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博士前往陌生的苏拉威西岛，在潮湿闷热、危机四伏的高山密林中艰难穿梭，寻找当地的托拉查人。这个民族的文化独特神秘，因壮观的建筑和神秘的祖先崇拜而闻名。不同于高深莫测、正襟危坐的人类学调查报告，巴利凭借幽默乐观的性格，通过诙谐轻松的文字，将田野工作中遭遇的痛苦与折磨、危险与敌意，与异域文化的种种冲撞，通通化为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的欢乐笔记。

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前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Museumof Mankind of the Ethnography Department of the British Museum）馆长。著有Dancing on the Grave，Not a Hazardous Sport，Ceremony，The Duke of Puddle Dock，Smashing Pots等书， 并为Channel 4电视台编写、主持Native Land影集。

前言
第一章 新的旅程
第二章 双城记
第三章 水手之道
第四章 民族志前沿
第五章 马匹交易
第六章 这个小镇对我们俩来说不够大
第七章 关于大米和人
第八章 山里的巡回演员
第九章 夫妻关系仪式
第十章 让我叫你Pong
第十一章 再度交锋
后记

传统上，人类学家往往
以学术专著的形式撰写有关
其他民族的研究。这些著作
往往有点枯燥和无聊，在作
者的想象里，自己无所不知
，像神一般威严，不仅拥有
胜过“本地人”的敏锐的文化
洞察力，而且从不犯错，不
自欺也不会被他人欺骗。他
们提供的异域文化地图没有
死胡同。他们不动感情，从
不兴奋或沮丧。总之，他们
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正在研究
的民族。
本书不是这样的专著。
它第一次尝试与“新”民族打
交道——实际上，是一个完
全“新”的大陆。它记录了错
误的足迹和语言上的无能，
驳斥了自己和他人先入为主
的偏见。最重要的是，它不
是笼统的探讨，而是描绘了
与诸多个体的接触。
从严格的人类学角度看
，这些接触是无效的，因为
它们不是用当地人的第一语
言，而是用印度尼西亚语进
行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简称印尼）拥有数百甚至上
千种当地语言，因此，第一
次接触都是以民族语言为媒
介，该语言的使用标志着交
流的初步性质。然而，这种
接触——在本书所涉及的两
年多的时间里——变成了真
正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
专著恰恰相反，它们在
现实中强加一个虚假的秩序
，让一切看起来恰如其分。
本书是在调查的旅程中写成
的，如果按照专著的写法，
可以从现在矗立于伦敦人类
博物馆1展览厅中宏伟的托
拉查谷仓开始，以展示建筑
规划如何具有民族志、财政
和博物馆学意义。但本书并
没有这么做。
在本书所涉及的项目中
，许多人都提供了帮助。在
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和受
托人颇有远见地为此次研究
提供了资助。如果没有让·
兰金和马尔科姆·麦克劳德
的坚定支持和理解，本书的
出版就不能成为现实。
在印度尼西亚，要感谢
教育文化部的伊布·哈里亚
蒂·苏巴迪奥、旅游部的乔
普先生和路德·巴伦——他
们亲自帮助我和各种官方渠
道打交道，如果没有他们一
直以来的帮助，我根本应对
不来。雅各布先生、塔纳托
拉查的布帕提、索思坡的帕
坦迪亚南先生，以及尼科·
帕萨卡一直乐于帮助我。在
马马萨，感谢西拉斯·塔鲁
帕当博士的款待和帮助。哈
桑努丁大学的教授和伊布·
阿拔斯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
不遗余力地帮助了我。另外
，一个反向的致意送给乌戎
潘当移民办公室的W.阿伦
先生。
我还要感谢印度尼西亚
驻伦敦大使馆尊敬的苏哈托
约先生阁下和希达亚特先生
。特别感谢印度尼西亚驻伦
敦大使馆的W.米塔先生，
感谢他在整个项目中持续的
支持、帮助和友谊。
雅加达的托拉查基金会
——尤其是J.帕拉帕先生和
H.帕林丁先生——从一开始
就对托拉查文化展览产生浓
厚的兴趣，并担任赞助商，
印尼鹰航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萨列胡丁·本·哈
吉·阿卜杜拉·萨尼令人愉悦
的友谊、帮助和理解，这个
项目就不会这样顺利构思并
执行。
最重要的是，感谢许多
普通的托拉查男人和女人，
他们发自内心地关心我，不
计个人得失地帮助我，从不
考虑回报。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之后，奈吉尔·巴利寻访神秘的托拉查人。
再次领略人类学的另类书写。
奈吉尔·巴利用幽默和真诚的文笔，让人读来时而捧腹，时而咋舌，时而感动。
托拉查人习惯为悲伤肆无忌惮地哭泣；他们相信满月时海滩上没有螃蟹，是因为“它们都来月经了”；托拉查人被邀请去英国建造谷仓时，仍然习惯许多人睡在一个房间，这样做噩梦时可以相互安慰。
本书不是笼统的探讨，而是描绘了与诸多个体的接触，尝试去捕捉一种陌生生活的本质。他具体的书写，使得这本调查笔记充满对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的用心观察。
重新想象一份质朴与宁静的生活。
如果城市生活让你感到乏味，或许可以翻开这本30多年前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笔记，一头扎进托拉查人的世界，感受他们的纯真与慢节奏，倾听他们肆无忌惮的哭泣。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许多权威人士向我保证，
我的罪恶将困扰我一生。没
有人提到这同样适用于善行
。然而，在本书详述的事件
发生多年之后，当我走在新
加坡的乌节路上，饱受闷热
之苦时，一辆流线型的黑色
奔驰——比人类记忆中的都
还要长——停在我旁边。司
机制服整洁，后窗一片漆黑
，一扇车窗摇了下来，释放
出一阵凉爽的冷气，露出一
个身着深色时尚西装的身影
，正懒洋洋地靠在后座上。
尽管岁月流逝，他的着装风
格转变了，我怎么也不会认
错人——是约翰尼斯。最年
轻的托拉查雕刻师长大成人
了，看起来成熟稳重，甚至
是端庄。我们难以置信地对
视一眼，大笑，再次凝视对
方。
“进来。”他说，推开车
门，然后官僚性的习惯性动
作开始了，“吃午饭怎么样
？莱佛士城1？”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数十
年前在内内克的第二次葬礼
上，内内克的遗体被包裹好
并妥善放置在永久坟墓中。
还有一件尴尬的事情。
为了维护内内克作为雕刻师
带头人的权威，给他的秘密
的额外付款将会是一头水牛
（已经和他达成一致），由
博物馆在这次庆典中赠送—
—内内克曾经热切期待。当
我从约翰尼斯那里得知葬礼
即将举行时，我立即前往巴
鲁普。
购买二手水牛是一项复
杂的业务，而且在这里和其
他地方一样，我不得不听从
托拉查人专业的判断。水牛
被轻拍揉捏，检查嘴巴和蹄
子，牛的花色用特殊的词汇
讨论，这些词汇用于颜色深
浅浓淡的精细区别，就像西
方人讨论汽车的颜色。最后
终于找到一头满意的水牛，
付款并送到了村里。我不得
不做一个简短的演讲，解释
赠予这头水牛的原因。奇怪
的是演讲似乎没引起什么好
的反响。
我住的地方离村子一英
里左右，是一个主要安置道
路工人的廉价旅舍。每天早
上，我们在清晨的寒气中坐
着咳嗽、发抖、抽烟，等着
喝粥时，总有一名个子矮小
、皮肤十分黝黑的男人坐在
我对面，眼睛一眨不眨、充
满敌意地瞪着我。最后我再
也受不了了。
“他是谁？”我问约翰尼
斯，“他对我有什么不满？”
“哦，那是因为水牛的事
。他是内内克的儿子。就在
内内克死之前，他从工作的
伊里安查亚回来了，上楼进
屋。一个小时后，他走出来
，宣布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但他的父亲已经皈依了基
督教，所以不需要举行任何
复杂和昂贵的仪式。”
“啊！”
“这事弄得整个家庭都分
裂了，他们开始为之争吵。
现在，通过赠送一头水牛，
你揭开了旧伤疤。”
“但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
我？”他耸了耸肩：“不要紧
的。”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第二天早上，我走到那
个人面前，低着头，把手放
在他的手臂上，自我介绍并
开始叙述我整晚都在脑海里
排练的一段话。
“我们赠送这头水牛，是
因为我对内内克许下了诺言
。诺言必须遵守。我们赠送
水牛是因为我们喜欢并尊重
他。我们把它送给他的家人
，你来决定怎么处置。如果
你决定留下水牛，那很好。
如果你决定用水牛祭祀，那
也可以。如果你决定把它交
给牧师，也可以。决定权在
你。”
他嘟哝了一声，但还是
握了手，然后突然哗哗流泪
，让我十分惊讶，最终我们
讲和了。不过，尽管我很享
受提交一张“一只中等体型
、灰色和粉色相间的水牛”
的收据，博物馆却从来没给
过我那头水牛的报销款。也
许博物馆会在我的葬礼上也
送上一头水牛。
……
“你记得我们为了拿到护
照，与托拉查黑帮见面吧？
好吧，当我回来后，我又和
他们碰面，他们为我在政府
中准备了一份没有关系我就
永远无法拥有的卑微工作。
我在伦敦学的英语派上了用
场，我很努力，慢慢地往上
爬。”
“现在呢？”
“现在我是一名外交官，
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代表
，隶属于这里的大使馆。我
帮助印尼人与所有东盟
（ASEAN）国家进行贸易。
从商品推广、商业联系、贸
易法规，到哪些成分是允许
的，哪些必须印在标签上，
我都在管理。我在做各种各
样的项目，经常出差。”
“那么老家呢？谁取代了
内内克·图里安？谁来照管
村里的旧宗教呢？”
他看起来很惊讶：“旧宗
教？没有人了。没有人再从
事这个了。我们对世界更加
开放。现在我们都是基督徒
了。”
我想到了临终之际的内
内克，想到了他儿子声称的
最后一刻的皈依，想起整个
历史上一连串祭司的传承走
到了尽头。隔着桌子，我看
着这个非常讨人喜欢、勤奋
的现代人，一个世界公民，
他的孩子英语和印尼语说得
比托拉查语更好。想一想，
这里是新加坡。他们还会在
学校学习汉语，真正的我永
远学不会的属于未来的语言
。
他再次拿出手机，翻了
翻照片：“看这个，你一定
喜欢。有一点钱的时候，我
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装修房
子。”他在那里，站在精美
的、崭新的“东阁南”1前，
船形房屋上面的雕刻清晰分
明，镜头里竖立着一个昂贵
的竹制屋顶，使旁边的教堂
相形见绌。他的眼中闪烁着
骄傲，就像你在18世纪斯塔
布斯2画作中的地

“人类学不是一项危险的运动。”我一直对此有所怀疑。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件事被一家信誉良好、诚实守信的保险公司以白纸黑字的形式确认。毕竟，保险公司是最了解这样的事情的。
该声明是我跟保险公司长期通信的最终结果，主要本着超然的关切而不是严肃的调查精神进行。我为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购买了健康保险，但没有明智地阅读小字限制条款。我也没有投保核攻击或外国政府的国有化保险。更令人震惊的是，如果被劫持，我的保险期限最长为12个月。自由落体跳伞和“所有其他危险运动”都被明确禁止。我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人类学不是一项危险的运动。”
摆在床上的装备似乎在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我准备了净水片，以及治两种疟疾、脚气、化脓性溃疡、眼睑炎、阿米巴痢疾、花粉热、晒伤、虱子和蜱虫感染、晕船和呕吐的药。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忘记带阿司匹林了。
这是一次艰苦的、绝不轻松的旅行，严峻的环境对我虚弱的体格会是一次致命的考验。在那里，所有东西都可能需要背着翻越高山、越过峡谷。这是我最后一次乐观地审视自己的体能，之后就得面对城市生活和人到中年，被折磨得面目全非。
一个角落放着新的背包，闪耀的绿色像热带甲虫的甲壳。新靴子在旁边现出悦人的光芒，散发着要让脚保持干燥的承诺。相机已清洁，镜头也已重新校准好。像士兵在上战场前清洗步枪并上油一样，所有琐事都已处理完毕。现在，在出发前的阴霾中，我脑袋空空、感官迟钝，坐在行李箱上感受着空虚的压抑。
我从未真正搞懂是什么驱使人类学家进入人类学这一领域。可能只是纯粹好管闲事，战胜了理智和谨慎。记忆并不可靠，这使我忘记了大部分田野工作的痛苦和乏味的回忆。可能是因为都市生活的乏味和循规蹈矩的生活让人失去了干劲，决定离开通常由相对较小的事引发，使日常的例行公事产生了新的角度。有一次，当一份题为《计算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的冗长报告来到办公桌上时，我感到很受诱惑，因为我的机器太老了，所需的色带已经因没有商业价值不再售卖，导致花了40分钟才用手重新卷起打字机的色带。
问题是，田野工作往往是研究者为解决个人问题而做出的尝试，而不是试图了解其他文化。虽然在这个行业中，它常常被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婚姻破裂了？去做一些田野工作，找回一点感觉。对未晋升感到沮丧？田野工作会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烦恼。
但无论什么原因，民族志学家都能感受到野性的呼唤，就像穆斯林对前往麦加那种突然而迫切的需求一样。
去哪儿？这一次不是西非1，而是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学生们经常向我询问去哪里进行田野调查。有些人有沉重的精神负担，只专注于一个主题——女性割礼或铁器锻造，给他们提供建议相对简单。其他人轻易就爱上了世界的某个特定地点，他们也很好打发。这样的喜好可以成为承受民族志工作诸多考验和失望的基础。然后是第三类，也是最困难的群体，我自己现在似乎也落入了这一群（一位同事不客气地称之为“人类学社会民主党”）——他们更清楚知道想要避免什么，而不是想要寻求什么。
在提出相关建议时，我总是问学生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去一个居民美丽、友好，到处是鲜花，同时还喜欢那里的食物的地方？”这样做的人通常会带着优秀的论文归来。现在这一点也适用于我自己了：西非显然被排除在外，不过答案一闪而现——印度尼西亚。我将在那里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咨询了一位著名的研究印尼的学者——一位荷兰人，千鸟格夹克、长而优雅的元音和福尔摩斯式的烟斗，使他显得比英国人更有英伦味道。他用烟斗柄指着我。
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