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是小品文，但读者们可以从中发现作者的观察是如此的细腻，文章总在琐碎中开花；内容情感往往都比较美好，传达着一种阳光般的心境，看后总令人产生一种年轻人的心情。

邹滢颖：如果意识到我们是同行，要对你的文章进行善善恶恶的评论是很难的。所以我套用一下周星驰的名言吧，“其实我是一个读者”。就从读者的角度来问你。能谈一下少年生活乌托邦式的理想吗?

莫小米：乌托邦很早就没有了，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非常容易破碎，特别是理想。我的经历在那时是一类人的经历，所以不到一分钟就能说完——生于1951年，与所有的文革“老三届”一样，辍学、下乡、返城。在一家零售商店里过了13年冗长的日子，做着不大情愿做的事，但是对文字的向往却总是有的。小学五年级《小学生作文选》收了我的一首小诗，现在还记得那时很兴奋的感觉。我34岁进了报社之后，才逐渐靠近那个向往。

邹滢颖：你有一副行走在全国副刊的漂亮文笔，密度与精彩都相当稳定。“小米文字”可以在后面加个冒号，让人做名词解释。你是怎样琢磨出这样的形式，乃至于成为一部分人模仿的对象?

莫小米：很偶然的，和我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事实上80年代的时候，我就在写，1991年也出了一本散文集，但没成气候。我是报社编辑，1993年在周末部搞“社会”专刊，领导要求开个小栏目活跃版面，这个栏目叫“游思”，由我开头写，想不到就写成个人专栏了。当时全国各地的 刊都在扩版，我那些小文章正好合适。算是应运而生吧。

邹滢颖：刚才说到了你的文章质量的稳定，但从另一面看，稳定表示缺乏变化。你有没有想过变化或尝试其他体裁的写作?

莫小米：想过，超越自己，谁都在想。但有可能还没超越，就把原来的失掉了。找到适合自己的形式不容易，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适合的方式也不一样，我觉得这方式恰好适合我。我工作之余只有零星的写作时间，我也不占用别人很多的时间，他站在街角等一个传呼的时候就看完了一篇。这样就有很多人看到了我的文章。我想只有看见了才能说其他吧，意义啊价值啊什么的。

邹滢颖：看你的文章，总觉得是很年轻的人写的，你的读者群大多也是很年轻的人，你这样的心态是怎样养成的，是每天一个苹果吃出来的吗?

莫小米：我并没把写作看成是职业，也不像一些人说的是生命的需要。它只是我不断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一种途径，就像每天吃一个苹果。我为自己也为他人打开一扇看世界的新窗口，就有新鲜空气进来，很愉悦，很洒脱，也许就显得年轻了。我想做人也是一样，保持感知方式的新鲜度，保持一种探求的姿势，而不是去教育或训导人家，老想卖弄点什么。我想这就叫年轻。

邹滢颖：我觉得你的小品文最大的特色往往是在末尾，人们要合上书页的时候，往往就感到了吃惊，要停一下，想一想了。你这样旁逸斜出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来的?这些灵光一现的想法是你写着写着就在文字之间衍生出来的吗?

莫小米：讲个故事吧。小时候，我和弟弟去水乡的奶奶家，那地方河流如网，人们只能过桥才能进出村子。那天我和弟弟决定玩个游戏，我们想决不从早晨出村时走的那座桥回村。我们在附近一圈圈地绕，绕到天黑，还是奶奶把我们找了去，我很沮丧地发现，我们回家走的还是出发的桥。我小时候就很迷恋寻找出口，寻找一条新路，直到写文章，那条所谓的思路最好也不是早上刚刚走过的。事实上每个人多去想想司空见惯的事情的另一面，就能发现平凡生活的许多乐趣。当然还有在碰撞下产生出来的火花。读书或与人谈天，若能听到看到闻所未闻的说法，总能让我莫名惊喜。碰到这种情况，我肯定是要“雁过拔毛”的。

邹滢颖：你的文章写情感往往都比较美好，传达着一种阳光般的心境。但躺在沙发怀里的人和走在寒风中谋生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你给了人们一块糖，却被很多长大了的青年和知识精英们拒绝了，你怎么看?

莫小米：我不能要求我的小品文去承担很多东西，比如终极关怀、历史责任，这会很可笑的。我的文章的载体决定了我写作时的用功方向。我不能像方方、铁凝她们那样，可以在一个长篇里展现自己的精神之旅和大哉之间。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它很丰富，充满诱惑，让人迷恋。只要你对它充满希望，它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假如你投入一分热爱，它会回报你十分惊喜。我想一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仅仅在于他吃了什么，住的是怎样的房子，物质是很没底的。我想更重要的是他得让自己想得很通。一个人不可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不可能把一生遇到的关节全部打通，但你却可以把它想通。有了通达的态度，你看世界就会两样。我写过一篇《假设幸福》，既然只是假设，那么与其假设不幸福，不如先假设幸福。假设其实就是祈祷。我看到了美好，我就很希望和别人分享。如果说一个人写作也该承担些什么，我想我承担不起大责任，就承担点小责任吧。

一个大学里教心理学的教授，在路上碰到一个人向他求助，说有急用要借两百块钱。他想干脆就做个实验吧，就借了，人家你说肯定碰到骗子了。然而一个月后，那人把钱还了他。两人还做了朋友。想不到过了不久，那人说他要出国，想把自己屋里的一些古董低价卖给他。他一想，嘿，钓鱼了。但他还是买下了那一屋子的东西。后来找专家一评估，远远不止他出的价。

这是件真事。我选择写这样的不受骗的故事，是因为受骗的故事已经太多，报纸上，杂志上。你说这世上已经有很多的防范和不信任，我投一张票给信任方，不去助长不信任的势力，不是挺好吗?

邹滢颖：可是坐在你对面的我因为相信人的一些美好，真真实实地被骗子骗去过钱。

莫小米：是呀，这就更需要大家去培养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学会以经验和知识去识别骗子，并不妨碍我们信任好人。因为人世间的美好是真实的。我有一次去买菜，看到一个女孩抱了一把芹菜就像捧了一束花的样子走出来，我想多美呀。在女孩的年龄，她可以把所有的东西——芹菜、鲜花、痛苦、欢乐都捧成引人注目的鲜花；而老妇人拿芹菜的姿势就像拿着一柄扫帚，这同样是美的，因为经历了世事沧桑的她已经把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包括欢乐、痛苦、鲜花、芹菜都已淡然处置。发现美好的同时会感到惭愧，因为我曾忽略了它们。我跟一位同事到北大荒边陲的一个小山村去，是她30年前插队的地方。我们在小山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听到他们在念叨当年一个知青女孩的名字，听得我心生妒嫉，谁能当得起如此的幸福?她究竟有多少可爱呢!我对同事说，回到杭州，介绍我认识她行吗?同事说：你不知道吗?她和你在同一幢大楼里工作好几年了，是我们报社校对组的。惭愧之余我想到，在现代都市，你记得一个人的名字是要有充分理由的啊，他若不是个名人，你又无求于他，他也无求于你，你凭什么要记得他的名字?哪怕近在咫尺，也如同天涯路人。只有边陲小村才可以毫无理由地记住一个人，只因她在那里哭过笑过唱过歌，就记得了她，而且事隔多年、人隔千里，还是记得。

其实我也经常说些不美好的事，报纸上因为导向的缘故不能刊登但让人气愤的事，我也常常把它写出来，揭穿那些丑陋的现象。但是奇怪，很多人，包括我去作演讲时，大学生们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就是记住了那些美好的。是不是人们更容易看见、更愿意记住美好的东西? 是不是美好的情感要比丑恶的体积大些，更容易在记忆的筛子上停留?

邹滢颖：你对细节的观察老让我觉得吃惊，你的生活并不那么琐碎，也不太逛街，但你的文章却都是在琐碎里开出花来，是天赋造就的吧?

莫小米：是生活赐予的。生活里一个现象，不同的人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其实不是我有多少聪明可以去发现什么，正好相反，是生活教会我很多，只要留心，你会看到你周围的每个人都比你聪明，有可以让你学习的地方，从5岁小孩到80岁老人，都有。将民间智慧吸纳并记下来，你想象不到啊，别人就说你聪明。

邹滢颖：通常人们都会认为悲剧能使人崇高，你老写这样的小品文似乎牺牲了自己成为一位有份量的作家的可能。你怎样看待自己的写作?

莫小米：任何事都有两方面，看起来我似乎牺牲了自己成为一位有份量的作家的可能(其实我作死作活也未必能成为一个有份量的作家)，但我也获得了很多，比方说我通过文字找到了许多有着相通的生命信息的人，我们未曾谋面却相互信赖如同老友——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我其实不擅长表达，在公众场合尤其不善于说长话，看人家滔滔不绝我总是羡慕得要命。但有想法时又忍不住要说上一句，我的文章，三言两语的，不想竟成了我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人们认识了我，我也认识了他们。我周围的人会将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告诉我，说“这个你可以写的呢”。一些远在天涯的人们，有同性恋者、有生了艾滋病的女孩，他们都会打电话给我，将不能对周围人说的话对我说。这些对我而言，弥足珍贵，让我感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如今的都市人看起来很隔膜，其实特别珍视友情、信任这些东西。

我想人们喜欢把作家的头衔放在我的身上，不由我分说。他们常常问：作为一个作家，你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并不这样看自己，我因为写文章而在人们心目中有了个所谓的形象，其实我与这形象有距离。这是写作带给我的，也可以说，其实我捡了很大一个便宜，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