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君和沈从文、张爱玲一样，是中国文学界的又一“出土文物”。他比张爱玲小两岁，小说写得颇有“张味”，当时就有“张派传人”之称，在湮没半个世纪后，终于进入了新版现代文学史。《人书俱老》是他第一部散文集，文中涉及了诸多同时代的文人，也算是珍贵的史料。用陈子善的话说，一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文笔老道，见解清明，各篇均颇耐读。

  序

陈子善

知道李君维先生的名字远在知道东方蝃蝀之后。十五年前，已故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学家魏绍昌先生主编了一套“海派小说选辑”，共十种，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虽然入选这套丛书的长短小说，个别的并不合适，譬如曾受到鲁迅抨击的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把这部“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归入“海派文学”之列，无论如何都很勉强。但丛书中首次把林微音、予且、苏青、潘柳黛、施济美等各呈异彩的小说置于“海派文学”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确实是独具慧眼。尤其是丛书中有一本东方蝃蝀著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书名别致，内容别致，作者署名更别致，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深知笔名是长期以来困扰研究者的一个棘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大问题。鲁迅有一百六十多个笔名，蔚为大观；张爱玲却只有一个笔名梁京，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作家都使用笔名，有的简直扑朔迷离，难于捉摸。不少作家到了晚年连自己到底使用过多少笔名都记小清了。海外甚至有人穷三十年之功编订了洋洋六百多万字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修订版)》。但我敢断言，由于丧失了考证笔名的最佳时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报刊上许多一望而知是署了笔名的可能颇为精彩的诗文，真正的作者是谁，将会永远是个谜。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后来知道东方蝃蝀就是李君维先生，不能不说是件幸事。一九九四年春，吴福辉兄撰写专著《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向我询问这位小说风格“承续张爱玲”的东方蝃蝀到底是什么人，我于是向魏绍昌先生求证，东方蝃蝀的真名终于浮出历史地表。经我牵线搭桥，吴福辉兄采访了李君维先生，并在他的专著里首次披露了东方蝃蝀的小传，《绅士淑女图》作者之谜由此得以完全解开。

生于上海，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的李君维先生，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上海《世界晨报》、《大公报》记者、编辑之职。在董乐山、董鼎山兄弟影响下，他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作品散见于《小说》、《生活》、《文潮》、《幸福》、《宇宙》等刊物，其中一部分结集为《绅十淑女图》。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君维先生迁居北京，“海派”成了“京派”，小说家成了电影刊物编辑家，从此金盆洗手，在中国文坛上消声匿迹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君维先生才“重操旧业”，先后在上海《新民晚报》连载长篇《名门闺秀》(原名《芳草无情》)和中篇《伤心碧》。但因均署了真名，没有读者会联想到今日的李君维就是当年的东方蝃蝀。当时张爱玲也才刚刚被提出来重新讨论，四十年代末仅出版过薄薄一册《绅士淑女图》的东方蝃蝀当然更难以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了。

据我有限的见闻，早在《绅十淑女图》问世之前的一九四六年，就有论者把东方蝃蝀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了。该年四月十三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夜花同》刊出署名兰儿的《自从有了张爱玲》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是“新鸳蝴派”，因为她另有一番琐屑纤巧的情致，后起而模仿者日众，觉得最像的是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张派文章里的小动作全给模仿像了。

“兰儿”此文对张爱玲及其作品不无揶揄，张爱玲是否属于“新鸳蝴派”也有争议，但文中提出四十年代后期上海文坛上己存在一个“张派”，并把君维先生视为“张派”传人，却是颇有见地。而这，也正是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中“统一”的现代文学史所一再遮蔽的。

直到整整五十二年后的一一九九八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增订本)出版，君维先生和他的小说创作才正式进入文学史，书中是这么说的：

兼有通俗、先锋品格的作家，……尤其是东方媛竦，仅一册《绅士淑女图》，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东方蝃蝀在意像的选择和营造方面，也和张爱玲一样与现代主义相通。

严肃的文学史家往往吝于笔墨，这段论述虽然简略，对君维先生小说创作的定位不可谓不准，评价也不可谓不高，尽管姗姗来迟，总算为君维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正了名。夏志清先生早就说过，文学史家的“首要工作就是‘优秀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初版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这样做了，令人遗憾的是，还有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仍在一个模子地复制，一个导向地克隆，一条主线地延续，仍把君维先生以及其他一些颇具特色的作家作品排除在外。

其实，君维先生只比张爱玲小二岁，与其说他是“张爱玲的门生”，禀承袭传了张爱玲的风格，不如说他的小说创作与张爱玲异曲同工。当然，正如他自己所坦然承认的，在小说取材、文笔和意趣等方面受到张爱玲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每次读君维先生的小说，都感觉在欣赏一件精致圆熟的艺术品，都惊讶于作者观察的丰富深邃、语言的细腻别致，连上海方言的运用也是恰到好处，使人物形象大为增色。写知识男女的情感纠葛，写都市婚恋场中的心理冲突，君维先生不像张爱玲那样极端，那样撕心裂肺，却同样回肠荡气，耐人寻味。君维先生评论张爱玲“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张爱玲的风气》)，移用到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上，也大致是合适的。

近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张爱玲，张爱玲当然值得而且也应该不断的言说，但像君维先生这样风格独具的“张派”(姑且这么界定)作家也应该重新审视、重新评价。《绅士淑女图》和君维先生的其他小说也是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美丽的收获”，是存在深入探讨的艺术空间的。在我看来，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史，如果缺少了君维先生的小说，就像缺少了张爱玲一样，那就太单调乏味，太不可想像了。

话已经扯远了，还是回到这部《人书俱老》散文集上来吧。这是君维先生的第一部散文集。笔墨生涯大半生，终于在“夕阳无限好”的晚晴时节董理旧稿，出版自己的散文精选集，我想君维先生一定会感到欣慰。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优秀的小说家往往也是出色的散文家，反之却不尽然，会写散文的有不少不敢问津小说，或者小说写得不怎么样。君维先生小说好，散文也好，《人书俱老》就是一个明证。

《人书俱老》所收，从时间而言，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从内容而言，写的都是君维先生最为熟悉的人和事。虽然大都为小品短制，总共只才十多万字，都是实实在在，生动亲切，远胜于当下那些洋洋洒洒却不知所云的所谓“文化大散文”，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君维先生从不滥情，从不空发议论，从不妄加评判，他的喜怒哀乐在淡雅舒展、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自然而然地流露。他写大学同学同时又是张爱玲好友的炎樱、写旅美作家董鼎山、写“小报大王”唐大郎，都是视角独特，情趣盎然，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的《张爱玲的风气》、《(太太万岁)的太太》等一系列谈论张爱玲的文字，不但文笔隽永，更是“张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他对现代时装颇有研究，这不但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也反映在他的散文里，《穿衣论》、《沧桑话旗袍》诸篇娓娓道来，妙语如珠，堪与张爱玲的名作《更衣记》媲美。总而言之，读《人书俱老》，我获益艮多，也感慨良多，这样足以长人见识，启人心智的优美散文，早就应该结集与读者见面的呵。

我与李君维先生仅一面之缘。九十年代中期那次赴京拜访，他的谦逊坦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书俱老》付梓在即，君维先生嘱我写几句话，我是后辈，诚惶诚恐之余，只能遵命。拉拉杂杂写了这些，恐怕难免“佛头著粪”之讥，盼君维先生和广大读者有以教我。

甲申夏末于沪西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