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白璧“新人文主义”奠基之作。作者讨论了文学与大学的关系，大学博士学位获取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合理的古典研究方法，古今视野的不同观照，以及创新概念和大学教学的闲暇等方方面面与大学人文教育相关的话题。本书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所触及的问题与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多有契合，其中关于人文教育之困境的讨论必然会促进我们对当下处境的反思与探讨，因此极具借鉴意义。

　　《文学与美国的大学》（1908）一书首先厘清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人文主义”概念，第一次把它与极易混淆的“人道主义”概念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两种不同精神对大学的不同要求：后者相应地分别体现为专门性大学与综合性大学。作者由此进而讨论了文学与大学的关系，大学博士学位获取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合理的古典研究方法，古今视野的不同观照，以及创新概念和大学教学的闲暇等方方面面与大学人文教育相关的话题。本书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所触及的问题与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多有契合，其中关于人文教育之困境的讨论必然会促进我们对当下处境的反思与探讨，因此极具借鉴意义。

这是一本写于上个世纪初关于大学的理念、功能、文学教育、人文主义理想的书。时间过了将近整整一百年，可是，今天我们来读这本书仿佛在感受着这个时代的人文大师的提醒，好偈是为我们生存的现实而写的，许多观念和警句散发着紧迫而迷人的光言说了，我们无力表达的所在，大师一百年前已经为我们表达了。这就是经典和大师的魅力所在，隔了整整一个世纪，思想的魅力和现实的锐气丝毫没有减退。

新主义与老问题（译者前言）

作者前言

第一章 什么是人文主义

第二章 两种类型的人道主义者

第三章 大学与民主精神

第四章 文学与大学

第五章 文学与博士学位

第六章 合理的古典研究

第七章 古与今

第八章 论创新

第九章 教学的闲暇

附录 “新人文主义”：美国与中国，历史与现状（译后记）

专名英中对照表

培根的道德败坏与此同理，他并不是“尽管”确立了进步观念之外而道德败坏，而恰恰是“由于”他的进步观念才导致了他的道德败坏。

有人说过，一种哲学体系常常只是某个人用来自欺欺人、隐藏其最钟爱的罪恶的巨大脚手架。卢梭的整个体系有时会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惧怕任何形式的原则和约束是大有道理的。培根有一句话似乎特别适用于卢梭，他说有某些“惯于自我愉悦的头脑，对任何约束都异常敏感，几乎会把身上的腰围与吊带都看成是束缚与枷锁”。培根可能会说：由于急着除去每一种束缚，卢梭时刻准备着篡改美德本身。美德不再是人格中的否定性力量，不再是对个人冲动的约束，也不再是一种强加于个人内心的艰难挣扎。卢梭坚称这些冲动都是好的，所以一个人就应该随心所欲。美德不再是独处时内心深处的细弱呼声，不再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美德现已成为热情的一种形式，它将要被提高到与激情同样高贵的地位，——正如大仲马①声称自己将历史提高到了与小说同样高贵的地位一样。卢梭曾经崇高地说道：“如果我不具备美德，我至少为美德所吸引。”卢梭与古代的智者是不同类型的道德印象主义者，后者的道德印象主义源于过分灵活多变的理性，而卢梭的道德印象主义则是由于他将美德建立在个人感受的流沙之上。和柯勒律治②一样，对他而言，任何事情如果显示自身为一种责任或义务，那么这一事物就是不可忍受的。他绝不会听从任何超出个人感受之上的行为标准。

下面一段话的主旨曾在卢梭著作的众多段落里重复出现：“迄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征服我不屈不挠的自由精神。……当然，我的这种自由精神更多的是源于怠惰，一种超出信仰的怠惰，而非源于自满。

P35

在这些文章里，我常常不得不涉及一些敏感话题，因此可能会冒犯某些读者。至少我要言明一点：我的目的始终都是界定各种类型与趋势，而非对个人大加讽刺甚或贴标签。给个人贴标签向来不易，在今天就更是如此了。一个高度统一的时代可能会展现出高度统一的人格，而在今天，个体内部则有可能存在着各种趋势的纷乱斗争，这正和我们在外界所看到的一样。我想说的是，不是我们当代的学者缺乏人文特性，而是以这些特性为主的学者少而又少(rari nantes in gurgite vasto)。

我还想提醒读者的是，受讨论主题所限，我对过去以及当今某些显要人物的处理未能面面俱到。比如在说到大学教育的时候，我必然会论及爱略特(Eliot)校长在此所起到的作用，可是，对于一个在如此众多的方面影响了自己所处时代的人，我也必然无法给出一个全面的评价。

我谨借此机会向查尔斯·爱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教授深表谢忱，在上一代人中，感觉到我们需要一种更有人文品质的学术(a more humane scholarship)的那些人都曾深蒙其惠：他为许多人提供过直接的帮助与鼓励，并且为所有人都提供了一个榜样。还有担任纽约《晚报》(Evening Post)与《国家》(Nation)文学编辑的保罗·穆尔(Paul E.More)先生曾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在此我对他提出的诸多批评与建议表示感谢。

欧文·白璧德

1907年12月于何登尼斯，N.H.

何谓“新人文主义”?

要解释“新人文主义”，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人文主义”。须知西方“人文主义”一词的内涵异常复杂，其背后蕴含着一个绝大的传统，内里汇集了自希腊罗马以来英国和欧洲大陆上产生的各种纷繁芜杂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趋势。美国作为一个公认的没有传统的国家，一方面很难与西方所谓的“人文主义”传统直接有何瓜葛，另一方面，就其特有的人文环境而言，恐怕也不易铸就自身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然而，就在上个世纪初、那个典型的“人役于物”(“Things are in the saddle／And ride mankind.”——Emerson)的时代，美国本土出现了由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首倡的结合了现代批评精神的“新人文主义”，至此美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文主义，它与“旧”人文传统的关系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全盘反思以及批判性继承，从而美国的“新人文主义”作为一个新生的支流，汇入了西方人文传统的庞大体系。

确实，“人文主义”一词内涵丰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着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含义，如在古代“人文主义”首先意味着某种信条与纪律，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对于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而言，“人文主义”却意味着对一切纪律的反抗、“一种从中世纪的极端到与其相对立的极端的疯狂反弹”。①因此，面对这些相互对立的趋势，即使是牛津大学著名人文学者、《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的作者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在其序言中也不得不坦承，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的以及人文学这些名词，没有人能成功地给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因此作为暂行的假设，他把人文主义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在他看来，在这场辩论中，会出现相异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它们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结构维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和对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心所维系在一起的”。②这些看法显示出了作者对人文主义传统的深刻体认与真知灼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完成于1984年讨论“人文主义”的杰作似乎完全忽略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书中对“新人文主义”未作丝毫评述与征引，而布洛克如果曾对“新人文主义”稍有注意与了解的话。无疑会对自己定义“人文主义”这个关键词汇大有裨益。事实上，布洛克在1984年约略表述出来的那些洞见，白璧德早在1908年便对其具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已然给出了极为精准的总结。

与布洛克把“人文主义传统”中那些相互对立的观点看作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和对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心所维系在一起的”相似，这些貌似完全相反的趋势，在白璧德看来、或用白璧德更为精练的话语来说，实际上有着“一致的目标”：首先，从“人文主义”一词的拉丁词源来看，这个词最初确实意味着“信条与纪律”，且“并不适合于芸芸大众，而只适合于经挑选出的一小部分人”，即它“是贵族式的而非平民式的”。而在今天(以及罗马衰败时期)，人们却多将“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人道主义者对“整个人类”富有“博大的同情心”，而人文主义者的关怀对象更具“选择性”。相对于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的完善”，而非“全人类都得到提高这类空想”，他坚持“同情”需用“判断”加以训练和调节，因此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正确的平衡”。但时代总在一治一乱中前进，“集中时代”(Age ofConcentration)与“扩张时代”(Age of Expansion)常交互递代而来，人文主义亦随之在强调纪律与选择和支持自由扩张、大力促进个人主义之间摆动游移。事实上，人文主义者只能在极度的同情和极度的纪律与选择之间摸索平衡的支点、并根据调和这两个极端之比例的程度而变得“人文”——这就是人文主义的真谛。从而上述两种人文主义的目标就是一致的，即都在于“造就完善的人”，只不过一方是希望通过“扩张”、而另一方是希望通过“集中”来达到这一目的罢了。至此白璧德氏在不过5000余字的篇幅里，举重若轻、胜任愉快地给出了“人文主义”的定义。

在此基础上，白璧德提出了自己的“新人文主义”。他针对当时美国“物质之律”(Law for thing)横行于世的状况，主张人们应转而研究“人事之律”(Law for man)，力求以“中庸之道”对当今之形势因势利导、对症下药。人注定片面，而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命定之事。人文的心智就是要在“一”(the One)和“多”(the Many)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过度的自然主义和过度的超自然主义都会破坏这种平衡，完全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彻底的灭亡，例如过分强调“一”而毁灭的古印度和因泛滥于“多”而衰落的古希腊。从而，适度的法则——“中庸之道”——成为最高的人生法则，强调“人事之律”，就是要促使人们重视并运用这种令人精神上循规蹈矩、中庸适度的收敛集中之原理。①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最佳平衡”呢?首先，“新人文主义”尽管不否认理性的认识作用，但却反对走向了极端的、机械教条的“理性主义”，它认为“理性”并不具备“选择”功能，要想做到“中庸”与“适度”，就必须在“意志”的作用下，以“高上之意志”制约“卑下之意志”，不求诸于外在制约力量，而力求在人的内心达于“内在制约”(inner-check)。此外，“新人文主义”还强调，我们应“本经验”、“重事实”，并充分结合“现代批评精神”，然后通过“内在制约”“保持中和”，这样我们才能行使“中庸之道”，使个人人格日臻完善。——这就是主张“一”“多”融合、坚持“人性二元”的“新人文主义”。

……

（序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