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从宏观的天下全相与中西文化观照，推移镜头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这部书最引起史学界议论的，就是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妇人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1965—200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著作极丰，主要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改变中国》、《曹寅与康熙》、《康熙》、《天安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

总序
代译序
致谢
注释中所用的缩写
前言
第一章 观察者
第二章 土地
第三章 寡妇
第四章 争斗
第五章 私奔的女人
结语 审判
附录
参考书目

代译序
李孝悌
以我自己的了解，过
去三十多年，美国学者在
中国史研究的领域中，表
现最突出的要算是中国近
代社会史了。这样说，当
然不是要否定个别学者在
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
或其他领域中的贡献。我
们说西方学者在近代社会
史的研究上有突出的成绩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
国学者自己过去在这个领
域中的研究，或者完全空
白，或者虽有著述，却乏
善可陈。在这样的环境下
，西方学者的社会史研究
，原本就容易收开疆拓土
之功，并予人耳目一新之
感。再加上论证精密，分
析细致，几十年累积下来
，在实证研究和理论创建
方面，累积了可观的成果
，也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有
了全新的领会。
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
课题，包括中国社会的性
质、民众叛乱、民间宗教
、基层组织及地方社会。
史景迁教授在二十多年前
写的这一本《王氏之死》
，在类别上可以归到地方
社会这一项，但在风格和
取径上却和其他的研究大
不相同。后面这一类学者
，像孔飞力(Philip Kuhn)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或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着重在资料的分
析和理论的建立，走的是
标准的学院派厚重的经典
著述传统。本书作者则一
向偏重于文学性的叙事，
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争技巧
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
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
或捕捉逝云的时空和人物
的生命。这一点，在《王
氏之死》上，表现得格外
突出。
以资料而论，《郯城
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
方志，是本书的重要依据
。这一类资料，在中国史
研究中再普通不过，我们
大多数以中文为母语的史
学家信手翻过，不费吹灰
之力，却从不曾在这些看
似因循呆板的资料中，看
到任何可以大作文章的质
材。黄六鸿的《福惠全书
》，对细节的记叙有超乎
一般官箴的异常兴趣，但
如果用在我们只看到事实
却看不到故事的学者手中
，恐怕也就平白糟蹋掉了
。本书使用的第三种资料
《聊斋志异》，属于虚构
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来
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
心灵图像，在二三十年前
的美国汉学界，曾引起一
些争议。但从今天文化史
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历
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并冶一
炉的手法，反而显现了作
者的创意和先见之明。
我们有大量关于中国
近代区域和地方社会的研
究，在看完了一串串真实
的数字、图表统计和长篇
累牍的征引文字后，却依
然对被研究的社会、人民
一无所知。史景迁教授使
用的资料，看似简单、平
常，但通过他奇幻的叙事
和文字，郯城这个三百多
年前中国北方的一所穷苦
的聚落，却以那样鲜明强
烈的形象逼近眼前，久久
挥拭小去。一直到现在，
我还清楚地记得，1668年
的那场地震，如何极具象
征性地将我们带进郯城的
历史。通过一幅幅鲜明的
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
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
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
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
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
幻之中。
我还记得，妇人王氏
如何经由几条可能的路线
，和不知名的男子逃离郯
城，最后又屈辱地回到归
昌老家的三官庙里，再被
她一度遗弃的丈夫带回那
间四望萧然的林前小屋。
我永远无法忘掉最后那一
幕，王氏穿着软底红布睡
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
间空地上。王氏短暂的一
生和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
一切不幸与喧扰，虽然就
此落幕，却在后世读者的
心中，留下永难磨灭的记
录。
在将原文还原的过程
中，我们根据资料，在几
个地方做了些微的更动。
史景迁、金安平教授夫妇
和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的
邹秀宝小姐，协助我们查
证部分译文，并取得1673
年版的《郯城县志》影印
本，谨此致谢。
另外，就本书的翻译
体例，特予以说明如下：
作者引用原籍文句处，短
则以原文呈现，长则以白
话译出，以利读者阅读，
原文则另置于书末附录。

这本书的背景，是17世纪中国的山东省郯城县，大部分的情节发生于1668年到1672年，焦点集中于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人身上：农夫、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妻子。
作者史景迁则一向偏重在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

第一章
观察者
1668年7月25日，一场地震袭击郯城县。傍晚时分，月亮缓缓升起。除了一阵像是从某处发出、传向西北的吓人轰隆声外，没有一点预警。市区里的建筑物开始摇晃，树木也开始有韵律地摇摆，然后是更激烈的前后摆荡，直到树梢几乎碰地，接着又是一次剧烈的摇动，震垮了大片的城墙、垛口、官衙、庙宇和数以千计的民房。宽广的裂缝穿过马路和房屋下方，水柱喷向空中，高达二十英尺，甚至更高。裂泉涌向路面，淹没了沟渠。试着维持立姿的人，觉得脚像是旋转失控的圆石，终于跌落在地面。
有些人——像李献玉——掉人裂缝中，所幸碰到地下水流而浮起，抓住了裂缝边。有些人的房子被震成两半，当储藏室滑入土中时，他们在起居室中幸存下来。有些人只能无助地看着家人一一死去。高德懋跟他的妻妾、小孩、亲戚和仆人共二十九人居住在一起，但只有他、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逃过一劫。
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地震停了。大地静止，水流退去，只留下一些边缘尽是淤泥和细沙的裂缝。残垣颓壁一层层地堆积在塌陷处，像一组组巨大的阶梯。
1673年编纂《郯城县志》的冯可参写道，命运仿佛是在“落井下石”。冯重复了约一世纪前当地史家对郯城所作的两项一般性观察：第一，虽然在专记地方事件的编年志中，人们可能会预期在“灾异”和“祥瑞”间有一均等的记载，但在郯城，十件事中有九件是落在灾异这个范畴；第二，大自然通常以十二年为一循环——六年富足、六年饥饿——的形式展现，而在郯城，每十二年中也总会有一次严重的饥荒。
冯在郯城县住了五年，生活对他诚非易事。他在1668年间到郯城担任知县，但因为连续两年处理县内帝国驿站的马匹及财政不力而被免职。他穷困潦倒地留在郯城（或许因为被罢黜而无颜返回福建邵武的老家），靠当地士绅的施舍和写作赚来的钱维生。毕竟他曾在1651年取得进士这个最高头衔，而在郯城，除了他没有一个在世的人获得进士，甚至没有任何活着的当地人获得地位较低的举人。所以冯在该地受到尊敬，并能借着教书和一些找上门的临时工作——如《县志》的主编——赚一些钱。他在1673年年底完成了《县志》，回到福建，但这次回乡只带给他更多的悲伤。他到达时正好是三藩之乱爆发之初，冯和许多文人及前任官员奉叛乱团体之命出任他们的“官”职。但他拒绝了。（年轻时，在得知李白曾在反叛的永王磷的团队中写诗后，他就拒绝再读任何这位他心仪的唐朝诗人的作品。）与其面对叛军的报复，冯宁愿退隐到福建山中，然而山区恶劣的天候却夺走了他的生命。
或许由于他在郯城的一些郁闷的经验，在他为《县志·户赋志》所写的几篇序论中，冯非常坦白地写下这个地区的不幸遭遇、居民的贫困以及当地士绅在纾解困境上的无能。他迷上了郯城受灾的统计数据，并一再地用到这些统计数据。他估计在1670年代初期，郯城的人口只有五十年前明朝末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明末，郯城人口一度远超过二十万，现在则只剩约六万。而且登记上税的耕地面积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从三百七十五万亩降到一百五十万亩以下。当他默默思索着1668年的地震时——这场地震在他就任知县仅几个月后袭击郯城——他笔下的数字甚至更为精确。为了强调他的论点，他把郯城跟北方较大的邻州沂州做比较：沂州有一百零八个社，郯城有四十五个；然而在这场地震中沂州死了一万二千人，在郯城（人口远不及沂州的一半）却几乎有九千人丧命。
到1668年为止，郯城的居民已经遭受了五十年的磨难。许多人死于1622年的白莲教起事。这一年，教徒乘着山东地方的悲惨境遇，起而造反，蹂躏郯城周围的城市，并且引诱成千上万的农民，带着少数几件家当，乘车或步行离开家园。叛乱的领袖——像是来自邻近邹县的侯武——为穷人提供了一幅美景：“金山、银山、麦山、米山、油泉和酒井”，并向虔诚的信徒保证“此生永不再贫穷”。那些离开家园去寻找乐园的人，最终不是陈尸山野，就是遭政府军砍杀，或是死在为捍卫家园不受亡命之徒干扰而战的山东乡民手里。 P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