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回忆录》追忆了薛暮桥一生的历程，特别是重现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相关经济斗争、经济工作的经历。本书介绍了薛暮桥的经济思想，以及他对我国经济工作和相关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国民党开展经济斗争的情况，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经济建设过程中相关政策的制定情况，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过程。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一、献身革命事业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在工人运动中入党
“牢监大学”
迎接新的斗争
二、在白区思想文化战线
开始经济研究生涯
到广西师专教书
在农村经济研究会和文救会的活动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的群体
将《中国农村》迁往内地
三、投笔从军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
撤离皖南到苏北
回顾皖南事变前后
在华中抗大五分校
在抗大华中总分校
四、在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实践
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
对敌货币斗争和工商管理
到华北财经办事处
在中财部和中财委
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工作
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对社会主义改造认识的逐步深化
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工作
对价值规律的研究
六、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国民经济
对“大跃进”的异议
参加政治经济学读书会
参与起草和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参加落实经济调整的几次重要会议
在全国物价委员会及参加“四清”运动
七、在十年内乱中
被批斗审查
在“五七干校”
曲折中得解放
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
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出访美国、中国香港
九、1979年至1984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改革的探索（上）
关于调整的争议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
十、1979年至1984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改革的探索（下）
筹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为克服调整中的困难出谋划策
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探索
十一、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中的曲折
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宏观失控和通货膨胀
反通货膨胀问题上的争议
从曲折中吸取教训
十二、在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
关于改革目标的新的争论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建议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总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附录 薛暮桥主要著作目录
1996年版后记

吴敬琏
《薛暮桥回忆录》是
1996年7月出版的。当时，
北京经济学界曾经为此召开
了一个座谈会，与会专家、
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现在虽然薛老已经离
去，但他的精神遗产永存。
天津人民出版社积极筹划，
再版这本回忆录，我认为是
很有意义的。
我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
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可以
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
段落起于他在社会大学（包
括“监狱大学”）中自学成才
，终至成长为30年代中国左
翼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第二
个段落起于他进入敌后抗日
根据地，转行参加实际经济
工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成为共和国经济工作
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第三个
段落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的整个改革年代，他由一
位为市场化改革鼓与呼的经
济学家，进而成为这一改革
的一位重要设计师和推动者
。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全过
程，他始终秉持着极其认真
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唯其有
这种态度和精神，他不但能
够在每一个阶段都尽量圆满
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
而且能够从经验总结中提高
，在理论上升华。这使他在
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无论在
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升华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薛
老作为左翼经济学团体“中
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
成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
入的调查研究，参加了左翼
经济学家主流与其他理论派
别之间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
、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等重大
问题的论战，捍卫了中国共
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虽然从
现在的观点看，这些年轻的
左翼经济学家当时提出的论
点和对不同观点的批判并不
全都无可挑剔，但他们的工
作对于整整一代人深入认识
中国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抗日根据地解放区
以后，薛老转做实际工作。
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帮助
他很快适应了这种角色转换
，成长为一位娴熟的经济管
理专家。这使他能够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长期担
任我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得
力助手，参与了统一财经、
平抑物价、“三大改造”和“
大跃进”后“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等一系列重大的
经济战役。然而在进入第一
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时期以后，他对僵硬的
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指标、
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
的怀疑，愈来愈演化为挥之
不去的忧思。
这种惶惑和不知所从的
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
了转机。“五七干校”的生活
单调乏味，然而，这也给人
们提供了一个冷静思索、总
结既往的机会。薛老跟我们
讲述过他在干校一边劳动改
造，一边认真思考“十七年”
W经历的往事。这种思考的
结果使年届七十的薛老大彻
大悟，为思想和生活找到了
新的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时
代，我和我的不少年轻同事
一样，对于一言一行都力求
“中规中矩”的薛老，抱着一
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
给我们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他宣布要向自己的“老弟”（
孙冶方）学习，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而且说到做到。
他思想活跃，不固执于自己
的老经验和传统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旧教条，而是与
时俱进，唯真理是从。例如
，他在70年代后期就不顾位
高权重的顶头上司片面追求
产值增长高速度的思想还没
有转过弯来的情况，犯颜极
谏，批评高指标、高速度的
发展方针。他曾是中国“三
大改造”经验的最重要的阐
述人，然而当他认识到这种
做法的偏颇，便勇敢地指出
片面追求所有制的“纯而又
纯”和“单一”乃是一种失误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才是正途。他曾在60年代初
期担任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
任，是计划经济时代“基本
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工
作方针的忠实执行者。但当
他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在竞
争中自由浮动价格体系时，
便坚决主张“打破僵化的价
格体系”，实现价格制度的
改革。更加重要的是，他在
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中国改
革应当市场取向，以后虽然
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却始终
坚持，不改初衷。
在最后三十年的岁月中
，薛老不仅在理论上明确坚
定，而且由于对经济实务极
为熟悉，使他顺理成章地成
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我国
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组织
实施上的得力参谋和帮手。
比如，80年代中期的财政、
银行、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就
是薛老一手主持制定和帮助
组织实施的。
经济思想史家海尔布鲁
纳（Roberc Heibroner）把
那些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
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
思、凯恩斯、熊彼特等称作
“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
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
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了不
朽功勋。
薛老在2005年7月22日走
完了他101年人生历程，离
我们而去。消息传来，我正
在上海授课。从1959年为
准备全国商品生产与价值规
律讨论会我和张卓元一起被
分配做他的临时助手，到
1984年8月到国务院经济研
究中心向薛暮桥总干

薛暮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他有长期在经济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实际经验，他对我国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阐述了薛暮桥90年的人生经历和60年经济理论研究生涯。

1985年时，我因年过80
岁，辞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
心总干事职务，改任名誉主
任。当时，有的同志向我建
议写回忆录，但我那时还没
有这个打算。我觉得有幸处
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新时
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
满生机活力，祖国日益走向
繁荣富强，国际地位明显提
高，我心情非常舒畅，工作
劲头很大，自己最大的愿望
是继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
理论，为深化改革，促进发
展尽心尽力。我当时仍有力
量调查研究新情况、新经验
、新问题，因此把精力仍然
放在工作上，没有接受同志
们的建议。
我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同
志，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
他认为写回忆录同样有现实
意义，同样要花很大力量。
他就主动在我工作之余和我
谈过去的事情，边谈边录音
，录了几十盘磁带。到
1986年，他已整理了一个
我口述的记录，为我后来自
己写回忆录作了准备。
1989年10月，我过了85
岁生日，感到年龄不饶人，
许多重要的会议无力参加，
出外调查更是困难，就把精
力转向写回忆录上。回忆过
去，虽然我经过的历史时期
不同，处境不同，工作岗位
不同，但总把精力倾注在研
究经济理论和政策上，根据
当时的可能和需要，选择题
目，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指
导实际经济工作。所以，我
确定回忆录的重点放在参加
实际经济工作及理论研究方
面。着重写新中国成立以后
，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经济
体制改革的实践及理论研究
。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写成了
一个稿子。
我素来习惯是自己动手
写稿子，没有想到要组织一
个“班子”来帮助。但当时毕
竟是80多岁的老人，心有余
而力不足，没有精力核查材
料，仅凭老化了的记忆，当
然会有不周、不妥之处。原
想查阅资料，亲自对回忆录
进行修改充实，但没有来得
及再看一遍，我就病倒了。
1991年春，我患病住进
医院，医生开始诊断是脑供
血严重不足。治疗、休息一
段时间，没能明显好转。当
年夏天，病情更重，又进了
医院，经医生悉心检查，确
诊是“帕金森”症，至今已近
五年了，病情虽趋稳定，但
没有痊愈，耳聋眼花，手脚
发抖，不能执笔写作。所幸
脑子还清楚，能够听读，能
够提意见。
这个没有完稿的回忆录
怎么办呢？我周围的许多同
志非常热情地来帮助我，特
别是吴凯泰同志（原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
研究员）、吴俊扬同志（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
事、顾问）、朱庭光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
世界史所所长、研究员），
他们三位花了很大的精力对
稿子进行修改、补充、调理
以至重写；而且多方征求意
见，反复修改，完成了现在
这本回忆录，这是集体写作
的成果。
这本回忆录大体分三部
分：第一部分是从我出生到
新中国成立初，是朱庭光同
志为主修改和改写的；第二
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文
化大革命”，是吴俊扬同志
为主修改和改写的；第三部
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到现在，是吴凯泰同志为
主修改和改写的。我对他们
雪中送炭的帮助，感激之情
，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将永
远铭刻在心问。
又承徐雪寒同志、陈先
同志、吴敬琏同志、李剑阁
同志、李克穆同志等，还有
同文稿中记录的事实有关的
许多同志，他们都在百忙中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现
任秘书潘德发同志，耐心地
反复地给我读了全部稿子，
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执笔的同
志，由他们反复修改，直到
我完全认可为止，所以全书
是我自己定稿的。在此，我
对所有为回忆录辛勤笔耕，
提出意见，热情帮助的同志
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书
中记录了我90多年的经历，
因为时间跨越度太大，所以
难免还有不周、不妥之处，
请读者指正。
1996年元月于北京

一、献身革命事业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父亲为我起名薛舆龄。无锡县位于中国江苏省南部，南濒太湖，风景秀丽，是著名的鱼米之乡。20世纪初的无锡，已有几家纱厂、面粉厂和丝厂，到了20年代工厂已近百家，成为苏南的经济中心，历来有“小上海”之称。像礼社这样一个小镇，也在1923年办了一个小发电厂，除照明外，还用于水利灌溉和碾米。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谓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但无锡在那个时候已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之说。
薛姓是无锡西北乡大族。远在明代末年，薛姓的祖先是一个将军，因获罪贬谪到无锡礼社，大量购置田地，成为当地的大地主。他有五个儿子，二十五个孙子，形成一个地主集团。薛姓家族为五房，第五房的祖上用1350亩旱涝保收良田设立了一所“义庄”，供养后代中不能自己谋生的子孙。“义庄”规定，凡贫苦子孙，不分男女，年满16岁者，每年每人可分2石（300斤）米，16岁以下分1石米；婚丧大事均有资助，此外还补贴学费，救济孤儿寡妇。祖先设立“义庄”的目的，是希望后代能过稳定的生活，永传香火。但薛家的许多子孙由于有“义庄”作为生活保障，便不但不愿务农，而且不愿出外做工、经商，待在家里打麻将，抽大烟，游手好闲，后来吃“义庄”的人越来越多。到我出生时，礼社薛家地主集团已趋于衰败。一些吃“义庄”的人开始靠借债典当度日。祖先为后代谋福利而设的“义庄”，最终加速了家族的没落，直到现在它的消极后果仍未完全消除。可见生存的权利要靠自己劳动来创造，坐吃山空是没有出路的。我的父亲爱面子，家境最困难时也并未吃“义庄”。当时我还处于少年时代，但发生在身边的这一严峻社会现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我注意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起始点。我在1932年写了一篇题为《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的文章，详尽地分析了礼社的经济状况和变迁。文中在分析薛姓家族没落时指出：“然自身已成腐木，决不足以支此将倾之巨厦。惟有坐待狂飙勃起，以结束其风烛残年而已。”
我的父亲薛魁标是一个知书明理的人，为人和善、厚道，从不打骂孩子，很少与人发生争执，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他少年时家里有几十亩地，还开了一家烟店，加工、出售土烟丝。从家产看，我家在当地算是小地主兼小商人。薛魁标15岁时，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已经去世，由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当家，造了一所有三间四进的住宅，把田地卖了一大半，家庭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当时全家有三房，薛魁标是长房，共生子女六人，三男三女；二房夫妻早丧，留下两个儿子；小房也有两个儿子，这四个都是我的堂兄。小叔平庸无能，在烟店当个普通的店员。这一个庞大的家庭，都靠我的父亲支撑，小辈长大要进中学、大学，开支很大。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的父亲还想干一番事业。
薛姓祖先除办“义庄”外，还办了一所义塾（后称群智小学），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在我幼年时，由我父亲出钱，利用家中的大厅，办了一所“培本女塾”，为没有机会上学的女孩子提供读书机会。办女塾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是不合封建传统观念之举，但我的父亲办这所女塾在礼社受到乡民的欢迎。无锡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和礼社地主集团的破产，使封建思想随之削弱，开明与进步的思想相应来得早些。许多地主和乡民纷纷把女儿送来上学。“培本”为培养根本之意。女塾办起来后，聘请了一位教师，我的父亲和母亲也亲自讲课。我6岁时在这所学校读书。学校是女塾，因此同学都是姐姐，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成了全班的小弟弟。按规定，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交三块钱学费。但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交费，我的父亲也不好意思催要。虽然赔钱很多，父亲还是坚持办学。记得每天最后一课是母亲主持的，她要我们背书，我背了“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就可以回家了。到我上学一年后，这所深受欢迎的培本女塾终因家境日益艰难，办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周慎修（旧社会女人出嫁后，即不能再叫姑娘时的名字而随夫姓，那时母亲便叫薛周氏。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参加普选投票，才以我家厅堂的匾为名，在选民证填上“周慎修”的名字），出身于地主家庭，少时也读书，到80岁还常看报。她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对子女充满爱心。她不但教自己孩子文化知识，也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宁可自己吃亏，不能欺侮别人。”她不但养大了自己的六个孩子，还养大了早丧的叔婶留下来的两个堂兄，把他们培养到中学、大学毕业。此后，她又抚养第三代的子孙。她抚养过我的姐姐和哥哥的女儿。我的大女儿薛宛琴，出生两个月后就一直由她抚养，到14岁上海解放后，才回到我们身边。我的母亲在世上度过了九十六个春秋，只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过了十几年幸福生活，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惊吓凄凉地离开人世。
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次年元旦成立中华民国。当时以地主为中心的礼社乡民，陷入一片混乱。头脑保守的地主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