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企业史(中国商业文明的一种记忆1978-2018)》着眼于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企业史，纵观五个历史阶段，呈现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跌宕起伏的发展变化图景。同时，分阶段推介相关企业的案例研究图书，为读者按图索骥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史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路径。

序 让时间成为文明
第一章 1978—1983：改革开放初期
一、乡镇企业：集涓为流
二、国有企业：源远流长
三、跨国企业：探索商业新大陆
第二章 1984—1991：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一、民营企业：1984中国公司元年
二、国有企业：共和国长子沉浮
三、跨国企业：纷至沓来
第三章 1992—1997：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一、中国企业：商业时代来临造就繁荣
二、跨国企业：蜂拥而入
第四章 1998—2008：资本外延扩张时期
一、中国企业：全面景气时代开辟蓝海
二、跨国企业：与中国的全面拥抱
第五章 2009—2018：产业迭代创新时期
一、经济新格局下的中国新机会
二、消费升级带来的跨国企业机遇
参考资料

让时间成为文明
(一)
时间早已打开。
倘若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时光机，并且我们有幸乘坐
它回到1978年，然后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向人们发问，请
他们畅想四十年后的生活场景，相信即使是最为大胆、最
富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可能预见到中国今天的景象。在那
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即象征共产主义的年代。人们
无法理解流光溢彩的城市夜空和无远弗届的水、电、气、
路基础设施；在那个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工业品几乎全
由国营单位按照计划生产和配置的短缺经济年代，人们无
法想象仅四十年后中国竟会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并以无与伦比的产业组
织能力，使标有“Made in China”的产品几乎覆盖了全
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四十年
里，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是剧烈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影响
最为深远的一个变化。
于是，我们会很自然地提问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促成了这一不可思议的变化?人们通常给出的答案是“改
革开放”。这个答案既正确，又笼统。因为这四个简单的
汉字背后，是执政理念与基础的再定义与再阐释，是一整
套社会组织形式的剧烈变革，是延宕千年的大集权思维和
“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观念的艰难重构……无论从何
种角度来说，从“改革开放”到“经济腾飞”，都不可能
用一个“等于”符号简单勾连，其中变量之繁复，绝非寥
寥数语所能剖解分明。
(二)
确实有许多人试图挖掘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逻辑。经
济学家周其仁从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所提出
的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出发，指出
“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
寸步不移……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
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
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
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
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
之提供合法承认。”
坚持产权界定的结果是，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全知全
能、无所不包的“超级国家公司”开始逐步让渡权力并缩
小边界。这种让渡至少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原
来就是国家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不断下放经营权限，
并逐渐将改革重点聚焦于产权制度，从“管企业”转向“
管资本”；其次，通过自下而上的“先试验再合法化”的
尝试，逐步承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允许其在绝大部分经
济领域参与市场竞争，由此完成高速积累和扩张；此外，
对于此前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境外经济主体，中国在四十年
间坚定不移地对之有序开放市场，跨国资本带来的除了可
观的增量资金，还有更为现代的经营管理理念、技术能力
和生活方式，这对中国与世界的接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由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
企业的次第崛起、争相斗艳和彼此交融，成为这个时代最
显著的印记之一。
事实上，公司集群在中国的高速崛起，可能恰恰是中
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关键变量。西方古典经济学相信完
全有效的市场，认为价格机制可以配置一切资源，而科斯
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就应当
存在由企业家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而改革前的
中国则处在另外一极——一个用国家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经
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消灭了所有的市场交易，也因而节
省了所有交易费用，但另外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却沉
重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因而，由庞大的国家政权向
更小更灵活的经济单位让渡权力和开放边界，已经成了不
得不为的历史必然。
周其仁用史诗般的笔调感叹道：“一个实事求是的经
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
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
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
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
改革的中国!”
财经作家吴晓波则从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企业
家的角度来盛赞这一现象：“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
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
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
代政府成为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
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
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三)
以后人观之，四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回首过往，
确乎已然沧桑巨变。时代的车轮依旧隆隆向前，并不因抵
达一座新的里程碑而稍事休息，但作为时代记录者的我们
，却可以驻足当下，回望来程，集史为鉴，以飨读者。这
就是我们编纂本书的初衷：通过对中国四十年来的企业发
展史做简明而精要的梳理概括，帮助读者从企业发展的角
度，品读过去四十年间最为激动人心的中国故事。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几十年中，伴随

本书是了解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外企抢占中国市场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企业图书的系统性简介。该选题以“极简企业史”的创作思路，按照时间脉络，精选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企业成长故事，还原中国崛起大背景下，民企、国企和外企在改革开放后的激荡岁月。一方面以精彩的企业案例切片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通过完整的企业史叙述逻辑，呈现中国各个时期标杆企业的蜕变机理。同时，分阶段推介相关企业的案例研究图书，为读者按图索骥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史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路径。

1978年，万物开泰；
2008年，三十而立；
2018年，四十不惑。
此时此刻，中国以新兴大国的姿态站立在历史的
临界线上。回望来途，自可以在百感交集中对酒当歌
，慨当以慷。嘹望未来，洪波涌动，日月之行，若出
其中。
——财经作家 吴晓波

一、乡镇企业：集涓为流
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但在最初的几年，中国唯一清晰的概念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但具体怎样做，却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不仅没有明确的方向，甚至会出现反复。吴晓波在他的《激荡三十年》中，将这段时间概括为“没有规则的骚动”。中国企业集束式的爆发，还要延后至1984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不过，在这一段时间，由于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即包产到户)，因此社队企业(后来改称为“乡镇企业”)成为最早出现的企业形式，这些企业大多因为种种原因而解散，而其中的佼佼者在饱经磨难之后，则成长为具有标杆意义的著名企业。
当我们把时钟回拨五十年，坐标定位在浙江萧山，在昔日那片入口稠密、地力贫瘠的小平原上，大抵没有谁能料想一棵乡镇企业的“常青树”将拔地而起、刺破苍穹。它就是今天营收超干亿元的万向集团，当年由25岁的鲁冠球牵头创办的“宁围公社农机厂”。
1969年8月，我国“第一次全国建设县修造厂工作会议”召开，政府提出了“每个城镇都要有农机修理厂”的要求。在铁桶般的统购统销年代，年轻的鲁冠球敏锐地觉察到，某种机遇正像一道光穿过缝隙而来。他变卖了全部家当，筹集资金4000元，带领6个农民，以一只火炉、几把榔头、一个84平方米的房子，在钱塘江畔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
在市场经济尚未开启的计划经济时代，生产、采购、销售等一切经营环节都需要国家下达指标，除此之外流通的物品都是“非法的”。然而鲁冠球是精明的，他东钻西闯，终于找到了一线生机，他们的厂子专门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农民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到1978年，工厂已经有了400余人，年产值逾300万。鲁冠球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厂子像滚雪球一样发展了起来。
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所说，成功的企业家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做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就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1979年左右，工厂门口已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等多块牌子，工厂已经能够每天创造1万元的利润。彼时，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鲁冠球看到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前景，决定调整战略，集中力量生产专业化的汽车万向节。他的工厂亦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
鲁冠球在1980年的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上的成绩尤其能体现他天生的经营能力，也是他事业的第一个爆发点。当时，鲁冠球亲自带队，拉着两卡车“钱潮牌”万向节到主办地山东胶南县，但由于萧山万向节厂属于乡镇企业，他们被拒绝入场。出师不利，但鲁冠球并没有放弃，而是悄悄派人进场探得“内情”，当获悉场内的买卖双方纠缠的只是“价格”时，他果断以低于场内20％的价格斩获了210万元的订单。
“乡镇企业最重要的优势，也许是它们没有受到那么多来自政府的官僚控制。由于不受国家工业生产计划的限制，乡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并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做出迅速反应。”科斯(Ronald H．Coase)在《变革中国》一书中写道。鲁冠球的成功似乎也印证了这种可能，那就是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凭借灵活性在某些冷门的领域获得成功。
此后数年，他一直靠低价战略，使“钱潮牌”产品牢牢控制着国内大部分市场，创造了“万向节奇效”。
尽管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且从未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鲁冠球却有着极高的商业敏锐度，并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如今鲁冠球已离世，但他留下了一个历经半个世纪风雨，产业遍及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控股十家上市公司，横跨制造、能源、金融、农业、资源等诸多行业的巨型跨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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