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苑奇峰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力作。胡小石先生自1921年至1928年先后在北京女高师、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主讲“中国文学史”课程，后以《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为题出版，历叙我国古代文学文体之源流正变，篇幅不长，而条例清晰，颇具卓识，出版后颇为学界所重。

2、暌违九十载，经典再归来。自1928年《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出版，1991年《胡小石论文集续编》（收入《中国文学史讲稿》）出版以来，初次出版完整单行本。并且收入胡小石学生、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所著《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3、胡小石先生在江南文脉的传承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于前辈，他曾问学于李瑞清、陈三立、沈曾植、王国维等晚清名宿；同辈人中，与陈中凡、汪辟疆并称南大中文系三老，书法上则与林散之、萧娴、高二适并称为“金陵四老”；学生则有曾昭燏、游寿、徐复、苏雪林、冯沅君、程千帆、王季思、孙望、金启华、吴白匋、侯镜昶、郭维森、周勋初等，均为知名文学史家和教授。

4、胡小石先生学问精深博大，高山仰止，是东南学术的代表之一。熔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书画之研究于一炉，特别于古文字学、书学、楚辞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等方面成就突出，著有《古文变迁论》《说文古文考》《书艺略论》《甲骨文例》《楚辞辨名》《张若虚事迹考》《李杜诗之比较》《中国书学史绪论（一）》等。

5、胡小石将文学史研究推进到新的境界。他取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为理论依据，得出四种观念：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因此反对将经、史、子、小学纳入文学的传统观念，持文学进化观，将文学史研究推进到新的境界。

6、本书以胡小石先生的讲义成书，为白话文，文字流畅清晰，无文学史教材的刻板气。无大段引文，取譬引喻，以文体演变的规律推理文学作品的真伪，可窥大师的思考过程。

7、众多大家学过的文学课。胡小石终身在高等学校中任教，一直开设中国文学史课，不光程千帆、王季思等人深受胡小石影响，学生中也有不少人以讲授中国文学史为专业，其间薪火相传，曾在这一领域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如冯沅君、陆侃如合编之《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苏雪林之《中国文学史》《辽金元文学》、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之《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均可见胡小石学说的影响。

8、胡小石逝世60周年纪念。封面采用胡小石诗词书法，完美体现胡小石的书法艺术。封底“吾生譬行文 安问淡与绚”一语，也是胡小石先生的心迹自述。另有胡小石先生印章一枚。诚挚纪念胡小石先生逝世60周年。

胡小石根据清焦循 “一代有一代所胜” 之说，主张文学随时代而发展，在本书中历叙《诗经》、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唐律体诗、唐五代词诸体之源流正变，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阐明各种旧说，不少创见，被学术界公认篇幅不长而颇具卓识。他毕生治学，文必己出，如无真知灼见，从不剿袭雷同，笔诸简端。其定文学范畴，以我国固有之“言志”说、“缘情”说结合外来之“纯文学”理论。治学方法，则严格区别治史、学文为两途，谓治文学史属于科学范围，必须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新中国成立前继出之文学史，如冯沅君、陆侃如合编之《中国诗史》、刘大杰之《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体例实受本书启发。

胡小石（1888—1962）

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斋名愿夏庐、蜩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南京。书法上，曾师从清道人（李瑞清），与林散之、萧娴、高二适并称为“金陵四老”。曾学诗于陈三立，诗词兼擅，诸体皆工，七绝尤高妙。曾问学于王国维、沈曾植等晚清耆老，与陈中凡、汪辟疆并称为南大中文系三老。

历任云南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门生有曾昭燏、游寿、程千帆、王季思、冯沅君、孙望、徐复、苏雪林、吴白匋、金启华、胡云翼、刘大杰、侯镜昶、郭维森、周勋初等。

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书画之研究与教学，造诣精深，尤致力于古文字学、书学、楚辞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著有《古文变迁论》《声统表》《楚辞辨名》《愿夏庐诗钞》等。

目录

第一章?通论 001

第二章?上古文学 021

第三章?周代文学 037

第四章?秦代文学 057

第五章?汉代文学 063

第六章?魏晋文学 091

第七章?南朝文学 109

第八章?北朝文学 133

第九章?隋代文学 143

第十章?唐代文学 147

第十一章?五代文学 213

第十二章?宋代文学 223

后记 265

附录

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曾昭燏 269

引?言

中国虽说是一个富有文学宝藏的古国，文学作品的数量颇不在少数，而且各体皆称完备。每代都有新文体产生，但是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不过从前虽无整个的文学史出现，许许多多的文人倒有不少谈到关于文学流变的种种问题，散见于零篇碎简之内。而且其中颇有合乎近代论文的旨趣，及应用演进的理论，以说明过去历代文学的趋势的人。我们在这里要举一位清代大儒焦里堂的论文名著为代表。这篇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焦君的话，引在下面（见《易余籥录》十五）：

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载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则三百篇之余气游魂。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而东方朔、刘向、王逸之骚，仍未脱周楚之窠臼。其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陈、周、隋，于此为盛。一变于晋之潘、陆，宋之颜、谢。易朴为雕，化奇为偶。然晋、宋以前，未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四声。自时厥后，变蹈厉为和柔。宜城（谢朓）、水部（何逊）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齐、梁者，枢纽于古、律之间者也。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陈子昂、张九龄、韦应物之五言古诗，不出汉魏人之范围。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观）、柳（永）、苏（轼）、晁（补之），后则周（密）、吴（文英）、姜（夔）、蒋（捷），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诗派，不过唐人之余绪，不足评其乖合矣。词之体，尽于南宋。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李（梦阳）、何（大复）、王（世贞）、李（攀龙）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偶与人论诗，而纪于此。

从上面所引的焦君的文章，可得到下列种种观念：

（一）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他最能认清在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

（二）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文学又与史学不分，以致现在一般编文学史的，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限。头绪纷繁，了无足取。焦君此篇所举的历朝代表文学作品，如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均属于纯文学方面。文学的面貌既被他认清楚了，讲起来，才不至于夹杂不清。

（三）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文学为感情之表征。有人类即有感情，有感情即有文学。“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但我们要讲的是文学的信史。须以文学之著于竹帛，而且能够确实证明是真的作品以为断。因此，我国文学的信史时代，不得不因之而缩短。焦君所讲断自商代，因为他相信经古文家之说，以《商颂》为商代作品。他并不远取《击壤》《南风》《卿云》等歌谣，甚至于葛天、伏羲时的选著，这是他的一种专崇信史的谨严态度。很可供后来讲文学史者所取法。

（四）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每种文体，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以后渐渐衰败，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但新文体既产生之后，仍然有一班人保存着旧的文体。这种人“舍其所胜，以救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这种论调，是从前一般过于贵古贱今的文人所不敢出口的。

至于这篇中偶有误点，如相信《商颂》的时代，及苏、李诗，且把韦玄成祖孙误为父子等。但大体的主张，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李白与杜甫

唐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唐诗又是唐代文学中的精华，而李白、杜甫又为唐代诗人之代表作家。自来谈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没有不推尊李、杜的。不过在我们未讲此题之先，须将一般人对于李、杜比较的种种观念之不妥当的略加辨正。

（一）根据于地理的?以杜代表北方诗人，因为他家于河南巩县，住长安也很久，所以他的诗颇偏于写实一方面，这是北方诗人的特色，又以李代表南方诗人，以为他生于四川，后又到了湖北。所以他的诗很偏于浪漫一方面，这是南方诗人的特色。这种议论，尤以日本人之研究中国文学者为尤甚，如笹川种郎之《中国文学史》便主此说，近来颇影响到中国作文学史的人。以地域关系来区分文学的派别，只有在交通不便，政局不合，如南北朝、五代等时代尚可适用，到了唐代，文学早已没有分南北的界限了。

（二）根据于思想的?又有人以杜甫的人生观代表儒家，说他的作品，句句都不离社会，而以李白的人生观代表道家，因为他的诗大半有超脱人世之感。这话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杜甫的思想，也并不是儒家可以包括的。至于太白之尚理想，崇虚无，诚然带有很浓厚的道家色彩；至于他的种种飞升远举之想，那是属于神仙家的，而且不免方士化了。其实太白又何尝完全抱着出世之想呢？人们总不能离弃社会而独立，惟其责望于人世者越大，故其对于世间之失望也越甚。到了不能“兼善天下”之时，只好逼上遁世的一条路上去。他的超出世间的思想，完全是由于他不能忘却世间的苦痛。如古之屈子、阮生均属此类。何况太白自幼便富于纵横之志，后来到处都不得意，精神渐归郁结。可见李、杜二人的思想，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分歧之处。

他们真不愧为千古的大诗人！决不易受时代及环境的影响。虽说他们在诗国的成就最伟大，但均不得意于当时之科举。他们都不是进士，他们的友谊虽然很浓密，但对其文学的主张毫不妥协。他们都能摆脱当时及从前被齐、梁所拘束之风气，各自寻找途径，出全力全智，去造就他们的艺术之王宫。

因为他们所走的路不同，我们更有比较二者之必要。大约言之：李白主张复古。他偏偏肯把他的旁逸斜出之天才，安置在古人已造好之模范以内，可说当得起建安以来古诗之一位结束的人物。杜甫主张革新。他的诗真是无所不学，但同时又能无所不弃，也不愧为元和以后诗风之开山师祖。先讲李白：

我们万不料这位被古今一般人目为大才横绝的太白，竟给我们派他一个复古派的健将的徽号，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太白之前的诗家而倾向复古的人，尚有如陈子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可惜他们的天才均不及太白的伟大，所以成绩不大好。至太白便不同了。他有时颇以复古为己任而且自豪，他曾说过：“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他又以为“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这也是他的一种复古思想的表现。因为诗之最古者为四言，五言次之，七言更后出。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开口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又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断至建安为止，以外便看不上眼。这是太白论诗的大主张。现在更从他所存留于现在的诗的形式上看来，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诗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得十首，而内中且有一首只六句。《凤凰台》《鹦鹉洲》二诗，都是学崔颢的《黄鹤楼诗》，但也非律诗；因为只收古诗的《唐文粹》中，也把此诗收入。自从沈约发明声病以后，作诗偏重外表，太白很不满意于这种趋向，乃推翻当时所流行之齐、梁派的诗体，而复建安时的古体。在他所作的古体内，可以找出许多不同的来源。因为他的天才太大，分别去学古人，同时又能还出古人的本来面目。他的五古学刘桢，往往又参入阮籍的风格；七古学的是鲍照与吴均，五古山水诗学的是谢，又学到魏、晋的乐府诗，到了小谢以后，他便不再学下去了。可是魏、晋人作诗，多不大能变化，如陶、阮只善用单笔，颜、谢只长于复笔，惟太白则颇能变化，七古多用单笔，五古描写诗多用复笔。有人在此要反问道：太白诗既复古，何以集中乐府诗竟占一百十五首之多？杜甫曾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不明明是陈人吗？不过我们可以如此回答说：凡是反对某种风气的人，对于那种风气，必有极深的研究。太白对于梁、陈以来的诗风，极有研究，所以才不满意而欲复建安之古，故李阳冰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 他是真知李白之为人，而这样说的。

这里再转过来谈杜甫。他不惟不满意于齐、梁，而且不一定以太白之学汉、魏为然。以为永明、建安都是过去了的时代，说是古体，均差不多，又何必厚彼薄此？而且每代有每代之胜，又何必苦苦宗那一代呢？所以他说：“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他一方面既不轻看古人，对于自己作诗，又总以求新为贵。所以他又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他并非完全不学古人。可以说在他的眼光中看来，从来没有一家不好，但同时又没有一家尽好。所以他学习许多的古人，但同时又推翻他所学习的古人。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程千帆（已故著名文史学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不囿于正统成见，尝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代有一代之风格。于周代则取诗三百篇与金文中之韵文，于战国则取离骚，于两汉则取乐府、辞赋，于魏晋南北朝则取五言诗，于唐取其诗，于宋取其词，于元取其曲，于明清取其南曲、小说与弹词。著中国文学史一书，考镜源流，阐述发展，影响至巨。——曾昭燏（已故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

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不独其博学巨识，为后辈所敬仰，其诲人不倦之精神，尤感人至深，后辈无有不乐从游者。——曾昭燏（已故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

我始以为胡先生是个名士派，现在知道他确是一位渊博的学者，是以科学方法治学的。——罗常培（已故语言学家、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

最近十余年来，文学史的专著乃风起云涌的出版，据我所知，已有下列二十种之多……实有多数不能令我们充分满意……我们认为满意的实只有吾家教授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及吾家教授吾家博士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胡云翼（已故著名词学家、文学史家）

小石师则取清代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于每一时代取其代表性作品加以剖析，于每时代文学，分别其主流与支流，探究其来龙去脉，使之真正具有“史”的规模。这在当时是很有du创性的。——郭维森（已故文史学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胡先生终身在高等学校中任教，一直开设中国文学史课，学生中也有不少人以讲授中国文学史为专业，其间薪火相传，曾在这一领域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周勋初（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

胡小石先生辞世虽已56年，然而蜩庐仍在，著作犹存，翰墨芬芳，文脉悠长。这个悠长的文脉，深深植根于南京大学、东南学术、中国书学教育以及中国文化传承的伟大事业之中。——程章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28年，时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教授的胡小石根据学生课堂笔录，整理成《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交由上海人文出版社印行。这部早期的文学史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甚至被拿来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相提并论，但并没有后者来得幸运，至今仍受到关注，不断重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讲稿》又经作者门人增补，收入《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中，可惜印数寥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倘用现在的学术水准来衡量，书中疏略之处自是难免。不过仔细翻读一番，还是能从字里行间寻觅到不少有意思的话题。——杨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