在书刊上，我们常常看到“小方”的作品，他对于题材的选择和对于时间性的谨严，都是引起朋友们注意的地方。绥远战争以后他更主要地以摄影记者姿态出现。

范长江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

余华

战地记者的生命就像赌码一样在自己的手中，你可以压在这匹马上，也可以压在那匹马上，还可以在最后一刹那收回来，方大曾、罗伯特·卡帕，最后一刻也不会把他们的赌注拿回来。

唐师曾

在暗房的安全灯下，小方的作品一张张地显现出来，让我觉得好像在与小方的精神做某种程度的沟通。每放一张照片，我就对小方的才气又服气一回。

阮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