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对于中国社会和我们未来发展，不仅在传播领域，在整个社会的领域当中都是功不可没，并且不可或缺的。本书立足于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时代和文明的必然性，向读者细致地介绍了互联网发展所出现的各种现象、问题以及与之对应的治理方式。

李彪，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系列蓝皮书主编，2001-201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先后获新闻学学士和传媒经济学博士学位，2010-201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版专著4部，合著6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首位作者发表CSSCI论文30余篇、SSCI论文1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4项，科研成果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博士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人民大学校级论文奖。

第一章 平台与平台治理
第一节 催生互联网平台形成的三个动因
第二节 互联网平台的本质与形态架构
第三节 互联网平台的垄断特性与社会影响
第二章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认知
第一节 中国互联网平台社会认知演进历程
第二节 中国互联网平台社会认知演进规律
第三节 中国互联网平台社会认知未来趋势
第三章 平台资本主义与互联网平台治理
第一节 “数字平权”的幻灭：互联网平台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
第二节 台资本主义：数据与关系资源被私有化与商业化
第三节 “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平台的劳动生产与劳动剥削
第四章 新闻业与互联网平台治理
第一节 平台时代的新闻业：从专业主义逻辑到技术主义逻辑
第二节 遮蔽与控制：新闻从业者与平台对新闻业主导权的博弈
第三节 互联网平台时代新闻业的未来趋势与转向
第五章 数字劳动与游戏平台治理
第一节 技术中介论视角下玩家与游戏角色互动关系
第二节 二次元群体的游戏劳动控制及治理
第三节 短视频平台的数字劳工及数字身份生产
第六章 直播打赏与互联网平台治理
第一节 直播打赏的“七宗罪”
第二节 直播打赏的社会认知
第三节 直播打赏的社会影响与治理
第七章 舆论生态与互联网平台治理
第一节 新技术时代舆论概念及其要素的新变化
第二节 互联网平台“任性”与“越界”的表现、缘由与社会反弹
第三节 互联网平台舆论的智能引导与隐私边界管理
第八章 国际传播与互联网平台治理
第一节 北京冬奥的海外平台传播与后冬奥时代国际传播力建设
第二节 体育短视频国际传播与互联网平台治理
第三节 元宇宙泡沫化与数字空间的综合治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看待这一大变局，如何将变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互联网平台已经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性节点上，也就是所谓的十字路口上，如何看待它的发展，如何评价它的功过，是特别重要和必要的。

第一章 平台与平台治理
作为市场主体连接、交互与价值创造的载体，平台这一古老的商业模式借助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发展逐渐成为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平台公司利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重塑了社会底层基础设施和经济样态，构建出新的经济权力关系结构，并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节 催生互联网平台形成的三个动因
一、互联网激活了个人资源
互联网的本质，可用“连接”和“开放”两大关键词概括。在互联网时代，通过技术驱动，分散的资源得以激活，个人从被动的受众一跃成为主动的用户，甚至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个人不仅拥有了传播信息的能力，且不断被激发出行使传播权力的欲望。每个人都成为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复合体，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涌现出大量的自媒体，且其影响与日俱增。近年来，越来越多重大热点事件的相关信息均首先“落点”于用户的社交媒体，继而由传统主流媒体机构跟进报道。另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和互联网由于各自在资源和关注范围上的优势与限制，在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用户的比较优势。传统媒体的比较优势在于品牌和在地性资源，适宜在深度报道和评论意见等领域精耕细作，作为“内容提供商”的价值凸显，应调整并适应自身在新兴传媒形态价值链中的这一定位，而将其他信息交由互联网上的个体用户去提供。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WSJ）为例，该媒体旗下的WSJ City App，可专门聚焦于某一地区的财经新闻，当地的商业用户可借此获得专业的深度报道信息，也可分享相关信息。基于这种情境，信息生产逐步分化为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PGC）和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两种方式，二者互为补充，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用户各自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社会分工的新形式，大大提升了传播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传统媒体才具备更高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在一定情境下，个人由于在某领域的知情程度与专业性更高，可能提供更加可信与权威的信息，这也意味着互联网上的个人向专家生产内容的趋近。由此可知，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PGC和UGC之间也不再具备清晰的边界，社会因此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生产和分工结构，机构和个人的角色不再一成不变，其权利之间的沟壑也在逐步被填平。
二、传媒产业内外关联度不断加深
由于自身强烈的中介特性，传媒产业内部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复杂的沟通与连接。互联网时代形成了一个更为广域的市场空间，带来了传媒产业价值链的升级与重构。在传媒产业内部，不同媒体之间和媒体中不同业务部门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外部，传媒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医疗卫生产业、交通运输产业、零售商贸产业、文化教育产业等也在日趋深度跨越和融合，面对广域市场上相关服务与资源整合的需求，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促进了媒体企业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上的飞跃。“去中心化”是互联网的本质，而“再中心化”则是互联网平台的目标，整个互联遵循“开放—集中—开放—集中”的路径不断演化。作为一个多边和开放的市场，传媒市场呈现出鲜明的市场间网络外部性，这意味着传媒市场生产的产品效用将随着其他相关市场产品的供需数量而发生变化。当将其整合为单一平台后，这种网络外部性将发挥到极致。从传媒产业内不同领域的边界来看，整合主要意味着媒体形态之间的融合，形成相互勾连的复合媒体生态圈；而从产业外部边界看，整合则是形成了泛媒介化的格局，传媒产业通过与其他产业交叉与融合，促成了大媒体和大传媒的出现，形成网状传媒产业链。
三、互联网平台将成为传媒产业的主流形态
相比于基于物质的原子经济占据主流的20世纪，21世纪将由比特经济主导，其核心就是信息。继长尾理论之后，克里斯·安德森又对比特经济互联网平台治理：理论、路径与趋势进行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大规模生产下的原子经济遵从单一化、标准化、格式化，并崇尚专业主义、精英文化，造成了权威横行的社会。相比而言，遵从多元化、个性化、小众化、扁平化的比特经济则崇尚主客一体、多元共生并存、贡献的满足和分享的快乐。由此可见，当前传媒产业的巨大变革和阵痛，正反映出时代由原子经济向比特经济的结构性过渡，新的经济形态将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并将成为传媒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崇尚自由和民主将成为主流逻辑，互联网平台正是通过对传统媒体中心地位和权威角色的削弱，为更民主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可被视作一种人类理念的进化。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不适应这种互联网表层上所有权的淡化和控制权的分散化，而无法进行独占或控制。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国家、地区和领域间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而以开放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平台，将成为这一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