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十六岁的尤斯图斯·罗森堡在家乡但泽目睹了纳粹暴行。身为犹太人，他被父母送往巴黎读书。三年后，纳粹进攻法国，他再次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逃离巴黎，一路南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来到马赛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赖伊，他领导着一个秘密抵抗网络，帮助成许多人逃脱纳粹的魔爪，其中有包括汉娜·阿伦特、马克·夏加尔、安德烈·布勒东、马克斯·恩斯特在内的传奇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凭借对德法文化的深入了解及多种语言的精通，罗森堡成为组织中的一名侦查员。
随着弗赖伊被维希政府驱逐出境，罗森堡来到格勒诺布尔，为地下军团招募年轻成员，并凭借自己的才智和技能幸存下来，成为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罗森堡成为游击战士，破坏德国的撤退行动。二战结束后，罗森堡移居美国，通过教授经典文学，他影响了几代学生的精神生活。年近百岁，他终于写下这部史诗般的回忆录。

尤斯图斯·罗森堡（Justus Rosenberg），1921年出生于但泽。从巴黎索邦大学毕业后，参与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后在美国陆军服役。由于战时服役，罗森堡获得了青铜星章和紫心勋章。2017年，法国驻美国大使亲自任命罗森堡为法国荣誉军团的指挥官，以表彰他在二战期间的英勇行为。

序
第一部分
但泽自由市（1921年—1937年）
一次德国式反犹暴动（1937年春）
准备离开但泽（1937年夏）
在车站（1937年9月）
柏林（1937年9月2日—12日）
第二部分
巴黎（1937年9月—1939年9月3日）
“虚假战争”（巴黎，1939年9月—1940年6月）
溃败（巴黎和巴约讷，1940年6月）
图卢兹（1940年6月—7月）
去马赛，在马赛（1940年8月—9月）
在比利牛斯山上（1940年9月11日—13日）
瓦尔特·本雅明（1940年9月下旬）
艾尔贝尔别墅（1940年11月—1941年2月）
黑手党（1941年2月—6月）
夏加尔（1941年春）
马克斯和佩姬离开（1941年7月）
弗赖伊被驱逐；我的登山冒险（1941年8月—12月）
格勒诺布尔（1941年12月—1942年8月26日）
第三部分
拘禁（1942年8月27日—29日）
逃跑（1942年9月6日）
蒙梅朗的地下情报人员（1942年秋—1943年3月）
天降吗哪（1943年11月—1944年5月）
农场上最后的日子（1944年6月）
成为游击队员（1944年6月）
营地里的高级烹饪（1944年6月—7月）
埋伏（1944年7月）
第636坦克歼击营侦察连（1944年8月—10月）
泰勒地雷事件（1944年10月17日）
返回巴黎（1944年12月—1945年2月15日）
格朗维尔（1945年2月15日—3月8日）
联总（1945年4月—10月）
前往美国（1945年10月—1946年7月13日）
跋：他们的故事
致谢

平民服装在说好的地方
，医院盥洗室一个不显眼角
落的洗衣桶后面。我假装受
胃痛折磨，设法从纳粹拘留
营脱身，但完全没料到自己
真的被送去做了阑尾切除术
。腹部伤口远未愈合，但我
要在约定的时刻走向厕所，
现在，如果我能换上地下组
织的特工（伪装成牧师）留
给我的衣服，如果我能大摇
大摆地走出医院而不引起怀
疑，我唯一要担心的就是骑
自行车到里昂的中途屋，而
不把肠子洒在林荫大道上！
我忍痛走下宽阔的医院楼梯
，走出沉重的前厅大门，自
行车正如计划中那样停在一
条长椅边。我战战兢兢地爬
上车座，顺车道而下，滑向
主路，在那里，始终单手捂
腹站立的我有望蹬向自由。
汽车在我身旁嗖嗖驶过，夏
末的微风吹乱了我的头发，
但突然间身后隐约响起哀怨
的渐强音，我认为那一定是
警笛声。我被出卖了吗？我
终究还是要被送回拘留营，
接着被送往奥斯威辛吗？

不断下滑的动荡年代，抵抗是生活的主线，也是生命的机遇。
二战英雄的传奇回忆，法国抵抗运动的真实记录。
本书是一部回忆录，作者是二战时参加法国地下抵抗组织运动的波兰犹太人尤斯图斯·罗森堡，讲述了他在法国地下抵抗的四年生活。

他们的故事
我的父母和我的妹妹莉
莉
上一次我得到家人的消
息是1939年我父亲的来信
，他告诉我，他们在罗马尼
亚，正在前往巴勒斯坦，希
望能成功。在那之后，给他
们写信成了不可能的事，就
算通过我母亲在费城的亲戚
也是如此，虽然像我提过的
那样，我试过，这种情况持
续到战争结束。从罗马尼亚
，我的父亲、母亲和妹妹乘
坐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以色列国成立前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事实
政府）包租的一艘船航行，
取道土耳其——许多船上人
员是土耳其人——并试图突
破英国的封锁，到达巴勒斯
坦，但没能成功。
战争期间，试图逃离纳
粹的犹太人无法移民巴勒斯
坦，因为英国政府在1939
年的《麦克唐纳白皮书》（
Machonald White Paper）
中颁布了封锁令，阻止所有
帮助他们移民此地的船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和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近东
实质上成了一个欧洲总督辖
区。《白皮书》由内维尔·
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发布
，作为对1936—1938年巴
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的回应
。它把接下来五年的犹太移
民人数限制在75000人。在
二战开始时，反对英国统治
的起义以及起义倾向在很多
阿拉伯国家持续涌现。当隆
美尔准备夺取苏伊士运河时
，有阿拉伯人欢迎德国人，
好像他们是一支解放军队。
英国人想保持他们对阿拉伯
国家的控制，通过防止来自
欧洲的进一步人口涌入——
也就是犹太人——来安抚阿
拉伯领导者。
这次试图把我父母等人
送到巴勒斯坦的航行是犹太
事务局及其非官方军队组织
的一百多次“非法”航行之一
，以突破英国在地中海的封
锁。当船离海岸1英里时，
一艘英国驱逐舰拦截了它。
我的父母、我妹妹和其他所
有犹太乘客都被赶上另一艘
船，穿过苏伊士运河，被送
去毛里求斯岛。那是距离非
洲东南海岸1200英里的一
个英国殖民地，犹太人被控
制在岛上的一个拘留营里，
直到战争结束后的某个时刻
，当有组织的犹太人施加压
力迫使英国政府结束封锁时
，他们才被放出来。
营地的生活条件当然很
艰苦，但英国人并没有虐待
囚犯或强迫他们劳动。食品
和庇护充足，来自犹太组织
的慈善捐赠令拘禁生活变得
多少可忍受了些。难友建起
学校，制作手工艺品，试图
继续生活。我的父母想让我
妹妹（1940年他们到达那
里时，她十三岁）学法语，
但临时搭建的学校不开设这
门课。他们找到一名曾经的
捷克某大学法国文学学生教
她。随着时间的推移，莉莉
和她的家教相爱了——这段
关系延续到了他们的拘禁结
束之后。战后，他们终于在
巴勒斯坦结婚成家。
在慈善组织提供的物资
里，毯子的数量多于实际需
要，幸运的是，还有一台捐
赠的简易脚踏缝纫机。一天
，我母亲——一名裁缝能手
——用毯子做了一顶彩色的
帽子，给我父亲遮挡骄阳。
离开营地在岛上的村庄散步
是被允许的，只要在固定的
宵禁时间前回到营地就行。
在这样一次远足中，我父亲
和他的彩色帽子吸引了一些
村民的注意，他们提出用水
果和其他商品交换帽子。我
父亲意识到，如果我母亲能
制作一批这样的帽子，他能
继续用帽子交换急需的当地
农产品——芒果和木瓜，甚
至是鸡蛋。因此我的父母一
起创立了一个基于以物易物
的生意，用他们在村里获得
的东西跟营地里的其他囚犯
再次交换。事实上，他们就
是这样负担起莉莉的法语课
的。在村庄里，我父亲被人
们称作“Jacouh la
casquette”——帽子雅各布
！（毛里求斯原先是法国殖
民地，这里的人讲一种法语
方言。）
我终于在1952年成为美
国公民，获得护照后就做了
去以色列的安排。在我父亲
的力劝下，我在行程中停了
一次，到芬兰的赫尔辛基买
票看了第15届夏季奥运会，
这是第一次有新成员国的运
动员出场的赛事，新成员国
是：以色列、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苏联。
我父亲坚持叫我观看这
次历史性的比赛是有原因的
：1935年，我十四岁时，
他答应带我去看在柏林举办
的1936年夏季奥运会，但
我们没能到场。
在赫尔辛基，我激动地
观看两个我最爱的运动员—
—芬兰长跑运动员帕沃·努
尔米和汉内斯·科莱赫迈宁
——点燃奥运圣火。我还见
到了杰出的捷克长跑运动员
埃米尔·扎托佩克赢得5000
米、10000米和马拉松赛跑
的金牌。
从赫尔辛基，我乘船去
哥本哈根，坐火车去巴黎和
马赛，然后乘船去那不勒斯
，在那里买了一大块烟熏火
腿和四条意大利硬质萨拉米
香肠——遵照我父亲的要求
。
……
我在战争中的经历一点
也没减少我终其一生对上帝
的矛盾心态；我在一所巴黎
圣母会大学教了十年书的经
历也没有，尽管大学的座右
铭是Pro Deo et Patria，拉
丁语中的“为了上帝和祖国”
。
有一次大学校长邀请我
和他一起看戴顿的“飞人”篮
球赛。随着比赛的进行，两
边的队员都在投出罚球前用
手画十字架，我狡黠地看着
同伴，问道：“今天上帝站
在哪边？”睿智的神父并没
有冒险做出回答。
当时刚从纳粹大屠杀幸
存，我一点也不

但泽自由市（1921年—1937年）
撰写这本回忆录时，我将近一百岁——准确地说是九十八岁。我生命的头两年是最难回忆的。每次尝试回想，我都听到父母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脸部轮廓，触摸到婴儿床的柔软。除此之外，关于我生命最初年月的一切，我都是从父母对亲朋好友讲述他们的聪明儿子蹒跚学步和牙牙学语的故事中听来的。
关于我早年存在的唯一客观证据是一个坐在熊皮地毯上的婴儿的两张照片，以及但泽（Danzig）登记处开具的一份出生证明，上面写着1921年1月23日，一个名叫尤斯图斯·罗森堡的男孩出生，母亲是十九岁的布卢马·索拉尔斯基，二十三岁的商人雅各布·罗森堡的妻子，两人均为摩西教徒，这是当时对犹太人的通称。
除非你是集邮者或是对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间的时期感兴趣，你很可能从没听说过但泽，那是波罗的海边的一个海港，世世代代都是德国人和波兰人的争议焦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会上，为了报答波兰人对协约国的支持，国际联盟（国联）决定给予波兰在1796年失去的独立地位，当时它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匈帝国瓜分。根据《凡尔赛和约》，但泽将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尽管其人口的75％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是德国人。
然后，让波兰人和德国人都不满意的是，1920年11月15日，国联宣布争议领土将成为一个半自治城邦，拥有自己的旗帜、国歌、货币和一部仿照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它将被称为“但泽自由市”，由海港本身和周边地区大约200个城镇和村庄组成。国联委派了一位中立的高级专员到访这个稚嫩的议会民主政权，以保证占总人口20％的波兰人和5％的犹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顾名思义，自由市没有出入限制。在1920年和1925年间持续的欧洲政治动荡中，9万来自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取道但泽前往加拿大和美国。另外有6000人，满足于城邦的议会民主制和自由的经济政策，或是认同德国文化，选择留下。我父母没有移居美洲的意向，属于后一群人。
他们来自姆瓦瓦（Mlawa），一个波兰犹太村庄，距东普鲁士仅几英里，因此他们德语流利，熟悉德国文学和音乐。和他们那一代的大多数年轻人相同，除了语言本身，他们对意第绪（犹太）文化几乎一无所知。我母亲——一个裁缝的女儿，和我父亲——出生于姆瓦瓦最富裕和最博学的犹太家庭之一，在他们非常年轻时相爱，而且我父亲才刚开始跟着他父亲做生意。婚姻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私奔了——去了但泽——并试图尽快融入德国文化。我刚出生——这发生在他们私奔后不久——他们就雇了一个名叫格蕾特的保姆，她教我传统的德国儿童小曲、德国童话故事以及《蓬头彼得》和《马克斯和莫里茨》的押韵诗句。六岁时我上了Volksschule（小学）。我已经会读写德语和哥特字体了。
出于实用目的，我像一个典型的德国儿童那样接受教育——小我六岁的妹妹莉莲（后文称“莉莉”）也是如此。父母很少在我们面前讲意第绪语，除非是在讨论什么我们不该听的话。不知怎的，我还是学会了这门语言。他们不定期庆祝犹太节日，偶尔去一家“改革派”犹太教堂参加宗教仪式。和德国的大部分犹太人一样，我的父母认为自己是“信仰摩西教的”德国人。他们拒绝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把犹太教看作一个国家。我十岁时，母亲给我报名入学国立高等实科中学，这是但泽最有声望的文理中学。和那些年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政治世界令我着迷。九岁时，我就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了。
在1932年的但泽选举上，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赢得了立法议会即人民议院的最多席位。这给了他们任命“参议院”（行政部门）的权利，那时，该机构由自由民主党人、社会党人以及温和保守派的同盟组成。然而，但泽自由市的特殊性质，及其作为国际港和金融中心的角色，使得但泽纳粹尽管取得了胜利，却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装出一副温和面孔，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年。
当然，我们班有学生穿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来学校，但是他们很少排挤我，或是表达他们对此的不快，即，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总是被挑出来背诵（因为我完美的德语发音）席勒的叙事诗或歌德和其他经典诗人的诗歌；他们也没有反对我人选学校的棒球队。教师依然严格遵守职业要求。比如说，即使在1932年后，我还是历史老师的宠儿。我也一定是中学合唱队指挥的最爱，因为他推荐我参加了城里圣玛利教堂的巴赫《马太受难曲》的男生天使合唱。多亏了他，我还被选中参与比才《卡门》的儿童合唱，演出地点是但泽市剧院，它传统上由市政府资助，在纳粹统治下依旧如此。
我对唱歌的喜爱要归功于父亲。他一下班回家，就会坐到我们的旧立式钢琴前，（凭记忆）弹唱意大利歌剧里的流行咏叹调，并邀请我加入他，在我发展出自己的音乐品味前，我很享受和他一起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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