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口述故事形式呈现的资深刑事辩护律师办案经历回忆录，22个跌宕起伏的案件展现了不同办案思路的激烈碰撞，深邃的办案理念贯穿其中，体现了一代刑事辩护律师的人文情怀、法治信念与铮铮风骨。青年律师可以在“看中学、学中做、做中成”，塑造职业伦理、提升执业素养。

翟建，1957年生，上海人，现任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部主任。1978年考入上海复且大学分校（后并入上海大学）政法系，198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法律系副系主任。1984年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任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第二室主任。1995年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同年成立“上海市明日律师事务所”并任该所主任。2002年创办个人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翟建律师事务所”。曾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等院校特聘讲师、教授。
翟建律师专攻刑事辩护业务，是上海乃至全国具有专业特色的代表性律师之一。曾先后获得上海市“十佳刑事辩护律师”、“全国优秀律师”、上海市首届“东方大律师”、“全国十大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等众多荣誉称号。翟建律师近年来承办多起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包括“上海社保案”“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案”“上海11·15大火案”“澳大利亚皇冠集团案”“安邦集团案”“阜兴集团案”“证大集团案”“盛大金禧集团案”及诸多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其办案能力在业内受到充分肯定。
翟建律师以专业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办案中坚持理性辩护、有效辩护的理念，着力化解社会矛盾，在专业化平台上带领刑事团队为推进国家法治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命悬一线：从过去到现在，从上海到贵州
时光一逝永不回：我和郑传本律师
初出茅庐：一起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杀人
25:1：屈臣氏搜身案
陨落：未及闪耀的流星
走出大山：囚徒与时代
孽债：一根细细的绳索
误读与误解：我所经历的杨佳案
不是我救了你：一张不起眼的住宿登记单
令人窒息的母爱：一个爱吹萨克斯管的男孩和他的母亲
糊涂的人和糊涂的事：“站着”的强奸
情不自禁：对同处醉态的男性与女性的不同评价
虚虚实实：一起蹊跷的强奸案
噩梦醒来是早晨：两封老教授的意见书
一声叹息：为一桩毒品案件辩护
来自蜜橘故乡的被告人：走出上海“第一战”
一波三折：协议变诈骗
自制的防弹衣：由短信段子引发的血案
通化五年：“任性”的公权力
熟悉的陌生人：凶手从海外归来
春雷行动：跨越大洋彼岸的双重处罚
蛇！蛇！蛇：国内司法对国际公约的适用

本书以翟建律师的角度，借以故事性的口吻叙述有关的刑事案件，既包括翟建律师自己亲办的案件，也包括翟建律师同其他律师共同协办的案件，在一起起的刑事案件中，努力为读者呈现一个刑辩律师办案思维和办案能力的提升和转变。

命悬一线：从过去到现在，从上海到贵州
一
今天清晨，看到窗外一位老者穿着白色背心，悠哉地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车筐中放着青菜和排骨，慢悠悠地向前蹬去。瞬间，我的思绪飘得很远。想到我执业初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个在现在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的案件，就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律师的共同回忆。
例如，大家都知道，律师执业的根本目的是致力于我国的法治建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律师在执业时可能涉及利益冲突，所以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能代理原、被告双方进行诉讼，一般而言，在代理案件前必须要经过利益冲突检索、审查。如果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难以保证最大化实现当事人利益。但是．我国的律师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后才开始起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一个地区仅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故而原告与被告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案件，往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也是我国特定时代法治进程中的实际情况。
再如，我们的庭审制度已经较为正规。而早期庭审远没有如此严谨与正式，不仅开庭时诉讼参加人可以抽烟、闲聊，被告人家属甚至会带着老式的保温桶装满鸡汤或者是排骨交给被告人。被告人坐在木栏围成的被告人席中，一边吃着保温桶里的美食，一边接受审问。这个场面我是印象特别深刻的，还记得当时大家普遍使用的是一个个外壳是塑料、里面是类似于暖壶银色内胆的保温桶。 上述情景几乎成为只属于我们这一代律师的独家回忆。在那个年代，我们所办理的一个个案件，均带有浓厚的年代烙印，甚至有些情况在现在看起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可以说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二
我的故事开始了。现在说起来李国机律师，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再熟悉，但是实际上，当年的他，集数个角色于一身：复旦大学毕业生、锅炉工、数个月内上海唯一的一位执业律师……正是经过他的介绍，一位来自贵州遵义的当事人，千里迢迢到上海来找到我。当时，我们用的还都是“大哥大”和“BB机”，交通也是非常缓慢的绿皮车，看当事人的条件，恐怕也不可能坐卧铺，只能在拥挤嘈杂、充满异味的硬座车厢中煎熬数十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后来才知道，这位朋友连硬座都没买到，而是在过道和车厢连接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度过了整个旅途）。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他不远千里来到上海？
这位来自贵州遵义的委托人，他的一位朋友已经被法院判处死刑，被羁押在看守所。我们知道，看守所业务运转是由财政专项拨款，然后供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伙食。在当时，当地有这样的风俗，一个人一旦被判处死刑，家人可以每天给他送饭，第二天送饭时再把第一天的空碗筷取回。现在想想，这种“优待”措施到底是人性化的体现还是当地财政紧张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是说句玩笑话，自己家人送饭，肯定会比大伙房做的饭要好吃得多。因此，这位犯罪嫌疑人一直让看守带话说，看守所的饭太难吃，让家人每天都来送饭……在这不断的送饭过程中。家属看到了收回的空碗中藏着的一片纸条，上面写道：“去上海。找翟建律师，让他来替我说话。”
确实比较神奇，一位关押在贵州的死刑犯知道我，并且用饭碗传递出信息，他甚至不能准确地把“替我说话”表述成“为我辩护”。要知道，当年的我刚刚进入律师圈，名气还没有那么大，也没有什么微博、电视、微信，消息的传递也仅限于书面的形式，诸如报纸、杂志（直到后来才知道，他是通过《律师与法制》杂志才对我有了印象）。
让人感慨的是，当年没有网络，即便知道上海有一位翟建律师，又要去哪里找呢？这位朋友下火车之后，面对茫茫人海，不知何去何从。于是，他毅然改变自己的方案，打了一辆面的，点名要找上海著名的律师——李国机律师。和李国机律师见面后，这位朋友首先介绍了整个案件，而且提到了我。万幸，李国机律师和我相交甚深，于是这位朋友一波三折后。最终找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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