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人们追忆的开国历史，呈现出以成吉思汗家族为核心的族群起源谱系。本书尝试重构成吉思汗崛起背后的蒙古历史，进而揭示上述历史记忆被权力重塑的过程。

张晓慧，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元史。

前言
第一章 两宋史料所传蒙古早期史
一 辽金宋史料所见蒙古与鞑靼的东西并立
二 《系年要录》中建号之蒙古
三 成吉思汗崛起前夕之“蒙国”
四 额儿古涅昆传说新释
小结
第二章 族称的历史考察：元人“讳言鞑靼”说再议
一 元代文献中的“鞑靼”与“达达”
二 元人对两宋时期文献所传蒙古早期史的认知
小结
第三章 “孛儿只斤”与元代蒙古人的“姓氏”
一 元代蒙古人的称谓习惯
二 “帝姓”孛儿只斤的制造
小结
第四章 元代蒙古人的“家史”书写
一 “家史”中祖源故事的相对独立性
二 “国史”对“家史”的影响
三 知识的获取与记忆的塑造
小结
第五章 反思“血缘社会”：蒙古部族“圈层结构”说
一 “圈层结构”文本辨析
二 “圈层结构”的要素：绵长世系与亲疏关系
三 “共同血缘”观念与蒙古婚姻禁忌
四 释“亲连天家，世不婚姻”
小结
第六章 多语史料中的蒙古开国时间
一 “事件”与蒙古开国“叙事”
二 波斯文史书中的猪年御极说
三 元代史料中丙寅建号说的流行
四 《元朝秘史》中的两次称汗
小结
第七章 四怯薛长的承袭与太祖旧制
一 《元朝秘史》与《元史》所记怯薛长官之制
二 怯薛长官的承袭与“四杰”家族
三 怯薛长官的承袭与蒙元时代汗位之争
四 伊利汗国的四怯薛长
余论：蒙元时代的“祖制想象”
结语
附录一 《史集”成吉恩汗先祖世系的修撰
附录二 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
参考文献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
，深刻影响了草原历史的面
貌，蒙古认同逐渐形成。蒙
元时代的人们，如何讲述蒙
古族群与成吉思汗开国的历
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讲述
，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大蒙古国的框架之下
叙述蒙古历史时，目前的论
著多陷入一种叙事程式当中
，即以成吉思汗时代之前的
蒙古社会结构，作为蒙古早
期史的开篇，并赋予其前国
家时代的“部落社会”色彩，
然后将其拼接到成吉思汗的
家族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家
族历史，某种程度上被赋予
了打破旧制度的意义。其中
的经典研究，当数符拉基米
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
》。符氏将大蒙古国建立前
后的社会制度，分别概括为
氏族制和游牧封建制。前者
意味着成吉思汗建国之前，
蒙古草原尚处于所谓“血缘
社会”的“原始”状态。而成
吉思汗时代之后，游牧封建
制逐渐成为蒙古长期的社会
形态。符氏的社会形态分析
，对中外的蒙元史研究，尤
其是早期蒙古史研究，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亦邻真《成
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
形成》《中国北方民族与蒙
古族族源》等文章揭示了蒙
古的族源和形成过程。这些
民族史的典范性研究，在叙
事手法上呈现出共同的风格
，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
起源一发展一成熟”的叙事
逻辑。这样的叙事逻辑，在
北方草原政权历史的研究中
十分流行。
这种叙事程式的形成，
一方面与研究者的知识和思
想背景有关。首先，19世纪
以来的社会科学，将亲缘关
系视为前国家社会
（nonstate society）的基本
组织原则。与之相关联的氏
族、部落、部落联盟等概念
，实际上带有殖民主义、欧
洲中心论的色彩，却往往套
用在北方草原政权的不同发
展历程中。大卫·斯尼思的
《无首之国》一书，从这一
角度对符氏学说进行了系统
的反思。其次，对于中国学
者而言，由于中原王朝有着
源远流长的集权传统，他们
便习惯将政治的集权视为国
家的关键特征。囿于这两种
自我中心视角，研究者容易
倾向于以早期国家起源来比
拟北方草原政权的兴起过程
。由于各族群政权起灭无常
，其结果就是草原历史呈现
为一根根线性发展的断裂链
条，族群“起源-发展-成熟-
消亡”的故事循环往复。按
照线性叙事的逻辑，研究者
始终无法有力回答为何草原
历史呈现出迥异于中原王朝
历史的面貌，一根根线性发
展的独立链条，反而从整体
上呈现出游牧族群历史的非
线性发展路径，形成北方草
原政权旋起旋灭的循环。成
吉思汗何以终结这一循环，
开启了延续至今的蒙古认同
？
……
上述章节都在探讨成吉
思汗家族史如何塑造整个蒙
古早期史的面貌。接下来两
章，则聚焦于成吉思汗身上
，用成吉思汗建国与立制的
两则个案，来分析蒙古开国
史的讲述方式。
第六章“多语史料中的蒙
古开国时间”。这一章讨论
的问题是，在成吉思汗复杂
曲折的开国经历中，哪些事
件被后人赋予了最为重要的
政治意义。最为流行的说法
是，丙寅（1206）建号成
吉思汗，是铁木真御极、大
蒙古国建立的标志。建号称
汗所承载的铁木真开国御极
的历史意义，似乎不容置疑
。但实际上，蒙古开国史的
讲述方式，在蒙元时代的多
语种史料中不尽相同。讲述
蒙古开国史，涉及如何赋予
“事件”以“意义”的问题。除
了丙寅建号之外，汉文、波
斯文和蒙古文史料中，还重
点讲述了成吉思汗经历中的
其他事件，这些事件从不同
侧面构建着成吉思汗的统治
合法性。
第七章“四怯薛长的承袭
与太祖旧制”。这一章以怯
薛制为个案，观察成吉思汗
所立祖制的政治光环是如何
形成的。《元史》记载太祖
命“四杰”博尔忽、博尔术、
木华黎、赤老温担任怯薛长
，建立了“四杰”家族世袭怯
薛长的制度框架。《元史》
所记怯薛制度，是成吉思汗
自上而下、齐整划一的制度
设计，还是入元之后制度衍
化的结果？这一个案体现出
元人对成吉思汗建制的历史
想象，将一些重要制度追溯
自成吉思汗的政治遗产。反
过来，诉诸祖制是为现实的
制度寻找政治合法性的重要
途径。
上述章节对元朝开国故
事的若干方面进行了论述，
分析了蒙元时代的人们如何
通过“追本”，即追溯蒙古族
群和成吉思汗家族之源，达
到塑造统治家族政治合法性
的目的。此外，从文献生成
的角度来讲，本书还选取了
有关成吉思汗事迹及先祖世
系的两种重要文献进行研究
，见附录一“《史集》成吉
思汗先祖世系的修撰”和附
录二“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
：《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
微”。
本书是以笔者2019年完
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
改而成，撰写过程中，承蒙
张帆、党宝海、苗润博等诸
位师友的指导，不便一一注
明，谨致谢忱！本书的部分
内容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
表，收入书中有所修改。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在跳出前述叙事程式的基础上，分析蒙元政权如何书写以成吉思汗及其家族为核心的蒙古开国历史，进而影响蒙古族群历史的面貌。
本书还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了元人对于蒙古早期历史的认知和改造。

本书首先聚焦于前成吉
思汗时代的蒙古史。蒙古起
源传说中的迁徙，实际上并
不是同一人群的大范围移动
，而是对曾经政治权力强弱
地位的变相投射。换句话说
，地理变迁的主体，是政治
名号，而不是种群意义上的
人。两宋时期史料反映出蒙
古诸政权的东西分布，一定
程度上修正了蒙元史料描绘
出的不儿罕山一带在草原上
长期的政治核心地位，后者
正是成吉思汗家族之所在。
元代普通蒙古人的家族记忆
中，找寻不到强烈的不儿罕
山信仰的痕迹。影响深远的
额儿古涅昆起源传说，产生
的背景是自东向西的草原权
力核心转移的过程。成吉思
汗先祖并不是自古以来的蒙
古集团统治者，草原东缘诸
部一度在蒙古集团中占有核
心的地位。
本书还从社会文化的角
度，讨论了元人对于蒙古早
期历史的认知和改造。“鞑
靼”作为译名，流行于辽金
宋时期，但“达达”二字则到
了蒙元时代方才出现。元人
对于“鞑靼”，尤其是“鞑”字
，抱有一定程度的避忌心态
。这种心态，在元代的官文
书中表现为一律以“达达”替
换“鞑靼”，在私人刻书中表
现为对“鞑”等字的挖改。对
于鞑靼相关史事，元代知识
人和史官表现为不明所以和
刻意隐没。对“鞑靼”相关历
史记忆的遗忘与改造，强化
了元人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
心的史观。
在早期蒙古史中成吉思
汗家族的核心地位，进一步
通过“孛儿只斤”姓氏来强化
。部族是蒙古人表明自身何
所从来的重要指征，但是从
严格意义上讲，蒙元史料并
没有提到哪一部直接对应于
成吉思汗家族。蒙古社会中
并不存在汉文化语境中姓氏
的完全对等物，但孛儿只斤
却承载着元朝帝室姓氏的实
际功能。成吉思汗家族在这
些方面表现出种种特殊性。
这表明，帝姓孛儿只斤并不
是蒙古社会习俗影响下的自
然衍生物，而是在统治家族
的政治需要之下产生的。元
代帝姓孛儿只斤的产生与制
造，满足了划定统治家族范
围的迫切需要，体现了统治
家族定义自我、表达自我的
独特路径。
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心
的史观，也体现在蒙古人个
体对于家族历史的讲述当中
。族群角度的民族迁徙、血
缘谱系，个体角度的部族出
身和从龙经历，这些要素重
塑了蒙古人的族群记忆。在
“主流”话语之下，族群记忆
中的“异质因素”逐渐黯淡。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史料
中努力追寻这些“异质因素”
的蛛丝马迹。蒙古人家族中
口耳相承的祖先历史，相比
于广为流传的“国史”中的祖
先世系和部族血缘观念，保
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同时
受到权力话语与知识话语的
双重影响，使得一些蒙古人
的家族记忆嫁接进蒙古开国
历史，或嵌入汉籍所传边裔
历史中。
对于蒙古起源传说中蒙
古部族间呈现出的圈层结构
，我们强调的，是其如何被
描摹、建构的过程。蒙古诸
部的血缘一婚姻集团的属性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对婚
姻习俗构成现实规范的，而
是被阐释出来的、经历了人
为的整饬。尼伦一迭列列斤
集团分类并不具有唯一性，
而是史料采择与考订的结果
之一。集团分类的目的，在
于为蒙古各部的血缘起源提
供一个规范化的解释，从而
构筑起以成吉思汗先祖为根
基的谱系树。圈层结构与迁
徙传说，共同构成了我们今
天看到的蒙古早期史的主要
框架。这一版本的蒙古早期
史，以成吉思汗的家族史为
核心，以诸种流传于蒙古人
中的起源传说要素为砖瓦，
构筑出完整、整饬的血缘世
系系统。
最后聚焦于成吉思汗本
身，通过两则个案探讨了蒙
元时代人们如何理解、讲述
其功业。从正统性的角度来
理解，称汗和建号，其象征
意义不在于政权从何人手中
及何处夺取，“成吉思”的称
号显示了强大汗权的普适性
，更符合“正名”的政治习惯
。而铁木真首次称汗即建号
成吉思的说法，通过将建号
时间提前，巩固成吉思汗长
期以来就是蒙古诸部统治者
的正统地位，这体现出称汗
建号对构建统治合法性的重
要意义。成吉思汗在建国的
过程中，也奠定了蒙元政治
制度的框架。入元之后，人
们强化了成吉思汗政治遗产
的光环，诉诸祖制成为理解
制度、寻找政治合法性的徐
径。
时至今日，成吉思汗及
其家族的历史故事，仍有着
强烈的吸引力。这似乎与蒙
元王朝的历史书写不无关系
。本书的写作，意在追问记
忆形成与书写定型的过程。
这一历史过程，出于几乎所
有参与者有意或无意的“共
谋”。其中，既有官方史家
对成吉思汗家族统治史与蒙
古族群历史的搜罗、删削与
整合，对蒙古开国历史和祖
制的书写、再造，也有蒙古
人“家史”对于“国史”的主动
攀附与被动渗透，还有元代
知识阶层的主动避讳与自我
抑制。无论是成吉思汗开国
建制的政治合法性，还是成
吉思汗家族的特殊性与神圣
性，以及以成吉思汗家族为
核心的蒙古血缘系谱与历史
起源，蒙古的历史记忆从这
些方面得以塑造，其结果是
强化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
卡里斯玛，形成了蒙元时代
留给后世的历由溃产。

第一章 两宋史料所传蒙古早期史
前成吉思汗时代的草原诸部，不仅仅见载于《元朝秘史》《史集》等蒙元史料，辽金宋史籍亦间或提及。不同于蒙元史料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心的视角，两宋时期史料提供的“他者叙述”，有助于揭示蒙古早期史的不同面相。王国维、冯承钧、蔡美彪、贾敬颜、周良霄等学者，先后对辽金宋史料所记蒙古早期史事钩沉索引、辩证真伪。不过，早期蒙古的地理位置及活动轨迹，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元朝秘史》《史集》等蒙元史料反映出蒙古的统治与活动，长期以成吉思汗家族龙兴之地——不儿罕山为中心，而两宋时期的蒙古史料反映的情况却大有不同。因此，需要在搜集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提炼其中关于早期蒙古地理位置的关键信息。
一 辽金宋史料所见蒙古与鞑靼的东西并立
辽金宋史料之中的蒙古译名，前人已有充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辽金时期史料中的蒙古译名，所指非一，地理位置各异。
《辽史》记载大康十年（1084）“二月庚午朔，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戊申，远萌古国遣使来聘”。萌古国与远萌古国同时出现，如果不是《辽史》将同一件事误记为二的话，则反映出草原群雄并立的情况下，同一名号“萌古”为不同政治体所采用，进而具有集团泛称的性质。如三十姓鞑靼、九姓鞑靼，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萌古国”与“远萌古国”，是站在辽人的角度对蒙古的定名。
王国维指出，阴山附近亦有蒙古部活动，在辽末是天祚帝倚靠的部族军之一。《辽史》记载阴山室韦谟葛失助兵于天祚帝（保大二年至四年，1122～1124）。阴山室韦谟葛失，《契丹国志》作“阴山室韦毛割石”，《三朝北盟会编》引史愿《亡辽录》作“阴山鞑靼毛割石”。《大金吊伐录》《三朝北盟会编》收录了同一份金国牒文，言及西夏与鞑靼“并助亡辽，犯我行阵”一事，只是译名不同，《大金吊伐录》作“达靼棘耠舌”，《三朝北盟会编》作“达打毛合尖”，“尖”应为“舌”之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也提到“河西毛揭室”。
阴山蒙古部襄助天祚帝的同时，另有蒙古部降附金国。《三朝北盟会编》宣和四年（1122）引《燕云奉使录》云：“来时听得契丹旧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马追赶，次第终须捉得。兼沙漠之间，系是鞑靼、蒯古子地分。此两国君长并已降拜了本国，待走那里去？”蒯古子，为萌古子之讹。可见所谓沙漠之间的鞑靼、蒙古，均已降金。《金史》记载天辅六年（1122）“谋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贡方物”。此正是辽天祚帝得西夏、蒙古之助攻金之时，可知襄助天祚帝的蒙古，必非附于金人的蒙古。《契丹国志·天祚帝纪》的论赞部分总结辽人败亡的原因：“内耗郡邑，外扰邻封，以至捕海东青于女真之域，取细犬于萌骨子之疆，内外骚然，祸乱斯至。”这一为辽人所扰的“萌骨子”，更有可能是后来附金的蒙古部，而不是襄助天祚帝的蒙古部。
我们能从上述史料中摘出若干部蒙古，可见到了辽代后期，“蒙古”一名非某部独有，已成为流行于草原的部族称号。辽金之际，不同的蒙古部族位置各异，并在辽、金两个政权之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可见诸部尚未形成整体性的政治集团。
到了南宋史料中，蒙古多与鞑靼相提并论。鞑靼，本是突厥人对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的泛称，为辽金时代汉文文献所沿用。南宋史料中的蒙古、鞑靼，应是辗转得自辽金。《契丹国志》“四至邻国地里远近”条记载契丹“正北至蒙古里国……又次北近西至达打国”。《三朝北盟会编》云：（绍兴三十一年，1161）“向来北边有蒙古、鞑靼等……此辈又复作过，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楼钥《北行曰录》云：（乾道六年，1170）“时被蒙子国炒”，“蒙国、达靼作梗”。薛季宣（1134～1173）《浪语集》云：“某至淮上，流闻此夷困于蒙古、达靼，凡女真之守州郡者，皆充将帅之任，率以同知莅事。”《中兴御侮录》云：“又萌古、鞑靼等国，宿衅未除，恐其中有起而谋之者，故以重兵压境。”汪应辰（1118～1176）《汪玉山集》云：“今者复闻虏中遣人至盱眙，喻吾使者以国有萌古、达靼之乱，则非特如探报者之道听涂说而已。”“有如不胜，则萌古、达靼之于女真，亦犹昔日女真之于契丹矣。”刘过（1154～1206）《龙洲集》云：“方今群胡扰，似觉虏运衰。达靼军其西，会以蒙国斯。蛇豕互吞噬，干戈极猖披。”上述史料都将蒙古（蒙古里、蒙国、萌古、蒙国斯）与鞑靼（达靼）并称。
P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