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于非典和禽流疫情之后，东亚地区针对跨物种传染病所做的防范研究。法国哲学史学家、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观察并追访了微生物学家、兽医和鸟类学家们的工作，从中总结出和公共卫生措施并行的防疫策略，提醒人们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病原体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关联、不同学科关于动物传染病的理解和意见有何不同等等。他尤其讨论了专家们如何转换视角，从鸟类甚至病毒的眼光来解读世界、帮助防疫。

弗雷德里克·凯克是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巴黎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主任，《流行病人类学》执行主编。他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史、风险社会学和自然人类学之间的交叉点上，他对与动物疾病有关的健康危机进行过多项人类学研究：疯牛病、SARS、禽流感和猪流感，论述了适用于人类和动物的生物安全标准，以及它们在健康和生态灾难方面产生的预测方法。

致谢
导论
第一部分 动物疾病？
第一章 感染动物的扑杀、疫苗接种和基因监测
第二章 生物安全问题与对人畜共患病的监测
第三章 全球健康和生态环保
第二部分 准备措施
第四章 岗哨和预警信号
第五章 模拟和情境反溯
第六章 囤积和储存
结论
注释
参考文献

流感爆发是引起全球关
注的事件之一。流感爆发的
周期性特点——1918年“西
班牙流感”、1957年“亚洲流
感”、1968年“香港流感”—
—令专家们认为一场能夺去
数百万人生命的大流行病迫
在眉睫。根据全球卫生机构
的说法，疫情会在何时何地
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对于其将可能带来的毁灭性
后果，我们是否有所准备。
大流行病扰乱了社会生活，
不仅因为其致死性，更因为
其会触发社会恐慌和不信任
。因此有必要对瘟疫的发生
做好准备、减少人员伤亡和
对社会的影响。
当新病原体感染对其无
特异性免疫力的人群时，疫
情便开始了。微生物被认为
会在不同的物种间发生变异
，它们的动物宿主在感染人
类、造成传染病之前通常不
会出现症状。流感病毒在鸟
类中可发生变异和重组，特
别是水禽，它们在没有受到
感染的情况下也能传播病毒
，被称为“清醒型携带
者”(sane。而猪被描述为“
混合承载者”，因为它们的
呼吸道中有与人类病毒结合
的受体。
当微生物学家跟踪动物
宿主中的病原体，预测它们
在人类中的出现并了解它们
如何从“低致病性”转变为“
高致病性”时，他们就把动
物引入了社会(视角)。
基于社会人类学的方法
论视角，本文试图发问：人
类对于流感预防的措施是如
何改变了人类与鸟类的关系
?为了消灭潜在的跨物种瘟
疫病原体，全世界有数十亿
的家禽被宰杀。为了了解流
感病毒的传播迁移，我们对
候鸟进行了监测。野生水禽
的话题也已经从报纸杂志的
自然板块跳到了头版头条，
把禽流感爆发描绘成恐怖攻
击。屠宰场内鸡的图像侵入
了公众视野：消费者难以确
定鸡肉是否可以安全食用。
。如果致命的禽流感疫情仍
未到来，公众对它的预想已
经改变了人类与野生或家养
动物共生的世界。
禽流感被称为“人畜共患
病”，由某种病原体从动物
传染给人类而导致。人畜共
患病占新兴传染疾病的大多
数，过去四十年对它的担忧
一直在增长：埃博拉出血热
(1976)由蝙蝠传染给猴子，
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
1996)由绵羊传染给奶牛，
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
合征，SARS,2003)从蝙蝠
传染给果子狸。尽管病原体
与其环境的关系一直是公共
卫生研究的核心，但是对于
过去四十年所发生的变化，
一直被城市化、森林砍伐、
工业养殖以及全球变暖等因
素加以笼统的解释。
社会人类学通过探寻人
类与其他动物的相同点和差
异性，以这些跨物种传播的
病原体作为起点，来研究人
与动物之间关系的转变。人
类／动物关系从两个层面影
响公共卫生措施：人与动物
新的相处模式(如供人类消
费的牲畜的增加)产生了新
的爆发风险，而用来减轻这
些风险的技术(如大规模扑
杀家禽或使用哨兵鸡)也改
变了人与动物相处的方式。
本书以2007年至2013年
在中国港台地区和新加坡进
行的一项民族志研究为基础
。由于在2003年受到非典
的影响，这三个地区投资了
一些技术为流感爆发做准备
。中国香港是我主要的研究
地点，因为它是上一次
(1968)流感疫情正式开始的
地方，拥有监测鸟类流行病
的设备。由于中国的家禽数
量在过去四十年中剧增，这
三个地区的情况因此与来自
中国内地的禽流感病毒休戚
相关。这三地是中国内地外
的三个华人聚居区，像那些
众矢之的的候鸟一样，三地
居民被谴责在全球传播流感
。在这三个地区，微生物学
家与兽医、观鸟者合作，追
踪流感病毒在野生鸟类、家
禽和人类之间的变异。当我
与观鸟者共度的时光越来越
多时，一个问题变得更加有
趣：我们能从鸟类自身的角
度来看待病原体吗?因此我
想分享的是观鸟者对鸟类的
热情、微生物学家对病毒突
变的好奇。我不想通晓中国
物种的基因族谱和亲属系统
，因为我发现在人与鸟之间
传播的病毒涉及东亚的地缘
政治背景。
但我借用了他们“神话”“
仪式”和“交换”的概念，以
描述当代准备措施。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狩猎一采集
者”仅仅是对人类和鸟类关
系的文学比喻，或是一个浪
漫主义的世界观，相反，我
对中国的病毒猎人和观鸟者
的本体论的研究，就像人类
学者探寻西伯利亚、亚马逊
、非洲或美拉尼西亚的“狩
猎一采集者”一样慎重。
我喜欢用概念捕捉人类
与环境的关系(这点可能与“
狩猎一采集者”一样)，这使
我对概念之间的三元关系进
行了定量化(这点可能与牧
羊人一样)。“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这些概念辩证地形成
了黑格尔学说；它们在一个
系统的框架内也不相互对应
。区别概念是为了做一项至
关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说
，在经常被混淆的疫情“准
备”的辩论中发挥作用，从
而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的安
全固化开辟其他途径。人类
学在狩猎和畜牧社会之间的
主要区别在于驯化的门槛，
这让我在观察当代人类和动
物的关系时保持批判性。在
第一部分，我定义“预防”(
也可以叫“安全固化”)为在
领土内使用数据统计进行人
口管控。我将“准备”(也可
以叫“风险减轻”)定义为在
人类社区采取动物的角度进
行灾害的模拟。他然后，我
把“防备”定

动物是危险的病毒库吗？
病毒会跨物种跃迁吗？
东亚对于禽流感大流行有怎样的战略地位？
面对全球危机，我们需要怎样的竞争和团结？
本书聚焦于非典和禽流疫情之后，东亚地区针对跨物种传染病所做的防范研究。

在这本关于亚洲预防禽
流感大流行的民族志中，弗
雷德里克·凯克令人赞叹地
综合了科学人类学和制度人
类学的视角，描述了生命权
力的现代化，分析了濒危状
态下的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
关系，从而展现出共同价值
观是如何从彼此的脆弱性中
演变出来的。这是对不同生
命形式共存的规则的重大贡
献。
——菲利普·德斯科拉
（PhilippeDescola），法兰
西学院自然人类学教席教授
这是一本不错的书，读
来既有趣又充满真知灼见的
火花。弗雷德里克？凯克将
微生物学家比作猎人，又将
他的本体论与特定的科学实
践相结合……如此丰富的比
照让这种尝试颇有可读之处
。我觉得和此书一起思考既
刺激又有益。
——罗安清（AnnaTsing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人类学系教授，《末日松茸
》作者
这本书的信息既及时又
经久不衰。鸟类和它们的微
生物，就像古典文学的预兆
一样，见证了一个更高的真
实。我们最好听从这样的预
言。
——普利西拉·瓦尔德
（PriscillaWald），杜克大
学英语文学教授，《传染病
》作者

第一章
感染动物的扑杀、疫苗接种和基因监测
当人畜共患病爆发时，最直接的政策是大规模捕杀可能受感染的动物——术语是“选择性扑杀”，即分离“感染”和“未感染”的动物。但还有两项关键技术可以控制疾病在动物间的传播：注射疫苗使其产生免疫力，收集数据以监测病原体的突变。。在这一章中，我将探讨社会人类学是如何从人类和动物的不同角度来验证这三项技术的合理性。因此本章对社会人类学和动物健康管理进行平行探讨，以区别“预防”和“准备”的概念。你将会读到四位社会人类学主流作者如何解读欧洲公共卫生史上四种主要动物疾病，以及动物疾病是如何挑战“社会”这个概念的。
针对作用在人和动物之间无形的微生物以及这三者往来的因果关系——我称之为“参与形式”，扑杀、疫苗接种和基因监测都有不同的理解。
讲到“参与”就得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在管理动物疾病时如何将所有因素都包含在内。在社会人类学的历史上，“牺牲”这个概念久谈不衰。它定义了一种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不似物理关系般直接，而是群体里所有成员一齐作用的共业。以此为基础，本章进一步研究，囊括了动物疾病处理的所有因素，“参与”是如何定义以动物生命为代价的人类群体?我认为“参与”将动物生命带入公共卫生假设的考量，舒缓了人与动物之间紧张、矛盾的关系。本章将探讨什么是动物疾病公共卫生管理中的错觉和误判，以及动物健康管理的准备举措如何克服以往技术所遇到的冲突。如果动物饲养员、公共卫生官员和记者被要求参与动物疾病的管理，如何使他们的举措不受牺牲观念的影响?我认为，扑杀和疫苗接种这两种以牺牲为指导思想的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忽略了动物的感受，而通过基因监测提高参与的“准备”措施则考虑到了。
赫伯特·斯宾塞和口蹄疫
社会人类学家现在很少读到赫伯特·斯宾塞，但他为社会学的普及做了很多贡献——社会学是1830年由奥古斯特·孔德在法国提出的一个术语，这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关注在公共危机之中社会如何维持自身存续。虽然没有直接受到达尔文的影响，他的理论的总体框架也可称为进化论，因为它假定人类从最原始的状态到更复杂的形式有一个普遍的进化。1873年，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以一位饲养员抱怨应对动物疾病的公共政策开篇。在他的叙述中，对生病动物的大量捕杀让一些个体开始反思他们生活的社会。
在乡村的酒馆里，这位农夫一边抽烟，一边非常肯定地说，议会应该对“口蹄疫”采取措施。在农夫的桌子上，他的主人用拳头把杯子弄得叮当作响，一边继续强调他的牲畜在牛瘟期间被宰杀他却没有得到一半的补偿……对群体行为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大脑，也对行政机构所能取得的利益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每一个这样的人心里，似乎都藏着这样的观念：社会上的每一件坏事都有纠正的方法，并且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无知物理致因的人们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它是多么微妙和复杂，它贯穿了人们的行为。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