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荣获1995年度列文森图书奖的优秀史学著作，以1916-1928年间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描述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上海、杭州、衙前）的含义不同的活动，剖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揭示了千百万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历史形成的巨大作用。本书主人公在种种激荡中的传奇经历和遇刺遭际，还有助于探究国民革命失败及此后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原因。

萧邦奇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长于中国现代史研究，著有《中国精英和政治变迁：二十世纪早期的浙江省》等。

致谢
提要
第一章 衙前之死：1928年8月28日
第二章 重返家乡：杭州，1916―1917
第三章 觉悟：一线光明 上海，1919―1920
第四章 患难与共：衙前，1921―1922
第五章 分崩离析：杭州和衙前，1924―1925
第六章 黑星：杭州和衙前，1925―1926
第七章 危难之际：杭州，1927
第八章 群众代言人：衙前，1928
第九章 遇刺之谜
第十章 沈定一和中国20年代革命：一个事后分析
注释
参考书目
人名术语索引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
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
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
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
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
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
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
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
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
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
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
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
必须向国内读者适译海外
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
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
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
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
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
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
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
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
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
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
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
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
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
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
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
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
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
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
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
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
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
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
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
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
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
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
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
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
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
房

沈定一是20世纪初中国复杂政治形势下的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早年追随孙中山，信奉三民主义，并参加多次革命活动；袁世凯篡权后，他参加讨袁；五四运动后，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他重视开展农民运动，是绍兴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5年，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附和戴季陶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是年底，参加西山会议派，任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1928年8月，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被暗杀。
本书实际上是关于沈定一的一本传记。与中国人写人物传记的习惯不同，作者是从空间入手，将人物放在社会网络当中进行研究。以1916－1928年间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以三个空间（大都市上海、浙江的省会杭州、作为乡村的衙前）来研究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而沈定一一生主要的革命活动也是集中在这三个地方。在本书中，作者不断地以空间概念来消解时间概念，打乱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国民革命的时间序列，在新的空间概念里构建起了国民革命的新的含义：革命不仅仅是党派、意识形态之争，革命是对现实持有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之间的主体选择。

省内危机：1916年12月～1917年1月
尽管议会秋季会议有不少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省议会与国会以及省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整个秋季会议期间，省议会一直等待着北京确切讲明省议会在政府编制预算过程中以及重组地方议会和其他自治机构中的作用。但是，直到秋季例会结束仍没有预定的答复，因此需要一次额外的会议。关于地方自治的要求，来自会议开始之际县级议会关于程序的讨论。省督军吕公望和沈定一就此问题经常磋商，他们一方面同意一些县继续搞他们的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向国会提出省议会关于恢复地方自治组织的要求。
12月中旬，吕公望和沈定一致电北京政府，沈定一在电文中(致国会、参议院、总统及内阁)写道：
地方自治共和之基，造成法治，陶养政能，悉本于此。故国会省议会之提议，人民之请求，省行政长官之电陈大总统之电主速办。举国一心，迄未实行者，以无法也。论者以大总统六月二十九日有民国三年(五月一日)以后法令作有明令废止外一律仍旧之中令。地方自治长此阻遏何以语国何以对民？咨请本省会暂以本省单行法济无法之穷，则本会既不抵触法律命令，本省行政长官亦不违反行政系统。
在特别会议预定结束期到来之际，关于预算和地方自治的回复仍没有下来。这对沈定一和其他议会领导人来说，挫折感肯定是巨大的。这一延误对这一个自认为在中国颇有地位、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远大抱负的政治团体来说，也是极为令人沮丧的。它向当时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新的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央作为权力之源的作用被人为地抬高了，同时它也削弱了人们原先希望的随着袁世凯的死去形势会好转的看法。
但是与年底出现的危机相比，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这一新危机比中央政府的预算和自治回复危机更难以控制，也远甚于民国初年强调法律和程序时遇到的困难。自从这年4月推翻督军朱瑞以来，争夺省军事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就在保定和浙江两军校毕业的军官间开始展开。像任何这样的斗争一样，战线是在个人前程问题上展开的。尽管在这幕闹剧中充斥着大量的个人恩怨和幕后活动，但主要的对手是保定军校毕业的督军吕公望和浙江军校毕业的省警察厅长兼警务处处长夏超。
浙江系反吕之因。吕公望掌权之后即着手削弱浙江军校毕业生尤其是夏超的权力，他先是撤销了由夏超控制的省警察部队，接着在“双十节”向军事要员们授勋时又剔除了夏超。吕的目空一切还表现在尽管遭到许多领导人的反对，还执意任命王文庆为省长。12月底，吕公望决定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他的密友傅其永取代夏超的职务，以增加保定系对浙江政局的控制，此事因同样的理由遇到了抵制。但如果中央政府对吕要求的答复没有延误，以及夏的周围的人没有及时发现吕的阴谋，这一图谋险些得逞。
保定系反夏之因。这年秋天，夏超开始与浙江系军官周凤岐策划夺取权力。他们的计划是推翻吕公望，并推出一名浙江系军官为三个月的看守政府首脑，然后由周接掌军事领导权，而由夏执掌政府权力。吕公望察觉了这一阴谋，他觉得夏超这个以“奸诈”著称的人密谋破坏政府秩序，要使浙江获得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局面必去夏不可。因此，他想以自己的朋友傅其永取代夏，这一任命得到了总统黎元洪的同意。
12月26日交接权力的那天，夏超开始反击。正午刚过，当省警察部队同僚正为傅其永举行欢迎宴会时，几个身着军装的人持枪闯进大厅，不分青红皂白把傅拉出房间大肆殴辱。除了少数几个赴宴者假装叫他们停止殴打并离开外，其他大部分警官只是围观。这次袭击除了使傅受到身体伤害外，还饱尝耻辱、大丢面子。他无疑是无法回去领导这些默许殴辱他的下属了。
P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