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洋活动编年”丛书以《清实录》为核心，结合官书、内档、方志、谱牒、稗史、笔记小说等，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史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结合考据学研究方法，去伪存真，考订史实，求同存异，并进行必要的注释，详细注明每一条清代海洋史文献资料的出处，便于相关研究者引用核查。
本书详细搜辑清代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与海洋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以及海洋灾害等相关的内容，对当时的海洋历史进行展示。

光绪二十一年 公元1895年 乙未
光绪二十二年 公元1896年 丙申
光绪二十三年 公元1897年 丁酉
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1898年 戊戌
光绪二十五年 公元1899年 己亥
光绪二十六年 公元1900年 庚子
光绪二十七年 公元1901年 辛丑
光绪二十八年 公元1902年 壬寅
光绪二十九年 公元1903年 癸卯
光绪三十年 公元1904年 甲辰
光绪三十一年 公元1905年 乙巳
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1906年 丙午
光绪三十三年 公元1907年 丁未
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1908年 戊申
附录
宣统元年 公元1909年 己酉
宣统二年 公元1910年 庚戌
宣统三年 公元1911年 辛亥
主要参考书目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海洋史的概念一直较为模糊
，在实践中也颇为混乱。一
般情况下，我们所关注的是
它的空间地域分界，而事实
上对这一课题产生深远影响
的还有时间范畴，以一个具
体的地理标准，比如与海岸
线的距离来圈定研究对象，
不仅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们站在一个全新的文明
一步步崛起的历程中，同时
也站在一个旧时代或旧观念
逐渐受到冲击直至被突破的
过程中。因此，大凡与海洋
文明逐渐兴起这一历史进程
产生关联的事件，无论是否
发生在海滨，都会被纳入我
们的视野。与此相适应，即
使是发生在海滨的一些重要
历史现象，由于只是内陆文
明或旧观念的一种惯常性的
延续，也可能被我们所忽视
。
这种新文明的萌芽或旧
观念的突破，在我们看来，
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对海洋的兴趣的发生，包括
探索、征服与抗争等诸多方
面：一是以海洋为渠道进入
中土的外来文化所引起的摩
擦与磨合。简而言之。我们
更倾向把事件的性质而非事
件发生的区域作为更为重要
的条件，这是我们无意于对
沿海地区、海岸地区与海洋
区域作出严格区分的主要原
因，次要的原因则在于这种
区分可能会带来很多无法掌
控的变数，使我们很难做到
一以贯之。
在事件的选择上，惯常
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某些历史阶段。一些看
起来似乎极其偶然的、零散
的事件，因其所潜藏的新的
转机自然会受到特别的关注
，而在相关事件发生较为频
繁的历史场合，波及范围的
大小就成为筛选的重要因素
。总之，我们所认定的“大
事件”标准是动态的，是立
足其成长性的。具体而言，
在清前期与中期，一些在其
他场合显得无足轻重的历史
现象也可能被视为“大事件”
，而在清晚期，对于大事件
的限定就较为严苛，必须是
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
因此，书中大量出现的
以下现象不应该让我们感叹
惊奇：新闻报纸的创办、研
究学会的成立、新式学校的
创建、内地矿山的开发、现
代机器的引人、重要铁路的
铺设、现代股票与银行的出
现，甚至包括博彩业的兴起
，这些看似与海洋生活没有
直接关联的事件都一一被我
们罗列出来。因为在我们看
来，它们主要是“漂洋过海”
而来，其所体现的不仅是来
源渠道的不同，更主要的是
展现了新的社会精神面貌。
对于一些具体案例而言
，这样的处理违背了一致性
原则——大多数读者已经养
成了由始至终的阅读习惯，
自觉不自觉会有一种阅读期
待——但这终究与我们的体
例不合。我们务必要强调的
是，综合型的类书并非专门
史的蓄积。我们所期待的，
是永远屹立在浪头之上，和
它一起奔向前方而忽略身后
振耳的喧嚣声。至于沿海水
师甚至内河水师的沿革变迁
，以及船厂船坞的建设、外
来船舶的购人，我们则自始
至终保持了足够的重视——
这些国人最直接探索海洋的
活动，它们的意义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
的惯常性不仅体现在事件的
选择上，更体现在视野的选
择上，而后者尤其值得关注
，这也正是我们一直把《清
实录》作为建构编年核心的
原因所在。随着清史研究的
深入，众多尘封的细节被人
们一一挖掘出来，毫无疑问
，新近出现的研究成果应该
会更接近历史真相，但我们
叙述时依然围绕《清实录》
来进行，这是因为我们需要
一个一以贯之的视角。细节
固然重要，但只有被纳人朝
廷视野并为官方所评论的事
件才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