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为出发点，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旨在通过总结梳理不同历史阶段的农村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学界观点，分析得出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经验特点、利弊分析以及这些政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以期找寻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基本逻辑和经验，为新时代农村土地政策以及各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奠定基础。
本书从概念上厘清土地、农村土地政策、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本质内涵，归纳总结我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基本逻辑及经验，并提出新时代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创新路径。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第二节 　研究综述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四节 　逻辑结构和创新点
第一章 　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内涵与过程分析
第一节 　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相关概念解析
第二节 　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过程分析
第三节 　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价值取向
第二章 　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第二节 　马克思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表达
第三节 　马克思劳动价值与分配理论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过程及特点
第一节 　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家庭所有经营制度的确立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家庭联合体集体所有经营
第三节 　人民公社时期：三级集体所有统一经营
第四节 　改革开放前土地政策演变的原因及特点、问题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过程及特点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端、发展与成熟
第二节 　新时代：“三权分置”改革下构建现代经营体系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政策演变的成效及特点
第五章 　新时代农村土地政策热点问题聚焦
第一节 　土地确权政策演变问题
第二节 　土地流转政策演变问题
第三节 　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引导问题
第四节 　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政策问题
第五节 　特殊土地政策治理问题
第六章 　我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基本逻辑及经验
第一节 　我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基本逻辑
第二节 　我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基本经验
第七章 　新时代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第一节 　建立农村土地治理制度创新体系
第二节 　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第三节 　健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生态
第四节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土地市场化机制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自序
农村土地政策是土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的变革和农村发展息
息相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和土
地政策的变化就是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对
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农村土地问题重要
性不言而喻，要知道无农不稳，农业、农村、农
民（即“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
重中之重，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
好农村的土地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处理
好人多地少的人地关系矛盾是解决好农村土地问
题的关键，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
、农民富裕以及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三农”问题等，都与农村土地政策的
制定有关。土地是农业之本、农民之根、财富之
母，而农村土地政策作为农业、农村、农民发展
问题的根本指导原则，决定着农民如何经营和使
用土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农
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政策也在不
断地演变。
本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政
策：首先，从概念上厘清土地、农村土地政策、
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本质内涵，分析农村土地政
策演变的价值取向和过程。梳理分析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有关农村土地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为本选题研
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
其次，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
的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过程及特点，涵盖了新中
国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
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五个历史阶段。通
过史论结合的方式，既分析了农村土地政策演变
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也作了学术界的相关创新
观点述评，根据历史脉络梳理出改革开放前后农
村土地政策的演变逻辑、特点及利弊经验，既有
区别又有共同点。
再次，系统梳理分析新时代亟待解决的农
村土地政策五大热点问题，即土地确权政策演变
、土地流转政策演变、新型土地经营主体的政策
引导、“三块地”政策改革试点、特殊土地政策
治理问题，通过聚焦问题深度解读梳理出政策演
变脉络和政策规制。
最后，总结我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基本
逻辑及经验，并提出新时代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政
策的创新路径。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
政策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其演变的三大基本逻辑
：一是实践逻辑，实践的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
推动了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我国还处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要从“三农”发展的实际出发来不
断完善农村土地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产权逻辑，逐步赋权并
放活农民土地产权与经营自主权；三是市场逻辑
，逐步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建立
“三农”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
地政策演变的基本经验如下：坚持政策演变的时
代性，勇于创新和解放生产力；坚持政策演变的
人民性，尊重农民主体的首创精神；坚持政策演
变的实践性，一切从“三农”实际出发；坚持政
策演变的可持续性，做到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
协调；坚持政策演变的法制性，确保政策的稳定
与落实；坚持政策演变的政治性，进而充分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以史为鉴，我国在农村土地政策的制定和
不断调整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不同历史
时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时代价值和历史局限性，
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生动实践和理论指引中不断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我们坚信，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下，
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将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本书由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内涵建设之学科建
设经费（E1A-5001-21-001-003）资助出版，适
用于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
土地资源管理等相关专业本研学生及老师作为教
材、教辅及研究参考文献使用。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处理好人多、地少的人地关系矛盾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
本书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农村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学界观点，分析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经验特点以及这些政策起到的历史作用，以期找寻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演变的基本逻辑和经验，为新时代农村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

导论
20世纪初期，孙中山先生主张平均土权，并提出“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而我国学者对农村土地政策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20年代，黄贵芳在《党成立八十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一文中提到“1925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就曾明确提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缴纳租谷”。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出了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土地政策的制定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杜润生先生也曾表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可见，农村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自21世纪开始，农民非农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投资过猛、土地浪费严重、土地违法等问题屡屡发生，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因此，进入新时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进行详细的归纳与总结，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我国整体政治生态、经济的发展和有关土地政策的制定都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重中之重的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最关键是解决好农村的土地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农村的土地问题。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子就在《管子·乘马》的《地政》一节指出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表达了人类顺应和合理利用自然的思想，认为土地作为国政之本，若能探究各类土地的特性，能够珍惜土地并且合理开发土地就能使老百姓富裕。古往今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土地作为人类的生存之本。对我国农民来说，土地具有双重属性：社会保障和财产属性，它既是农民个体从事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农民集体的自然资源和重要财产。通过总结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土地资源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发现其主要观点如下：土地即自然，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劳动的基本资料，是原始自然生产机器，是自然力的总储藏库，是活的生产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前提，是财富之母，是民生之本。土地所有权是一切财富的初始源泉，而土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则是人类所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石，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大自然（土地），把土地当作买卖的对象就是走向自我买卖的最后一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问题。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更加知道农民最需要什么，他早在建党初期就极力主张农村土地归社会公有，他的这一主张在中共一大上就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纲领》。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很明确地答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关于我国革命斗争、农民和农村土地问题：“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解决了土地问题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他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并多次作过实地调查研究，于1927年3月5日撰写并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深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土地，农民就得背井离乡，四处流浪，谁若能够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农民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主张创设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安排，开展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962年7月，他曾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自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都出台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1985年4月，他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文中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了至今都极具时代价值的“两个飞跃”思想，思想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