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专家茅海建教授的学术随笔集。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作者近二十年习史、治学、思考的学术人生，像散落在海滩上，深深浅浅、寻寻觅觅的一串串脚印。
文章有陈旭麓、黄彰健、卫藤沈吉、朱维铮等活跃在中外史坛的学人、师长，近距离观察其内心追求，亲切温暖，耐人寻味；笔涉学术思潮、学界生态，讨论的问题颇有启发性；亦有趣味的近代文化生活史事之考察，作者慧眼独具，颇多“看点”。

茅海建，1954年出生于上海，“文化大革命”时，读小学五年级，随后参加“革命” “学工”和“学农”；16岁去当兵(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出路)；23岁上大学(1977一1980，中山大学历史系)，属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26岁读硕士研究生(1980—1982，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毕业后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编辑《百科全书》；1989年以少校军衔退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读书仅10年，军龄却有19年。
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10年，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9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08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研究的课题有两项：
从1980年读研究生时起，主要研究两次鸦片战争及该时段的政治与外交，用了18年的时间，先后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该项研究已经结束。
从1998年起，主要研究戊戌变法，已经用了17年的时间，先后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该项研究尚未结束，仍在进行中。
另著有学术随笔集《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年)。

自序
陈师旭麓先生忌日二十周年
悼念黄彰健先生
附：黄彰健先生2009年8月13日来信
追思卫藤沈吉先生
记朱维铮先生
记何芳川先生
附：记王天有先生
“此情可待成追忆”
——蔡鸿生教授著《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
一 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二 了不起的助教
三 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
四 “良史”的传统
五 细节的分量
六 德行惠人
悼念章开沅先生
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
中美关系的起源及其影响
一 早期中美民间关系
二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三 留美学童与排华法案
四 对抗中的互相利用
历史地看待历史
——读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
不同的声音
——读杨奎松著《中间地带的革命》
一 革命理论的悖难
二 毛泽东的策略
三 理论阐释与史实描述
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
《天朝的崩溃》的出版
心中要有读者：经历与体会
也谈近代湖湘文化
一 近代中国文化的区域结构
二 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作用与地位
三 来自湖南的毛泽东
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一 家世、生平与才华
二 传统意识下的危机感
三 社会精英与时代要求的差距
清末帝王教科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各类《讲义》
一 《讲义》的产生背景与收藏情况
二 周自齐与他的《外交讲义》
三 《讲义》展现的历史及其思想价值
“醇亲王府档案”中的鸡零狗碎
一 免跪拜的上谕
二 菜单
三 分期付款购买《大英百科全书》
四 两封没有来由的家信
康有为的房师与同文馆的考卷
一 余诚格的禀帖与房师、座师
二 光绪九年京师同文馆年终大考考卷
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
——晚清上流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一 别敬及其他
二 送王公大臣的礼物
三 送外国政要和机构的礼物
四 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报效与贡品
五 给逃亡西安慈禧太后、光绪帝的贡品及送行在军机处的礼物
六 慈禧太后六十七岁生日贡品
七 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贡品与庆典
八 光绪三十年年贡及以后的贡品
九 简短的结语
补记一
补记二
直隶总督陈夔龙宣统元年（1909）炭敬册
一 《云贵同乡京官录》的内容
二 谁送的炭敬和谁写的《云贵同乡京官录》炭敬册？
三 外官给哪些京官送炭敬
四 炭敬的标准
五 璧还的情况与缺失的人名
六 与张之洞的比较
七 京官贫困化与节敬的退场
增订版后记

这本小书里陈放着一些
自以为比较随意或论旨不那
么学术化的文字，是我们这
个行业中经常被看作学问不
大、价值不怎么高的篇什，
也是我平时有意去少写的那
类作品。
在一个比较严格的学术
环境中，学者们努力去遵循
学术的规范，学术论文与著
作当然有其特定写作体例和
言说方式。写多了，文字自
然是严谨，换个说法又叫作
枯燥。专业的读者可能会欣
赏，非专业的读者必定会头
大。我这几十年所写的那几
百万字，大多是“有腔有调
有规范”——学历史的人，
年龄自然陡长，年轻时便做
出一副老相，说话老腔老调
的。而自己很少有空闲的时
候，平静的心情，去写那些
让人在空闲的时候、平静的
心情中也能看看的文字。只
有等到真的年老了，反觉得
应该轻松一点，自然随和，
才是读书人本来的生活态度
。由此及彼，从我而扩大到
“我们”这个学术团体，大多
都会有点我的这种毛病。“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会去
观察江河的潮汐、夕阳的西
下、枝上的萌芽，不会那么
注意神秘无常的天意及其带
来的惊讶。“我们”已经习惯
于每天打卡机式的不变程式
的劳作，习惯于符合学术规
范的思维与书写，习惯于应
付各式各样不合理或合理的
对个人教学与研究的指数性
规定。或许，“我们”真应该
轻声地自问，又有多长多长
的时间，没有看见天上的流
星……
人一时间会有许多想法
，大多没有记录下来，记录
下来的，有的会变，有的不
变。陈放在这本小书中的绝
大多数文字，写作时并没有
认真的计划，也缺乏整体的
谋篇布局，或仅是一些内心
的感受，头脑一热便写了下
来，或流露出许多真性情。
此次编辑旧稿，我又发现，
这些文字中的许多想法，当
时就没有去深思，事后也没
有去反思，比较充分地表现
出自己的浅薄，尤其是“湖
湘文化”与“龚自珍”两篇。
这些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不应变动，不需加以粉饰。
由此，我仅是做了一些文字
上的修改（或将当时编辑的
删改再改了回来），或为叙
述完整而增补了一些史料，
或为阅读方便而添加了一些
章节的小标题。路是这样子
走了过来，保留着当年的弯
弯曲曲，方才显得人生的自
然。还有一些文字，目前看
来还不便于结集，只能等待
将来。
尽管自以为这本小书里
的文字（姑且容我冒称为“
学术随笔集”）已经相对轻
松，但话也要说回来，对于
我这种长期在学术规范中生
活生长生存的人，读者似也
不必抱有太大的希望。这本
小书中一些文字的论旨或写
作方式，仍然是半学术的，
或是纯学术的，仍然有可能
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头大——
“真是教书教惯了，什么时
候都毁（诲）人不倦”。
最后，还需要说一下这
本小书的书名。我最初编集
时头脑中随即闪现的题目，
叫作《那些人与那些事》，
相对于本书的内容，尚属贴
题且文意自然。但到临了，
才突然发现，“这些”“那些”
的，已是眼下的流行词语，
已有多人使用当作书名或者
篇名，可见我孤陋寡闻，不
抬头看路。既然是撞车了，
自应改个书名，创造出一点
“水流云在”的意境。然也不
知为什么，一直也想不出个
合意的题目来。夜深人静，
月亮一次次飘出云层，让我
忽然有了一阵阵轻微的感动
——回想起十年前也是在东
京的那个夜晚，月光铺床的
景色，引出了第二天的悲怆
陈辞。如同智者所言，你写
的“那些人与那些事”不过就
是些故人旧事。岁月如风，
情景不再。那么，在这个千
变万化的近代中国与当代世
界，还有什么是恒久不变、
又可让读书人心常相守的？
或许就有这眼面前依然如旧
的月色——多少年，多少地
，多少人，所享有的，应该
是同样的。

本书初版于2014年。由几类文章汇编而成，长短不拘，比较轻松可读。增订本的部分篇目做了调整，有增有删。
作为茅海建教授为数不多的学术随笔集之一，可以见其内心活动的真实写照、史家的性情表露。“依然如旧的月色”，是作者对其当年确定学术路径的笃定与坚守。
其中有一组围绕晚清文化生活史的文章，可以看作作者利用海量档案阅读中的边角余料做出的小题目。如，关于“湖湘文化”；关于龚自珍；慈禧太后、光绪帝、摄政王载沣等清末帝王的教科书；读张之洞、醇亲王府、李鸿藻等处档案所见礼单、贡品，从高官大员的送礼活动，梳理出晚清上流社会的变化，扎实详明而饶有趣味。

今天是陈旭麓先生的二十周年忌日，今天的会议说明了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个人去世了二十年，大多也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即便是当年惊世的誓词，也会在岁月的风雨中淡出。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在想念他、纪念他，那就不仅是他的学问的高下，也正说明这个人的德行的大小。君子之德是偃草之风。
尽管我会经常地想念陈先生，但每次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都会不知从何说起，从何落笔。在先生身边的两年，交谈甚多也甚久，我却想不起来有什么终生受用的警句哲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很自然，而他的思想就这样悄然地进人了我的心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我今天体会最多的是，陈先生对诸位史家那种直接性的评说。初人史门，一切史家都会在年轻人的心中变得很大。听到了陈先生的这些话，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感，而是直接从他们的学问进入他们的人生，从他们的人生中理解他们的学问。这也是我现在经常教学生的方法，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在与作者的直接交往中，理解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我心中最为温暖的，也是我多次说过的，是我一次去陈先生家，刚入门就听到陈林林在说，爸爸，今天的西瓜太小了，茅海建来就不够了。正好我踏入门内，大家看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师生之间在这笑声之中是最为接近的。然而，我对学生谈到最多的是，我与陈先生之间经常性的争执，特别是他在京西宾馆开史学会时，我和他之间的对吵。当时的我相当激进，主张以西化东，他对此不同意，认为西化不了东。与陈先生住同一房间的先生（我已忘记其姓名）出来为我们师生劝架。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感到了陈先生的正确，西确实也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而我现在的学生却不敢跟我对吵，他们似乎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之后，又是我的失落。
我也多次给我的学生讲陈先生的社会变迁与新陈代谢理论，并将这一思想作最大限度的简化：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许多次的后退；前进时多伴有过激，后退时亦相随反动，这种前进与后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的生命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百一十年（1840—1949）的精准刻画，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历史谶语。陈先生相信，将来的社会，会更好一些。
我进陈门之时，很可能是陈先生脾气最好的时候。1980年，他62岁，副教授；我走的时候，1982年，他64岁，还是副教授。人到了这个年龄，大约对世道不再有更多奇想，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却守着一种天然。别人都讲陈先生脾气大，我却看到了他脾气好的一面。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今天的教授名目已经很多，北大的一些年轻教授也在那里笑谈“长江上游教授”“长江中游教授”“长江下游教授”，可又有谁寻思这些教授名目下的学问该是如何？德行又该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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