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著名的人类学著作，本书对人类文明文化史的描绘和阐述可谓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吕叔湘先生之称为“外行内行都能欣赏的科普读物”。它从人最日常的吃饭穿衣说到弹琴写字，从中亚土人一分钟捉89个虱子说到法国国王坐在马桶上见客，从马赛伊人拿太太敬客说到巴黎医院里活人和死人睡一床，可谓上下古今，无一不谈，又无谈不妙。但本书带给人的不只是有趣而已，读者还能由此认识到“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认识到文明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认识到文化的宝贵遗产里搀杂了许多渣滓，要时时提高警惕。”

《文明与野蛮》一书介绍，早期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吃蜜糖，使一种像刮胡子时涂胰子用的刷子一般的东西，我舐一口递给你，你舐一口递给他。瓢里头有一堆捣烂了的果子，谁要吃，捞起来咂两口，咂过仍旧往瓢里一扔。何必要问有没有别人的唾沫呢?东非洲的乌干达的吃饭礼节在野蛮人里头算是顶考究的了。吃饭之前之后，全得洗手。但没有刀叉，一堆人围着一口大锅，用大拇指把食物捏一块下来，拈成一个小球往嘴里送。尤其是喝汤时，要求很严格，既不能把手指烫伤，还不能将汤水往四下里溅。最早的医学也很有趣，巴黎医学院博士论文的题目有：①空气是否较饮食更为必需；②清水是否较酒有益；③害相思病的女子应否放血；④每月醉酒一次是否有益；⑤女子貌美者是否多产；⑥女子是否较男子淫荡；⑦是否女子秉性愈淫者子息愈繁?据另一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一书记载，文学在意大利繁荣起来后，君主们去听诗歌朗诵会才不感到耻辱。但在德国，君主们更关心的是马和狗，而不是诗人和作家。因此，君主们不懂文学，他们死的时候也像自己的牲口一般，几乎没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

译者序

序言

第一章 文化

第二章 回顾

第三章 地理

第四章 遗传

第五章 饮食

第六章 饮食礼节

第七章 火与烹饪

第八章 畜牧与农艺

第九章 居室

第十章 衣服与时装

第十一章 工艺与行业

第十二章 行旅与运输

第十三章 男女与婚姻

第十四章 家族

第十五章 氏族与国家

第十六章 声望与礼节

第十七章 教育

第十八章 文字

第十九章 艺术

第二十章 宗教

第二十一章 医药与卫生

第二十二章 科学

第二十三章 进步

重印后记

再版说明

倘若你看见谁向人吐唾沫，你一定以为他不高兴那个人。对的，在法国确是如此，可是在东非洲的查加兰的黑人(Jagga Negroes)里面，你就算是猜错了。在他们那儿，吐唾沫是紧要关头的一种祝福，新生的孩子，生病的人，全要法师(mediceman)来吐四口唾沫。换句话说，用唾沫来表示厌恶，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这种象征主义无非是习惯罢了。让法国人在查加兰长大，他只有表示祝福才向人吐唾沫。让查加人长在法国，他做梦也不会向小孩子吐口唾沫。单就吐唾沫这件事说，他的行为如何要看他交些什么伙伴。

我们大家都有恭维自己的妄想，以为我们的办法虽不是惟一可能的办法，也该是挺合适的办法。一日三餐，晚上睡一觉，还有比这更合理的吗?好吧，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便不以为然：他们睡了几点钟，爬起来吃一顿点心，躺下再睡，睡醒再吃一顿；只要他们高兴，白天睡觉也不妨。我们美国人走马路的右边；你想，做事既用右手，走道也走右边，不是再合理没有了吗?可是，英国、奥国、瑞典，使左手的人不见得比别处多，走道可就全都走上左边来了。但是，指点东西用食指，这要是顶自然的了吧?这又不然。许多印第安人只努努嘴，绝不抬手。还有，孩子九个月断奶的办法，也不见得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在东非洲土人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那华荷人(Navaho)里面，四五岁的孩子还会跑到他妈的身边去吃奶。

总而言之，要追究明白某种思想或风俗是天性呢还是习惯，只有一个办法：经验。所谓经验，并不单单指我们一城一州或一国里的经验，也不单是整个西方文明里的经验，要行遍天下，到处考查过了，这才当得经验二字。

大凡人们一举一动，一言一念，所以如此而不如彼，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因为他们生在若干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里面，无论是家庭，是教会，是党派，是国家，既然生在那里面，思想行动便跟那里面的人学来了。每个新出世的单位都非发明一些独有的玩,gt,JL、特别的徽章和歌词之类不可。否则怎样和其他团体区别呢?拿美国大学里面的兄弟会打比，各会有各会的希腊字母做名称，有特别的别针，有独一无二的捉弄新学生的方法，这就构成它们的个性。每个人都隶属好几个这样的社会群，拿哲学的眼光看，有的重要，有的平常。可是每个群体都发展出它的特异的思想行为的模式，而且新花样日积月累，层出不穷。因此，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我们便非做不可。一个人吃饭、恋爱、打架、信教的方式，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且和他的心理组成无关。我们只要把他放在新的环境里面，他立刻就会跟着用新的规则来玩这生活的老把戏。美国的黑人不说班图话(Bantu)或苏丹话(Sudanese)，说的是英语；他不拜祷他的祖宗的鬼魂，却坐在浸礼会会堂里面听讲道。甚至，无需改变住处，标准也会改变。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和克伦威尔执政时代的英国之间，那差异你看有多大!或者就近些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和我们父亲那一代差多远130年前，美国女子长裙曳地，不说腿而说“肢”，大家都知道，此刻她们不存这些心眼儿了。

凡是一个人这样从他的社会群体里面得来的东西，统叫作它的“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跟伙伴学，是人类的特性；尽管是最高等的猿类，也没有那么一回事。丢一根香蕉在黑猩猩的笼子外面，不让它够得着，它要那香蕉，心一急，也会打主意。倘若手头有几根竹竿，它会把它们接成长竿子，把香蕉钩到手。它做了一宗发明——正是文明的原料。倘若它的邻居会摹仿它，倘若它把这玩意儿教给子孙，它们又传给它们的子孙，那黑猩猩便走上了文化之路了。但是它们不干这一套。人说猢狲最会学样，其实不然，那位发明家才不管它的好主意传世不传世。猢狲之所以为猢狲，所以老在文化的边界上徘徊而永远不走进去，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有好多东西黑猩猩传给它的后代，可是经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黑猩猩生来有突出的犬齿，绝不会因所处的群体而改样，我们尽管逃出人群住到猢狲国里面去，也不用想长出那样的犬齿来。人类和猿类的遗传不一样。公母俩黑猩猩交媾的时候，两个生殖细胞联合起来造成一个新黑猩猩，那个细胞里面早就含有生长突出犬齿的小质点。人类的生殖细胞里面没有这个质点，所以人类的犬齿不突出。

人和猿一样，无数的性质都是这样得来的。刚才说过的那位美国黑人尽管是一个浸礼会会友和一个共和党党员，他的面孔不会变白，他的头发不会不蜷结。他可以拼命用治头发的药涂搽，使它长得美观，可是他的儿子生下来，头发蜷结如故。哥伦比亚河一带的印第安人不喜欢他们头颅的天然形式，便把摇篮里的孩子的额角尽量揉平。但是仍然非一个一个揉，一代一代揉不可。黑猩猩没有文化，研究起来比较容易，人类可不这样简单，遗传的性质以外还有社会的性质，研究起来便有许多麻烦问题是研究黑猩猩时不用管的。究竟哪些性质是人人生而有之，用以和禽兽区别，哪些性质是有生以后所得，为社会所决定的呢?那些生而有之的性质里面是不是有几种仅为特殊民族如非洲黑人或北欧人所独有呢?群体行为根据着社会的习惯，难道把社会习俗除净了就不能剩个一丝一毫为遗传所决定吗?假使把一个非洲的村庄一下搬进伯利克里斯(PeIicles)时代的雅典城，它是不是也会产生大哲学家，大雕刻家，大诗人呢?还是黑人的努力，的确有一个极限，因为黑人的生殖细胞里面缺少某种成分，而希腊人却有这种成分，并且在交媾的时候世代相传呢?本书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古今中外的文化会有如此纷繁的变异，这自然要费一番解说。为什么西伯利亚的游牧人喝牛奶，安居的中国人不喝呢?为什么印度出土的太古器具会这样酷肖远隔万里的西班牙出土的呢?什么东西让现代的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和印第安人时代的生活如此大不相同呢?为什么公元后1500年的秘鲁人没有铁器而埃及人在公元前1500年便已经有了呢?为什么日本人摹仿我们的科学，摹仿我们的实业，但是在基督教事业上便止步不前呢?为什么阿尔德·赫胥黎(Aldous Huxley)写的小说会吓坏他的大胆的祖父，比那老头子拥护达尔文的言论震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还要加倍厉害呢?这只是无数难题里面的几个罢了。这里面有几个能得到解答。P1-4

在这本谈人类文明的书里，我尽力求正确而又易解。除地质学上的Pleistocene(更新世)一字无他字可代只能照用外，我想专门术语可说是完全没有。

从事写作时，我特别请非专门研究人类学的朋友们来批评——朋友太多，难于尽举姓氏。赐我以可贵的批评并审阅本书大部者，有我的妹妹MiSs Rosa Lowie和我的朋友Misses Suzanne and Radiana Pasmore，Mrs．Mary Ellen Scott Washburn，Mrs．A．Issacs，Miss Marietta Voorhees，Mr．Donald Clark，Prof．Frederick E．Breithut，Prof．J．S．Schapiro诸君，于此致谢。Mrs．Gladys Franzen指点我去参考Alfred Franklin关于法国文化史的著作，感激之忱，非言可喻。Prof．Erasmo Buceta指示许多隐晦的西班牙文史料，我同样感谢他的高谊。

本书的人类学方面的审阅人是Prof．and Mrs．A．L．Kroe．ber，Drs．E．C．Parsons，Erna Gunther，Ruth Benedict，M．Mead，Dr．and Mrs．Jaime de Angulo，Dr．C．D．Forde，他们耐心审订，且赐以可贵之意见，谨于此鸣谢。

我还得谢谢The American Mercury许我将原来发表在那个杂志上的材料重印在“教育”和“医药与卫生”两章里。

细心的读者会看得出，我评论诺迭克人种的话只是为人种崇拜的信徒而发。我既不相信真有所谓诺迭克人种，我就不会对它怀持成见。反之，斯堪的那维亚的文化始终为我所景慕。我觉得生平没有比在瑞典和挪威旅行时更愉快的时候，我是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协会的会员，也是加州大学斯堪的那维亚协会的多年老会员。正为这个缘故，我觉得今天的真正诺迭克人应该留神那些“朋友们”，他们怀着满腹诡计，却用拥护诺迭克人的宣传来掩饰，同时却嘲笑斯堪的那维亚人，说他们不幸已成为文明民族。

罗伯特·路威

1929年，加州，柏克利

这本书的原著出版在1929年，译本出版在1935年，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译本是生活书店出版的，现在三联书店的同志说这本书还值得重印，我就拿出来通读一遍，在词语上稍微做了些修改。有几处译文可疑，因为没有找到原著对读，只好不去改动。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看人类学的书，并且动手翻译，一共译了三本。第一本是R．R．Marett的《人类学》，是《家庭大学丛书》的一种，是一本以简明为宗旨的入门书。第二本是R．H．I~owie的(《初民社会》，算是一本专门著作。第三本就是这本((文明与野蛮》，也是Lowie写的，是一本外行内行都能欣赏的“科普”读物。前两本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一本也首先送给商务去看，可是退回来了。可能是因为商务在“一·二八”战事中遭受重大损失，暂时把力量放在重版书上，不亟亟于出新书。也可能是因为这本书的写法有点“亦庄亦谐”，不像一本教科书或者准教科书。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正在筹建的小出版社托人找书稿，辗转找到我，就把这部稿子拿去了。不到半年，听说已经排校完毕，可是又等了一年，不见出版。一打听，说是因为资金周转不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付印。问他把原稿要回来，不给，要付给排版费才给。当初是订了出版合同的，可是没有订明交稿后多长时间内出版，于是法律就允许他千年不印，万年不还。原介绍人直对我抱歉，可是他没办法。后来闹到上海租界里的洋法庭，还是不得解决。最后是由生活书店代付部分排版费才把原稿赎回来，由生活书店另行排印。这就是这本书1932年就译完可是直到1935年才出版的原因。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有一位穷朋友要开书店，要找些能够暂欠稿费的书稿，我为他翻译了《伊坦。弗洛美》。他的书店没开成，可是他不是把稿子送还了事，而是把它辗转送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我是到书已经印出来才知道的。两件事情的开头相同而结尾不同，人之贤不肖是可以相去很远的。

这本书原来的书名是《我们文明吗?》，我把它改了。为什么?“我们文明吗?”是作者站在白种人的立场作自我批评，可是我怕如果译本沿用这个书名，很容易引起某些读者的阿Q式反应：“原来你们也不过如此，还是我们炎黄子孙比你高明!”因此我把书名改了。时间过去五十年，是不是还会有这种妄自尊大的读者?我想是不会有了，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谁都不能不认识到我们的文明古国有时候是很不文明的。

那末会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呢?有些读者看了这本书会觉得仿佛参加一次海客谈瀛的报告会，很有趣，可也就是有趣而已。这样的读者我想总是会有的，到哪一年都会有的。但是多数读者会有点感慨，认识到所谓文明人有时候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认识到文明不是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认识到文化的“宝贵遗产里掺杂了许多渣滓”，要时时提高警惕。我在《译者序》里也曾引用书中文字说明了这几点意思。

现在看来，《译者序》对最后这一点强调得还不够。真像是文明的每一个新的进步一定要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似的。比如城市的兴起是人类生活中一大进步，可是同时也产生了维持治安的困难。“在1750年，伦敦市大为盗匪所困……历史家归咎于街道黑暗和缺少警士等情况。现在我们的街道可算是大放光明了，稍微重要些的城市无不拥有大量的警察；然而纽约和芝加哥的盗案还是层出不穷，匪徒以机关枪自卫，才不怕你的警察。”(本书138一139页)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是不带一点后患的福音。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工农业的产量，也引起了空气和水域的污染。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文化，也增加了纸张的消耗，加速减少森林的覆盖。医药卫生的进步廷长了人们的寿命，也导致了“人口的爆炸”。甚至像电子计算机这样重要的发明，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挥有益的作用，已经被人利用来盗窃银行存款。当然，最严重的还是战争问题，核武器问题。各国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不知道核战争可以毁灭世界，可是都认为人家有了我就不能没有。可悲就在于没有人要发动核战争，可是没有人能保证不会发生核战争。人类的历史似乎可以总结为不断犯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又不断犯新的错误的历史。老是在吃后悔药，老是在想着“三年早知道”。

在人与人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蓄意伤害别人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是伤害了别人而不知道。甚至是怀着一片好心做坏事，像“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之类。极端的例子是为了某一种“真理”而虐害无辜，像本书第二十章里关于1737年瑞士的一个法庭迫害被诬陷为女巫的妇女的记事。前后半年里边，她经受种种酷刑——拿有钉的铁领套住她的脖子吊起来；拿热水烫；放在拉肢机上拉，用绳子把她吊起来，在底下挂上二百斤重的石头；用嫩树枝抽打——终于死在狗洞似的囚室里。(本书206--208页)

这样的悲剧在欧洲继续到18世纪，在我们这里则继续到十年以前。“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惨剧大概还要过些时才能看到详尽而翔实的记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部分人是别有用心，一部分人是不敢不跟着闹，可也有一部分人真是坚决保卫他所认识的“真理”的，令人叹息的正是这个。自然，中国的情形跟欧洲不完全相同，中国不曾有过那至高无上的教会，可是曾经有过至高无上的礼教，至今余威未息，还有因为妻子接连生了两个女儿而逼她自尽的事情。(1983年1月13日《光明日报》)此外，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都曾经有过包括从皇帝到流氓头子的大大小小的君权，也还没有完全绝迹。我希望有有心人把中国历史上由这些威权造成的种种惨无人道的事情汇集成书，使广大读者触目惊心，相约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出现。

吕叔湘

1983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