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理波是诗人海子的好友，本书为作者回忆与海子同在学校任教时的生活，披露海子很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纪念曾经的青春岁月、热烈友谊、为文学燃烧的岁月。作者查阅了相关文字材料，并找出了当年的实物、照片，更重要的是仔细查阅了他写了十一年（1977-1988）的日记，并跟与他和海子都熟识的老友多次交谈，了解并唤起了更多记忆中的细节，进而对既有文字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人物、事件做了必要的调整与勘误。谨以此书纪念逝去的好友、人们喜爱的诗人——海子。

理波，本名孙理波，1960年9月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讲授《西方法律思想史》，任副教授。2000年后在上海工作，担任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同时，从事现代艺术实验，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画展，作品被北京、上海、香港、美国等地收藏家收藏。

序言 所有的过往唯有真实的经历才让人难忘
自序
相识在法大
昌平、昌平
海子会画画吗？
如风的日子——聊天、听歌、读书
“首届法制系统科学研讨会”与“小圆脸”
“我应该生活在中世纪”
难忘的火锅
“富人吃肉，穷人泡脚”
海子真的生气了？
从老家回来
日短夜长、路远马亡
暮色苍茫、乱云飞渡
静悄悄的书房
“诗歌烈士”照的来历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海子与诗人们
天才般的创作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由来
《生日颂（或生日祝酒词）——给理波并同代的朋友》
《太阳·诗剧》
海子的诗歌抱负
海子之死
1989——死亡与复活
六年·流年
后记

“能销几度落，已是半生
来”。
再过一些日子，小查也
快六十了，离世那年他才二
十五岁。
回望八十年代，流逝的
岁月，既快也慢。快，是因
为我们从青春年华不知不觉
地就进入了花甲之年；慢，
是因为在时间的隧道里，故
去的至爱亲朋仿佛压根就没
有离去，而是与我们一起度
日，经历欢乐、分享忧伤。
他们的神态、声音会瞬间出
现在我的脑海中，飘忽在我
的思绪里，让我在不经意间
开始怀念，并与身边的人说
起他们的故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小
查就是这样会令我经常想起
的一个哥们儿，我们在时空
交错中一起陧慢变老。
小查去世后，诗人海子
行世。随着海子各种诗集的
不断刊印，其诗歌广为流传
，备受诗歌界追捧和众多读
者喜爱。他的生平也受到人
们关注，传记图书已有七八
种之多。在文学低迷的当下
，海子诗歌热度不减，成为
诗歌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和
“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2009年3月，由西川编辑
的《海子诗全集》出版。翻
开此书的第一页便是我给海
子拍摄的那张张开双臂的“
诗歌烈士”照，扉页上还刊
登了海子写给我的那首长诗
《生日颂（或生日祝酒词）
——给理波并同代的朋友》
的手稿。
海子过世后，由于种种
原因，我从未对外提及我们
曾经的交往，所有我们的合
影、他给我的诗歌手稿及打
印稿等等，就这样一直静静
地躺在我书柜的抽屉里。
然而，《海子诗全集》
的出版，带动了一股海子热
。有记者辗转找到我，他们
指认海子诗集里唯一具名的
诗歌主人是理波，同时也有
人开始知道这张流传甚广的
照片是出自我手，于是断定
我一定还知道不少海子鲜为
人知的故事，尤其是他的性
格、爱『青与离奇自杀等诸
多细节。
近年来，我阅读了大量
有关海子的文字，特别是骆
一禾、西川的文章，他们对
海子的诗歌及生平做了精准
的归纳，奠定了海子研究的
基准。
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些
海子研究者，在缺乏资料和
调研的情况下，对海子的生
平和诗歌创作做了看似系统
的梳理，虽然这种精神令人
感佩，但由于这些研究基本
是建立在海子诗歌文本的研
读基础上，因而对海子的生
命轨迹、诗歌创作，缺乏现
实的时空感，加上多年来流
传的有关海子的许多传说、
猜测与想象，导致以讹传讹
，出现了不少走形的“神化”
或“矮化”的“故事”，这是一
种通过“诗歌”猜谜式的写作
。
1983年7月，我从华东政
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
毕业，海子从北京大学法律
系毕业，一个月后，我们同
时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工
作，到1989年3月26日海子
决绝离开人世，我们在政法
大学一起度过了近六年难忘
的青春岁月。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
飞过秋千去”。这些已消逝
但永远不会褪色的私人记忆
，似乎是在与海子做一个永
恒的对话，折射出八十年代
的我们内心追求与精神成长
的光芒，留下的是青春年华
中一段生命的印记。
海子说：
唯有痛苦使我们相互尊
重和赞叹
使我们保持伟大的友谊
唯有痛苦是我们永恒的
财富回忆总是忧伤的，但更
多的也是一种告别——与青
春、与岁月的告别。
这些文字注定属于我们
和那个年代。
理波
二○二三年五月于上海西
郊

本书由海子先生好友孙理波先生创作，回忆与海子先生同在学校任教时的青春岁月、热烈友谊、为文学燃烧岁月的真挚之作。
这位海子生命岁月中最重要的朋友和同事，为我们提供了可信赖的能认识和了解海子的极为真实的讲述，我以为最可贵的是，他的讲述既有我们称之为口述史的故事逻辑，更让人感到亲切可信的是，他在还原当时的生活面貌时，并没有以推论甚至想象的方式来描述当时发生过的一切，尤其是他们在昌平的生活，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状况，那的确是一个让年轻人怀揣梦想并期待着发生变革的时代。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
过隙，忽然而已。”与海子
相识逾四十年，也是他离世
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陆续
写了十年的这些文字，终于
落笔收官。
在序言中我写道，2009
年由西川编辑的《海子诗全
集》一书出版，因为其中收
录了海子写给我的那首《生
日颂》，所以开始有人知道
海子有一个叫“理波”的朋友
。为此，有几位记者辗转找
到我进行专访。可是当我读
了他们发表的文章后，发现
总有一些细节不能真实、完
整地表达我的原话或原意，
而是习惯性地采用那些被讹
传的“故事”。
于是，得知这些情况的
朋友，便不断催促并鼓励我
写出自己所知道的海子。由
此，我先后写了三十多篇回
忆海子的文章，配上那首令
人动容的大提琴曲——《殇
》，发在了当时方兴未艾的
新浪博客，那些文字便是这
本书最早的雏形。
由于这些文字都是仅凭
自己的记忆，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匆匆写成，因此其中一
些具体的时间和细节难免会
有不准之处，从而致使某些
编纂海子传记的作者，在整
段“引用”的时候，把其中一
些不够准确的内容也都引入
其中，令我感到十分遗憾。
近年来，为了弥补这些
遗憾，我查阅了相关文字材
料，并找出了当年的实物、
照片，更重要的是仔细查阅
了我写了十一年（1977-
1988）的日记，并跟与我
和海子都熟识的老友多次交
谈，了解并唤起了更多记忆
中的细节，进而对既有文字
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人物、
事件做了必要的调整与勘误
。但毕竟时光飞逝，回忆那
段已经消逝的日子，谬误不
免仍会存在，特别是涉及海
子生平的重大事件——如他
的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关人物与证据的出现，
我相信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准
确的说法。
我并非研究文学或诗歌
理论的专门学者，撰写此书
最基本的想法是，为海子诗
歌爱好者介绍一位伟大诗人
在人生最后也是最精彩的六
年里的真实境况，为海子研
究者提供翔实的资料和进一
步研究的线索，也表达自己
对海子和八十年代的怀念与
告别。
本书字数不多，但写作
的过程，可谓“甘苦自知”。
令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
此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
帮助与鼓励，可惜不能在此
一一列出大名，而我又不得
不写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
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与钦
佩。
首先，要感谢海子年迈
的父母与三位胞弟，尤其是
海子的母亲，每次与之相见
，她所表现出的对海子诗歌
的热爱与尊敬，令我真切地
感受到天才诗人高贵品质的
精神文脉。
其次，因为海子，我结
识了许多中国当下的优秀诗
人。在成为他们粉丝的同时
，也受到他们精神气质的感
染，包括西』fI、杨炼、芒
克等。此外，还有北京诗人
老贺、旺忘望、杨典、刑天
、莫非；上海诗人白夜、郁
郁、刘漫流、陈东东、孟浪
（已故）、阿钟、冰释之、
京不特、古冈等。以及当下
在贵州遵义山上出家的马哲
——宏威法师。在此，要感
谢他们从不同角度与我谈论
对海子及其诗歌的理解，令
我受益良多。
再次，要感谢著名诗人
王小龙老师在我写作过程中
提出的诸多颇有裨益的具体
意见，诗人黄建华先生提供
的许多建设性的帮助与鼓励
。同时，必须要感谢著名系
统生命科学家常远、孙舸夫
妇，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
他们亦是海子的同事与好友
，在我们长年的交往中，他
们特有的知识与经验对我有
宝贵的启迪，加深了我对海
子的理解。
最后，无须用华丽的辞
藻来表达我对我国著名诗人
吉狄马加先生的谢意，他撰
写的序言，不仅是对这本书
的加持，也是对诗人海子的
敬意，更是对人类精神高地
的致敬。
此外，要特别深情地感
谢张志京女士与孙维知先生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常
常会一起回忆在昌平的岁月
以及相册里的海子。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作家
出版社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鼎
力支持，正是他们的艰辛工
作，本书才得以顺利面世，
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谢意。
亲朋好友的陪伴与鼓励
，使我得以心无旁骛地写作
，这也是一段令我精神超越
、心灵成长的过程。
海子说：
愿我从此不再提起
再不提过去
痛苦与幸福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唯黄昏华关而无上
——《秋日黄昏》
理波
二○二四年一月十八日

1983年的春天，雨水尤其多，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细雨，不打伞也没事，但时间一长，从头发上滑落下来的水珠就像一滴滴泪珠挂在脸上。
3月起，我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实习，带教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身材微胖的老法官——赵凤岱。之前，他曾是静安分局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某天下午，窗外阴雨绵绵，老赵随手收拾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卷宗说：“你们今天就早点回学校吧。”我走出位于愚园路上的法院小洋楼，徒步到两公里外的中山公园，穿过宽大的草坪，公园的北门外，便是华东政法学院。
中山公园北门内的小路旁有块空地，靠墙处有一长溜报栏，我们平时路过时都习惯在那儿浏览一会儿报纸。
记不清是哪张报纸在版面的中间赫然印着一排黑体字，映入眼帘的便是“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的字样。这下我知道了，原来的“北京政法学院”现在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了，特别是前面冠以的“中国”两字，使一个从未去过北京的青年学生，顿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中国政法大学在公安部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间是1983年的5月7日，我看到的应该是第二天的报道。
实习结束，回到学校。不久，我果然被分配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了法大。对未来，我内心充满一种懵懂的憧憬。“做一名教师仍然是很高尚的事”，记得海德格尔曾这样说过。
1983年8月12日，我们一同被分到政法大学的几个同学约好一起赴京。由于火车票不好买，辗转托人才搞到了几张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发车，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5次列车车票。
赤日炎炎、气温如蒸，匆匆上车，放好行李，浑身已被汗水浸湿。火车在嘈杂声中，徐徐离开站台。这趟45次列车是过路车，我们买的是无座票，只能站在拥挤的过道里。窗外的风在列车提速时才能刮到脸上，深深地吸一口气，方感到一丝凉意。直到列车驶过南京长江大桥，我们才陆续有了座，经过二十二个小时的燥热旅途，次日清晨六点，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京站。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那年，差一个月，我二十三岁。
毕业前夕的一段时间里，我所在年级的同学都在实习，有些在郊区实习的同学就住在了实习单位，因此学校宿舍楼里有不少房间有空的床位。
有一天，来了几个自称是北京政法学院1979级的学生，他们也在实习，抽空溜到上海玩几天，自行找到我们同学，说想在宿舍里借宿几晚，这样可以省掉一笔旅馆费。晚上，我们好奇地与他们攀谈，也想了解一点他们学校的情况。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个劲儿地夸我们这个曾经被称为“东方哈佛”的校园，简直赞不绝口。说到他们的校园时，其中一个同学调侃道：“我们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围墙，但门不少；二是学生没人管，自由自在。”我有点儿蒙，想象不出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
有关中国政法大学的情况，除了他们说的，就是我在中山公园的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信息，知道了学校实行“一校三院”制，即校部下设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和进修生院三个学院，还知道了当时的校长是由司法部部长刘复之兼任，其余则一概不知。
直属司法部的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等五所院校，都是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的产物。经历了“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后，这些院校都是几次关门几次复校，用“满目疮痍”来形容它们一点不为过。
“文革”后，北京政法学院恢复招生。1979年第一次招生时。1949年前的老教授们已靠边站了几十年，五十年代的青年教师们也都已人到中年，有的从京郊、有的从外地被陆续召回政法学院。
1989年主政法大的江平校长，当年被打成“右派”后，“文革”期间一直在北京延庆的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复校时，被请回学院担任民法教研室主任。1983年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时，江老师是本科生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
五十年代初，在学院路新建的“八大学院”里，法大校园原本就是最小的（也有说法认为“八大学院”中不包括法大），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校园支离破碎，全部加起来也就八九栋楼。尽管当时已复校四年，依然有多家单位占据其中的几栋，北门则常有外面的马车拐进来，校园的路上不时可以看到马粪，因为三环辅路到法大北门时断掉了，所以马车右拐借道，进入学校从东门出去。
在新盖食堂的边上是五号楼，由北京歌舞团、戏曲团等单位占用。清晨时分，经常能听到年轻学员吊嗓子的声音，崔健成大腕儿之后，大家发现就是当年曾在楼道里练歌、在食堂里挤着买饭的小伙子。
法大校园当时确实没有完整的围墙，学校的大铁门也关不上，斜着用一根木棍支撑着。东西南北，都有门可以自由进出。一号到四号楼是所谓的学生宿舍，我们几个从上海来的同学，到达法大的当天，两眼一抹黑，根本没人管。后来找到了先来的同学，与他们在二号楼的宿舍挤着住下。
我思忖等开学了，应该会安排我们，至少分一间宿舍吧。其实，学校压根儿就没有地方给我们这拨人住。
几天后，校人事处处长告诉我们，学校在北三环西路，大钟寺正对面一条小路（当时没有路名，现在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