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国企改革亲历者的角度，提出国企改革首先要明确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即既要弥补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缺陷，又要能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样的定位赋予了国有经济“盈利性使命”和“公共政策性使命”的双重特性。由此，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按照分类改革的思路推行，而切不可“一刀切”。作者分别从企业的政治、经济、社会三种属性出发，在确立以市场主体为国有企业改革价值基本取向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对不同类型的国企改革从委托代理中授权管理制度的完善、国有资本退出机制的路径设计、市场化经营中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责任追究体系的完善、法人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童亚辉，男，1960年生，浙江宁海人。经济学博士，教授级高级经济师，浙江省文史馆研究员。师从日本京都大学青木昌彦（已故）、上原一庆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王怀宁教授（已故）。曾任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能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被评为建国70周年“能源70年·功勋人物”，荣获2020年“十大风云浙商”特别奖。其撰写的《习近平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浙江探索》署名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获新华社全文发布。

序一
序二
自序
导论
经济学的神话
同行眼中的“市场失灵”
为科学而“科学”的方法论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
国企经济学
第一章 国有企业的地位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形成与性质
一、国有企业的定义
二、国有企业的来源
三、国有企业的性质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贡献
一、国有企业的历史贡献
二、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贡献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融合发展
四、“国企效率悖论”
第三节 国有企业与经济发展
一、发展型国家理论
二、企业家型国家
三、迈向经济理论3
第二章 国有企业的组织
第一节 企业组织形式
一、传统厂商理论中的企业
二、组织的功能
三、企业的组织结构
第二节 企业组织理论
一、主流组织经济学的研究进展
二、非主流组织经济学的研究进展
三、非主流经济学视角下的国企组织
第三节 中国的国企组织
一、人本主义的组织理论
二、马克思的企业组织理论
三、中国国有企业组织
四、企业组织结构比较
第三章 国有企业的治理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特点
一、国外国有企业概述
二、国有企业的特点
三、国有企业的历史文化渊源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价值决定
一、企业的价值决定
二、国有企业的价值决定
第三节 国有企业的治理
一、公司治理早期形态与典型治理模式
二、公司治理的效用
三、“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至上”
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五、国有企业的内控体系
第四章 国有企业的效率
第一节 什么是效率
一、帕累托改进与卡尔多一希克斯改进
二、重要的效率概念
三、效率的度量
四、经济效率概念的陷阱
第二节 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一、现有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二、现有研究的局限
第三节 国企效率、国资效率与效率来源
一、国企效率与国资效率
二、市场环境引致的效率
三、外部性有为引致的效率
四、国资协作引致的总体效率
五、国有企业效率模型
第五章 国有企业的改革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一、放权让利阶段(1978—1984)
二、承包制阶段(1985—1992)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1993—2002)
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2003—2012)
五、混合所有制改革阶段(2013—)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性成就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二、组织形式的成功转型
三、企业监督体系的逐渐完善
第三节 国企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一、自主权下放不到位
二、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
三、战略退出机制的缺失
四、“出资人缺位”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第六章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思考
第一节 国企改革的重点任务
第二节 国企的改革分类
一、国企的改革分类
二、国企的改革定位
三、国企的分类考核
第三节 改革需要突破的若干问题
一、委托代理关系：授权管理制度
二、集中与退出：资源配置效率
三、激励与约束：市场化经营机制
四、追责与容错：责任追究工作体系
五、出资人定位：法人治理体系
六、市场化主体：国企改革价值取向
后记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在市场经济中，
企业是微观主体，充分发挥
企业的活力是任何一个经济
体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
件。但是企业有各种分类，
有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
、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等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谋
求盈利是企业的共性特征，
而各种类型的企业又各有其
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殊性。
中国的国有企业既是经济中
的微观主体，具有追逐经济
效益的共性特征，又作为特
殊的企业，承担着其他的责
任，要兼顾社会效益、政治
效益或者说政治责任。所以
，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除
了需要运用一般的经济理论
外，还应该从更为广阔的视
野来分析研究。童亚辉先生
的《国企的效率》就是这样
的一部著作。
在我看来，《国企的效
率》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
二是关于国有企业今后的改
革和发展。
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非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收益
率低于非国有资本，都已成
为一种共识或被广为认可的
事实。如果只是从狭隘的、
企业的、微观的账面效率指
标上看确实如此，但是，如
果从更加宽广的角度和更加
宏观的视野来看国有企业的
效率及国有资本的收益率，
上述结论就不一定是对的。
童亚辉先生从他在国有企业
工作几十年的经历出发，结
合对国企效率问题的深刻思
考后认为，要全面、客观地
分析国企效率必须结合中国
的实际，须从国企所承担的
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
责任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国
企的效率问题。而即便是经
济效率，也不能仅局限于本
企业的一些账面指标，而起
码应该考虑国企解决外部性
问题的引致效率，以及承担
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宏观
效率。除此之外，作者还特
别提出了国资协作效率，或
者说国资运行的总体效率的
概念，即由国家产业政策所
推动的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
的效率提升和政府基于国有
资本的所有者身份对其所属
的全部或部分国有资本采用
合作协同的方式，以总体利
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资本运
营所形成的交易成本的节约
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中央
政府资本和地方国有资本也
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协调，
进行合作协同，在集中力量
完成工程、项目、科研的同
时，也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
——而无须在搜寻、缔约和
监督合约执行上投入太多资
源，即节约了大量交易成本
。”在书中，作者还进一步
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在微
观效率之外的宏观效率和总
体效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制度红利’之一，这
种制度红利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是不存在的——可能这也
是主流经济学无法触摸到国
有企业宏观效率和总体效率
的原因之一。只有认清这种
制度红利，我们才能在真正
意义上坚持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
童亚辉先生在其论著中
提出的关于国企效率的观点
，我把它称为国企整体效益
论。这一整体效益论的提出
，源于他的学术素养，对中
国文化、哲学、历史的深刻
认识和他长期的国企工作经
历。所以本书还有一个值得
称赞的地方是其方法论。围
绕国有企业，作者采用了一
种综合的方法论思路，即以
国企为切入点，采用包括经
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
个方面的综合分析，研究国
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使命和历史贡献，探
讨应该如何认识国企的效率
问题，并对国企今后的改革
提出建议。比如在政治和经
济的关系上，作者认为两者
是密不可分的。政治集中体
现了经济的总体要求和总体
效益，是最大的经济，政治
就是宏观了的经济，宏观经
济就是政治经济学。这种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点带
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烙印。
作者又提出，国有企业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
有企业，有其鲜明的政治属
性，所以，它的目标、职责
、功能、定位是不同于一般
意义上的企业。基于这种综
合性视角，作者提出国企整
体效益观的思想。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备的基础
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实现快
速增长的“密码”。市场化改
革针对的是不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
，完备的基础设施靠的是什
么往往被人忽略。而本书作
者明确指出，中国强大国资
国企的存在，是打开中国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的“密钥”。在改革
开放前，强大的国资国企为
一穷二白的中国建造起了门
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为改
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
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改革开
放后，强大的国资国企又为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创
造了条件，是更好地发挥政
府作用的具体体现。我国之
所以有强大的国资和国企，
是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从历
史的角度看，我国国有企业
持续存在的“文化合法性”源
于占主流地位的国家本位的
经济思想，以及集体主义文
化传统。
因为有长期在国有企业
领导岗位的丰富工作经验，
加上喜欢对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作理论上的思考，童亚辉
具有一般经济学家和一般企
业家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
能够从经济现象中洞悉出深
刻的见解。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