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冒险》整理自哈罗·齐默尔曼1998年对君特·格拉斯所做长篇访谈，涉及君特·格拉斯的生活和创作历程、美学主张、政治观点等，尤其深入地探讨了他多部作品的创作初衷和背景，有助于读者更好了解其思想。

君特·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之后，他当过农业工人等。政治方面，是“四七”社成员，其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

前言
一 拒绝经典
——论美学与真实的获得
二 理性的扭曲
——纳粹独裁与新毕得麦耶尔
三 罪与赎罪
——对德国存在领域的猜想
四 反对左倾唯美主义
——赞美忧郁的启蒙
五 文明的躯体
——进入现代意义本质的童话之旅
六 未成年与世界末日
——叙述作为检验世界的表达方式
七 不统一的意义游戏
——一位诗人爱国者的苛求
八 过去的真实
——关于未来与美好的集体精神

谈到格拉斯，我的脑
海里便常常想起最近的两
幅画面：一位所谓的大评
论家用舆论传播者毁灭性
的妄想在公众面前把格拉
斯的小说《辽阔的原野》
撕成两半；格拉斯在法兰
克福的保罗教堂因德国日
益成为一个排外之地表达
自己的羞愧之情。两幅画
面，两种动机，一位在世
界舆论关注下的知识分子
，他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
位最具争议、最重要的人
物。两幅画面证明了目前
环绕在作家格拉斯周围极
为矛盾的磁场。他是唯一
一位正赢得国际影响和尊
重的德国作家；同时，在
自己的国家，在“审美鉴
赏工厂”的某些人眼中，
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极
度怀疑舆论主权的捣乱者
。实际上，我们文化机器
的某些圈子几乎只把格拉
斯视作一个重要的政治忏
悔者。在这样一种主宰舆
论的文学评论的控制下，
语言艺术家格拉斯还不被
人重视。使格拉斯在国际
，尤其是在美国和西班牙
语国家成为德语文学杰出
代表的是他幽默、生动细
腻、精湛的写作技巧，而
这些对我们同时代的某些
人来讲只是格拉斯额外的
挑衅，如果说他们对此感
兴趣的话。
君特·格拉斯在德国和
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读者
，他们的反应是多么的不
同！国际格拉斯研究者的
观点也是多么的迥异！如
果我们看一下现在对格拉
斯接受的深度和广度，就
知道联邦德国文学评论界
的大咖们是怎样的与众不
同，他们经过怎样的斟酌
！尽管在德国有大量或长
或短的采访，但迄今为止
却缺少与集作家、艺术家
与政论家于一身的君特·
格拉斯具有启发性的公开
讨论，这是我进行这次采
访的一个理由。难道对格
拉斯的研究，评论以及公
开的讨论不应该回归到同
他本人进行谈话吗？难道
我们不应该把他毕生的作
品作为我们目前分析的焦
点，把他的文学作品作为
战后历史的影子和他共同
探讨吗？本书试图通过坦
诚的、真实的对话对目前
这位德国作家重要性的轻
视与扭曲提出质疑。本书
是1998年6月与8月之间
在贝伦多夫进行的谈话，
于1999年在不来梅广播
电台以及其他电视台的节
目中播出，这些谈话要归
功于没有事先的导演安排
，它们是在大胆地共同进
行一场观点的游戏，是启
蒙的冒险。
哈罗·齐默尔曼
1998年11月

君特·格拉斯是特立独行的小说家、画家，也是仗义执言的社会活动家。
1998年，君特·格拉斯与记者哈罗·齐默尔曼进行了长达14小时的访谈。访谈涉及其生活经历、文艺创作、政治观点等方方面面。
从他的文学师承，如塞万提斯、流浪汉小说、福楼拜、冯塔纳、德布林，到自己与当代各国作家的相互砥砺与影响，谈天说地中，君特·格拉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他作品和思想大门的钥匙。

一拒绝经典
——论美学与真实的获得
齐：格拉斯先生，您从事了四十个春秋的艺术工作，您是画家、雕塑家、版画家，首先是作家。在这四十年里您在联邦德国的思想领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没有您，那这个国家在文化、政治与文学方面将是另外的样子。尽管这样，但在文学领域，您在德国却没有找到继承者。为什么会这样呢？
格：这可把我问倒了。我的确不知道。也许我可以用约翰‘欧文（John Irving）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这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两人都在杂文中，后来在私下的交谈中直言不讳地说：《铁皮鼓》与《狗年月》对他们这样的年轻人不只是一种阅读体验，而且他们在阅读这两本书后还说，就要这样来处理真实。两人都自称是我的学生，都创作了非常优秀的、独创性的作品。在德语地区有一些作家的风格与我类似，但他们停留在模仿上，他们毫无创造性地照搬、甚至剽窃我的作品。我不想在此提他们的名字，不值得这样做。
如果说我的叙述方式没有在德国，而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引起了共鸣，这当然令我非常欣慰。在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中也能找到与我的作品的契合点。因为这些作家对这种处理真实的方式很感兴趣：也就是扩大真实，将全部的幻想，童话般的东西乃至神话融人真实。另外，与这些同人长谈之后我发现，我们大家拥有共同的传统。这要追溯到流浪汉小说，追溯到伟大的西班牙人与摩尔人的叙述传统。这一点我们必须总要提到，因为这一切绝非只是欧洲的独创。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作品，甚至作品内的暗示无不得益于他的摩洛哥之行以及他在摩洛哥的囚徒生涯；我们也会发现，他是怎样继承了东方国家的叙述方式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德语作家当然从巴洛克作家的好奇心中获益匪浅，尽管当时的三十年战争，这些作家仍知道来自西班牙的新东西。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不仅谙熟塞万提斯，而且也知道塞万提斯的前辈。他不仅熟悉流浪汉这个人物，甚至对其变种流浪女尤斯蒂娜（Jusitina）也很熟悉，这些在格里美豪森的作品中以女流浪汉的勇气表现出来。这就是欧洲文学史，它一直存在，可后来随着我们民族主义的孤立而丢失了。今天我们应该有机会创造一个欧洲文化的概念。如果我们要找例子的话，那流浪汉小说一开始就打破了国界，栖居于各国语言中，尽管形式不同，但我们仍能窥见其源头。
齐：您的作品在德国常常遭到评论界片面的、消极的评价。毫无疑问，这种批评带来的影响在德国是不可低估的。德国文学评论界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综合征，也就是一种迟到的传统综合征，这样，他们面对一位集政治热情与艺术独立为一体的格拉斯而不知所措。可能会是这样吗？
格：您的问题诱使我去谈德国文学批评的来源与发展，尽管我觉得我不是特别适合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某些领域缺乏了解。德国文学批评产生于古典主义晚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当时，一方面有法恩哈根·封·恩泽（Vamhagen von Ense），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著作我至今仍百读不厌；另一方面有夸张的施莱格尔（Schlegel）兄弟，他俩才华横溢，但也有点狂妄，当然他们有资格这样做，而他们的模仿者们却不应该如此自大，这俩兄弟认为，批评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这种误解流传至今，在卢卡奇（Lukacs）的某些袖珍本中可以找到，甚至在电视媒体中蔓延。他们断言：德国作家不再有叙述的能力了。公开提出相反证据是徒劳的。我可以随口报出一批作家，他们都是很出色的叙述者。而他们都遭到冷遇，不被人注意，因为他们不符合这些特权评论家内部对话的标准。人们对某种判断达成一致，然后去维护它。当最近有人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用这样的标准句向我们兜售资本主义的时候，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经济领域。这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狂热的天主教徒有相似之处，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诸如玛利亚圣洁怀孕或者德国作家不再有叙述能力的断言。这些陈词滥调显然很喜欢被媒体利用，正因为媒体一如既往地具有某种娱乐的价值。作家们对此几乎无可奈何。如果读者在这一片混乱中要找到头绪的话，那他就必须摆脱错误信息。必要的时候读者要自己把握方向，这是我，也是其他作家的经验。
齐：当然，模仿您这样的作家实非易事。您至今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坚持将政治与文学要求联系在一起。您在这方面独树一帜，而其他作家在政治领域稍稍驻足之后便旋即回到了纯净的文学伊甸园。这是否关系到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德国总有这样的过程，就您的情况来讲，这种过程是否恰恰阻碍了传统的继承？
格：也许是因为我竭尽全力使自己不要过早地成为经典作家，我并不是有意为之。前提是，不断有新的开始，对要处理的项目再次感到惊奇。你必须完全沉浸在你面前的一堆素材中，这些素材也决定了作家。只有这样，这些素材才会把他带入完全不同的经历。如果这也能学到的话，那我是从我的老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oblin）那儿学的。或者说是受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