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考证》,清王太岳等奉敕纂辑,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一百卷。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建立了庞大的校勘体系,正式记录在案的编纂人员有三千六百多人,抄写人员有三千八百多人,每种书都有详校、总校、覆勘、覆校、校对、誊录人员若干,管理精细,层层把关。如《礼记注疏》一书,在详校官龚骖文、覆勘官温常绶、覆校官徐立纲三人之外,还有校对官张垠、王钟泰、王瑸、侍朝、胡予襄、郭祚炽、高中、陈墉等八名,及誊录监生五十二名。除此之外,部分书籍还有专门负责绘图、篆字校对、篆隶誊录的人员。如《复古编》有篆字誊录监生郎锦驹、校对篆字官朱文震等。从中可见《四库全书》校勘过程的制度化与严谨程度。
为敦促各方流程,四库全书馆还设立了功过簿,记录覆校、分校、誊录等人员的签改情况,并提议仿照钦定经史刊本,在每卷后附考证,即将所校出的刊本、抄本错讹更正之处附载于卷末,“如仅系笔划之讹,仅载“某字讹,某今校改”。如有关文义考订者,并略附按语于下”。乾隆帝在披阅《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时,发现一首诗中“桃花”的“桃”字被误写作“梅”,未经校出,认为“信手披翻,错字自然呈露,则其它舛误处,谅更不少”,传谕将总裁王际华、蔡新、张若淮、曹秀先、李友棠交部察议,覆校、分校等员也一并交部议处。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至总纂官,下至誊录生,像这样因校录问题而受处分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校勘之严苛。《四库全书考证》就是在如此严格的标准下诞生的,它是制度的、群体的智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