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受欢迎也*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

埃莱娜·费兰特1992年发表*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很快引起关注，1995年就被意大利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拍摄为同名影片；此后她相继出版小说《被抛弃的日子》(2002)、《迷失的女儿》（2006）、《夜晚的沙滩》（2007）和散文、访谈集《不确定的碎片》（2003）。

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靠前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



两个女人 50年的友谊和战争

那不勒斯四部曲NO.3

靠前近千万册 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我希望她在场，这是我写作的目的。”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 后续，

意大利神秘的作家费兰特（Elena Ferrante）

探索中年的虚无、困惑、野心和近乎残暴的爱

《离开的留下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埃莱娜·费兰特所著的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我”在未婚夫彼得罗一家人的帮助下，出版了首本小说，享受着成功的喜悦，而留在那不勒斯的莉拉却身陷贫困而卑贱的工厂生活。“我”像个骑士一样，再度介入莉拉的生活，并动用丈夫一家人的关系，让莉拉和恩佐的生活有了转机——他们成了那不勒斯地区最早学习、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他们顽强、坚韧的学习能力让他们开始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我和莉拉之间再次胜负难辨。婚后的“我”开始面临自己的创作危机，而平静的、中产阶级式的婚姻也令“我”疲惫不堪。对社会变革颇为冷淡的彼得罗希望“我”放弃作家的身份，而“我”在扮演“母亲”、“妻子”这些角色时，总是避免不了内心的分裂、紧张。莉拉对“我”的新作品的指责更是让我产生的自我怀疑：我接受的教育和拥有的知识是否只是让我的作品徒有其表，没有真正的思想，也永远无法拥有莉拉近乎粗野的表达中那些令人不安的真相。直到有一天，“我”丈夫突然将尼诺带回了家……

人物表
中年

对界限的意识对所有的女性来说都是重压。我们在别人设定的界限里生活，当我们不尊重这些界限时，我们也无法喜欢自己。男性突破界限不会自动产生消极的后果，反而会是一种好奇心或者勇气的标志。但女性突破界限——尤其是在没有男性引导或监督的前提下，会令人无所适从——会是一种女性魅力的丧失，是逾矩、堕落和疾病。

———埃莱娜·费兰特答《金融时报》采访（2015）



你读到的任何关于埃莱娜·费兰特的文字都无法让你预料她作品中的狂暴力量。每当她的充满启示的那不勒斯系列新推出一本，她都会再一次地令你猝不及防。

——《纽约时报》



费兰特清晰有力地刻画了——在一个男权和教会统治的社会里，出生劳工阶层的莉拉和埃莱娜在面临她们的成长和缺乏选择的生活时经历的愤怒和挫折。

——《每日电讯报》



“那不勒斯四部曲”精彩而又持久地探索了嫉妒——这种致命的情感，因它有时候会将自己伪装成爱。

——《纽约书评》



费兰特的写作没有任何边界，她会将任何一个念头推至*的结论，同时又能回到其根本的起源。

——《纽约客》

     我上一次见到莉拉是五年前，二〇〇五年冬天，我们一大早就沿着大路散步。有很多年，我们在一起都找不到那种自在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我记得，她嘴里哼唱着什么，跟别人打招呼，但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应，偶尔有几次，她会用简短的感叹句打断我的话，但和我说的并没什么联系。那些年里，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有些事非常可怕，我们要找回之前的那种亲密感，就要说出我们内心的秘密，而我没有心力去讲，她倒是有力气说，但她不想说，可能她觉得说了也没用。
无论如何，我依然很爱她，每次到那不勒斯，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她。尽管，我不得不说，我有点儿害怕她。我们两个人都老了，她变化很大，我不停地发胖，需要不断地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她则一直都瘦得皮包骨。她留着短发，是她自己剪的，头发已经雪白了，她并非特意要这样，而是不在意这些。她脸上皱纹很多，越来越像她父亲老年时的样子。她笑起来有些神经质，声音有些刺耳，说话时声音太大。她不停地做手势，动作带着一种凶狠的决心，就好像要把眼前的楼房、街道、路人，还有我切成两半。
我们走到小学门口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超过了我们，对她大声喊道：教堂旁边的花坛里有一具女尸。我们加快脚步，走到小花园，莉拉把我拉到了围观的人群边上，很不客气地挤了进去。那女人侧身躺着，非常肥胖，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样式过时的风衣。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吉耀拉·斯帕纽洛，她是米凯莱·索拉拉的前妻，我却没认出来。
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吉耀拉了，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已经毁了，脚踝变得很肥大，以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现在成了火红色，头发还是当姑娘时的长度，但非常稀疏，在松动的泥土上散开。她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子，是低跟的，很破旧；另一只脚上只穿着一只灰色的羊毛袜子，大脚趾破了一个洞，她的另一只鞋子在一米以外的地方，就好像在她试图踢开痛苦和恐惧时，鞋子从脚上滑落了。我当时忍不住失声痛哭，莉拉很厌烦地看着我。
我们俩坐在距离花坛不远的一条长椅上，默默地等着有人把吉耀拉抬走。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怎么死的？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去了莉拉家里，也就是莉拉父母以前住的老房子，房子很小，她现在和她儿子里诺生活在那里。吉耀拉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了她。莉拉说了吉耀拉的生活、她的心存幻想和阴险的性格，总之，没什么好话。但这时我没法专心听她说话，我想着那张倒在地上的侧脸，还有那稀疏的长发，能看到吉耀拉头颅上的白色头皮。有多少我们儿时的玩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时候是因为疾病，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承受不住生活的磨炼，或者因为他们被人放了血。我们俩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了，都有些倦怠，不想收拾桌子，最后我们没有收拾餐具，又出去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阳光使得周围看起来很清新。这个老城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老了，而它保留了原来的模样。那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依然矗立着，我们小时候做游戏的院子、大路、隧道黑漆漆的入口，以及那里的暴力，一切都没变。但城区周围的风景变了，以前那些发绿的池塘已经没有了，那家罐头厂的老厂房也消失了。在那些地方，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在过去那些年单，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有时候是带着好奇，有时候是漫不经心。小时候，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那不勒斯有一凿非常神奇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的摩天大楼，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它一层一层在增高，那时候，在火车站旁边，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经过加里波第大街时，我总会惊异地对身边的人说：“你看看，这楼多高啊！”我对莉拉、卡门、帕斯卡莱、艾达和安东尼奥说，当时我和这帮朋友一直走向海边，走在富人区边上。我想，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我一定会很高兴。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寒冷和炎热，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一直停电，那些黑黢黢的、充满风险的街道，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交通越来越混乱，路上坑坑洼洼，还有大片很难跨过去的水坑，下水道往外冒脏水，流得到处都是。山上全是新建的房子，非常不结实。脏水、垃圾和病菌都流入海里，腐蚀着地下的世界。人们因为得不到眷顾，因为腐败、欺压而死去，但每一次选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