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总则、人户、产业、钱债、婚姻、继承六编为研究架构，勾勒出中国古代民法的本来面目，以确凿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古代不仅有民法而且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揭示了中国古代民法发展的特殊性、典型性和时代性。本书勾勒出中国古代民法的本来面目，揭示了民法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本书论证了以中国古代民事法律关系为对象所形成的以人户、产业、钱债、婚姻、继承为主要内容的民法体系，揭示这个法律体系的形成的历史条件。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民法的发展阶段编
第一章 先秦民事法律的孕育
第一节 夏礼的调整作用与商朝民事法律的萌芽
第二节 西周民事法律的渐进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民事法律的迅速发展
第二章 汉代民事法律的初步发展
第一节 民事权利的主体与客体
第二节 汉代产业权的发展
第三节 汉代债的产生与法律调整
第四节 汉代的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五节 汉代的民事诉讼
第三章 门阀政治下魏晋南北朝的民事法律
第一节 民事权利的主体和客体
第二节 占田制和均田制下的产业权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债法
第四节 门阀制度下的婚姻与家庭
第四章 唐代民事法律的定型
第一节 民事主体、客体上的良贱之分
第二节 均田制下的产业权
第三节 债法的对债权债务关系的普遍调整
第四节 对婚姻、继承制度的确认与维护
第五节 唐代的民事诉讼
第五章 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下的宋朝民事法律
第一节 编户齐民的扩大与身份的变化
第二节 产业权的新发展
第三节 债法的新成就
第四节 提高妇女地位的宋代婚姻与继承
第五节 宋代的民事诉讼
第六章 元代的民事法律
第一节 按民族标准将身份划分四个等级
第二节 保护寺庙土地的产业权
第三节 契约之债有所发展
第四节 蒙汉法杂糅的婚姻与继承
第五节 元朝的民事诉讼
第七章 明朝的民事法律
第一节 人户分编与民事权利主体
第二节 产业权的用益与担保的扩大
第三节 债法的新发展
第四节 沿袭唐宋旧律的婚姻与继承法
第五节 民事调处与审判
第八章 清朝的民事法律
……
第二部分 人户编
第三部分 产业编
第四部分 钱债编
第五部分 亲属编
第六部分 继承编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法制文明发达的大国，早在
奴隶制时代，刑法、民法、
贸易法、诉讼法都已完成了
初步的划分，尤其是民法，
在奴隶制时代便完成了由国
有土地制向私有制的转化。
随着土地私有权的确立，促
进了争夺土地的争霸战争。
至战国时代，土地所有权转
移的形式多样，而且速度加
快。在金文中，便有土地交
换、土地买卖、土地租赁等
各种记载。不仅如此，战国
时期已经出现不当得利之债
、侵权赔偿之债、各种契约
等，这些都有铜器铭文为证
。至于婚姻、家庭、继承方
面的法律，西周时期已经相
当完备。婚姻非常受到重视
，所谓“合二姓之好”，还规
定有“六礼”之分和媒妁之言
，在家庭中实行夫权制，在
继承方面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长支无子实行过继制以续
宗支。奴隶制解体以后，在
农本主义的国度里，民法的
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
，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
献，都证明了中国封建时代
民法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
要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从古代的文献资料
中，没有看到古代由于没有
民法而产生苦恼或不便。在
刑法典中，也不乏纯粹民事
法律的规定，也有刑事附带
民事的案件，但不能由此认
为以刑法解决民法问题。
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
是近二百年来部分西方学者
由于不了解中国历史而得出
的错误结论，他们看到一部
法典采取“诸法合体、民刑
不分”的编纂形式便得出结
论——不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他们没有想到其所谓的这
个不发达国家——中国，民
事法律的发达程度不知要领
先于其所在国家的民事法律
多少年。应该说，中国只是
到了近代法律形式没有随时
代变化而变化。但就以清朝
民法而论，经过整理的大清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就
是清朝完整的、集中的民法
，这部法律在民国成立以后
施行了长达28年之久。难怪
晚清修律的封建官僚在奏章
中肯定地表明中国拥有固有
民法。所以“中国古代没有
民法”的认识是荒谬的。有
些人今天依然秉持“中国古
代没有民法”“中国古代用刑
法解决民事问题”的认识，
不过是拾取洋人的牙慧而已
，他若稍微接触到一点中国
古代的民法，绝不会亦步亦
趋。由此可见，肃清“西方
中心论”是何等的必要！本
书是根据统一的大纲，分工
合作完成的，以确切的史料
证明了中国古代民法的存在
及其发展轨迹。时至今日，
我们必须扬眉吐气地宣布中
国古代民法的价值，君若不
信，就请读读我们的书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的颁布，是中国民法史
上的里程碑事件。习近平总
书记在论述颁布实施民法典
重大意义时特别指出：“民
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
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
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
，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
有益成果……是一部具有鲜
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
代特色的民法典。”①这段
深刻的论述，不仅肯定了我
国悠久的民法文化，又清晰
地指出其构成了《民法典》
的法文化渊源。对中国民法
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不仅是法制史学科建设的
需要，也是为当下立法、司
法实践提供历史文化支撑的
需要，是研究者应当肩负的
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