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评价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受审一案的历史背景中，多伦多大学科学史教授斯蒂尔曼·德雷克教授在其新著中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认为，伽利略之所以遭受指控和定罪，可能并不是直接因违反教会教导，而可能与当时哲学界对其科学方法的误解和敌意有关。通过详细阐释伽利略自己在著作中提出的论点，德雷克教授指出，伽利略的科学方法已经完全超出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原因关系论而转向寻找自然规律。这种方法论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科学最终从哲学中独立出来。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本简明而富启发性的通识传记中，德雷克教授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阐释了伽利略在科学成就和晚年宗教裁判所审判事件背后的历史语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和评价这位杰出科学家的一生和贡献。

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
加拿大科学史学家，曾任多伦多大学科学史教授，他对科学史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伽利略科学实验的辩护。1984年被国际扶轮社罗马分社授予意大利科学史伽利略奖。1988年被美国科学史学会授予萨顿奖。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背景
第二章 早年的伽利略
第三章 与哲学家的冲突
第四章 与天文学家和神学家的冲突
第五章 《对话》和宗教裁判所
第六章 晚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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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伽利略在其科学探索生
涯的最后阶段遭到封口和处
罚，是人类文化史上一次影
响重大的事件。要充分理解
这一事件，就不能仅仅将之
设想为科学和宗教间的必然
冲突——这种陈词滥调主要
源自伽利略事件，人们普遍
以此解读。如果用简单的话
来解释，那将会更多涉及社
会权威对异见者的残酷镇压
。而在伽利略事件中，权威
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学派，
而非基督教。要理解伽利略
的命运，我们就需要了解他
职业生涯中的种种遭遇，以
及古希腊悲剧作者呈现给观
众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
对当事人来说却是隐晦的。
这些观众在古希腊戏剧
解说人的引领下见证了这出
悲剧，而我必须扮演这一解
说人的角色，因为这本简短
的书无法展现伽利略诸多方
面的事迹，只能聚焦一个主
题。我选择了伽利略在
1633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
定罪这一事件为讲述重点，
并以其传略为背景。这一选
择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我没
有余地来论证一些涉及伽利
略科学的技术细节的陈述，
即使它们与目前学界公认的
观点有出人。我只能向读者
保证，这些论述所依据的文
献较一般科学史著作更为广
泛。
伽利略对后世科学的影
响，以及他的思想根源——
他与哲学的关联及他对中世
纪科学的借用——对科学哲
学家和思想史学家来说当然
至关重要，但是在一本传记
中深入探讨它们，会割裂叙
事，破坏叙事的连贯性。因
此，只有在我认为对读者有
用，或者有必要解释我个人
对伽利略的科学思想及其与
哲学的关联的看法时，我才
会谈论这些问题。
伽利略科学与笛卡儿科
学或牛顿科学大相径庭，后
两者在伽利略逝世后都对科
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伽利略科学也与他所处时代
的大学科学迥然不同，后者
主要是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
学发展而来的。伽利略的物
理学立足于实际测量结果，
他凭借独创性和精确性推导
出自由落体定律。这种探究
物体运动的方法，与中世纪
的截然不同，也不属于哲学
范畴，因为自然哲学所寻求
的，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而非
规律，而原因的揭示取决于
推理而非测量。“哲学，”伽
利略在1605年问道，“与测
量的联系何在？”
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科
学的，而非哲学的，因为无
论如何改进测量仪器和程序
，测量结果永远只是近似的
。哲学家追求的是绝对的知
识，而不是像科学家那样，
满足于不断修正的近似。伽
利略一旦涉足物理测量，就
暂时与哲学划清界限。当测
量使他得出规律时，他便不
再去探究规律背后的原因，
于是无限期地搁置重返哲学
的进程。
通过测量发现的规律，
必定以数学形式呈现，因此
利用比例关系可以演绎出必
然与测量相符的结果。在这
一探索过程中，伽利略逐渐
意识到数学对物理学的重要
性——并非因为数学的抽象
世界比我们周遭的感官世界
更有魅力，而是因为数学的
语言让他能够解读他所谓的
“伟大的自然之书”。
本书旨在简要梳理伽利
略思想的成熟过程，以及他
如何力求有效地回应那些日
渐高涨的反对声。在此过程
中，我将摘录伽利略著作中
的若干段落。为了避免多余
的脚注，每段引文之后都括
注了关键字母和页码，对应
以下简要介绍的书目。完整
的书名可以在本书末尾的延
伸阅读中查阅。在此对授权
使用受版权保护的素材的出
版商致以谢意。

这套传记丛书将加缪、甘地、荷马、托尔斯泰、哥白尼和伽利略这六位伟大人物集结在一起，覆盖了文学、哲学、政治、科学等多个领域。它们的故事和思想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不同领域的交叉影响和启发，带来了独特的知识交汇之美。
本书由专业学者撰写，经过了经年累月的文献考究和深入研究，包含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参考文献，以支持作者的观点和描述。读者可以从中获取到权威的学术见解和对这些伟大人物的全面了解。

对人类和宇宙的解释，最初似乎都源自宗教，随后是哲学，最后才是科学，至少西方社会如此。因此，哲学一开始就受宗教的启发，并影响了后续出现的科学。不可否认，这便是从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至伽利略时代的欧洲文化格局。
伽利略对现代科学形成的意义部分在于他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诸多发现，形成了诸多见解，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让科学再受哲学的桎梏。他逐步摆脱了哲学家长期确立的权威，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圣经》寻求支持，由此引发了一场争取科学探索自由的斗争，这场斗争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这场斗争中，人们普遍认为伽利略以科学之名向宗教信仰发起了挑战，但这绝非他的本意。尽管神学家确实将伽利略科学扼杀在摇篮中，但这也许并非他们最初的打算。伽利略科学只是间接参与了这一著名事件，即 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审判并定罪，我希望在本书中能对其进行新的阐述。
关于这一事件，欧洲所有主要国家的杰出学者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仍难以达成共识。甚至学界以往也倾向于分成科学和信仰两派，或许是因为在对抗性的审判程序中，只存在两种可能的判决——“有罪”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偏祖一方，而忽视了其他悬而未决的谜题。为了降低这些谜题的数量和影响，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宗教界和科学界的主要代表之间日益互相尊重。只有考虑所有的可能性，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情境中还原历史真相。每一个新的假设都会极大改变可能性的平衡。我所采取的立场与我所了解的任何立场都不同，我无意贬低这一复杂问题的其他解释，而只是想提出一个假设，它也许乍看之下荒诞不经，但也许能在破解旧谜题的同时不会产生同样麻烦的新谜题。
这就是科学本身常做的，而一个有趣的巧合是，让伽利略陷入争议的同样的科学假说也印证了这一点。当哥白尼提出太阳静止、地球运动的假说时，天文学家早就能够像哥白尼那样精确地计算出过去和未来的行星位置，并且他们逐渐承认一些天文难题无法攻克，例如内行星的运行周期与太阳有关，外行星在冲日时会停顿并逆行。哥白尼的假说并没有解决天文学的所有问题，却破解了一些长期困扰天文学家的谜题，使他们的工作重心重回正轨。尽管如此，哥白尼的假说仍显得有些离奇，因为人们都能看到地球是静止的。
因此，我关于伽利略事件的假说也许乍看之下十分荒谬。我认为，伽利略并不是哥白尼天文学的狂热支持者，相反，他所做的一切旨在保障天主教会的未来，以及保护宗教信仰不受任何可能的科学发现的影响。对那些持怀疑态度者，我目前只能说，任何愿意将其仅仅当作虚构故事接受的人，进一步阅读之后，就会发现有多少困扰人们已久的难题在他的眼前烟消云散——正如伽利略告诉我们的比萨的一位教授安东尼奥·桑图奇本想通过研究哥白尼的理论来反驳他，反而被他的观点折服。同样的事情或许早已发生在伽利略身上，因为众所周知，没有人生来就相信地动说，而且大多数人一开始会反对这个理论。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伽利略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早年就开始捍卫哥白尼体系。倘若事实如此，那便难以理解伽利略对其他科学问题的谨慎态度。更难解释的是，他30多岁才提及自己对哥白尼天文学的偏好，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对此保持沉默。当伽利略在出版物中支持哥白尼的新体系时，他已经年近半百，而且他同时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诸多实质性成果。那些将伽利略视为哥白尼学说的狂热支持者的人，并不了解莱奥纳尔多·奧奥尔斯基（Leonardo Olschki）所说的“他的科学人格”。
我们可以从伽利略的信件和出版物中逐渐拼凑出他的人格画像。他行事谨慎，不会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结论；他通晓社会习俗，不愿与教会或宫廷中的权威人士产生冲突。他所卷入的大多数争议，皆由于他的建设性观点遭到他人的质疑，并非他主动挑衅；对大多数这样的攻击，他甚至没有回应。如今，虽然不能排除一个年近半百之人为了某项事业而突然狂热得失去理智的可能性（尽管他之前没有表现出任何不稳定的迹象），但鉴于他能够与各色各样的人友好相处，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他的朋友都是一些判断力非凡的智者，他们与伽利略的立场和背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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