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富有和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时期，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对于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闲哉。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倘若非处在某个文明已是落花流水之际，人们便总是很难像曹雪芹那样蘸着血泪去为它写一个清醒的跋尾。
本书是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的名作，细致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下层社会民众生活。

刘东，1955年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师从李泽厚；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讲学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和中国的港、澳、台；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领域。
著述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近思与远虑》《浮世绘》《理论与心智》《道术与天下》《用书铺成的路》《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自由与传统》《引子与回旋》《悲剧的文化解析》《国学的当代重估》等；译有《马克斯·韦伯》《卢梭·康德·歌德》《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等；编有《中华文明读本》《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话语》《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等；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前者为当今汉语学界一大丛书，后者为当今第二大丛书。此外，还创办和主持了《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大学之忧丛书》《艺术与社会译丛》《清华国学书系》《讲学社丛书》等系列；他所主编并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长期赞助的《中国学术》杂志，更被公认为华语世界学术量重要的学刊。

导言\t
第一章 城市
1.选都杭州\t
2.人口过剩及房荒\t
3.火灾及消防\t
4.交通与供应\t
5.城市生活的乐趣\t
第二章 社会
1.变迁中的社会\t
2.上流社会\t
3.商人\t
4.城区的普通百姓\t
5.农民\t
第三章 衣·食·住
1.居住\t
2.个人卫生\t
3.衣着\t
4.饮食\t
第四章 生命周期
1.家庭环境\t
2.出生\t
3.抚养与教育\t
4.婚姻及妇女之地位\t
5.疾病\t
6.亡故\t
第五章 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
1.节令与历算\t
2.节庆\t
3.宗教\t
第六章 消闲时光
1.城市生活的影响\t
2.娱乐\t
3.艺术和文学\t
第七章 总结性描绘
译后絮语

人们惯常妄下结论，
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
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
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
是一种错觉而已。任何未
被分辨清晰的事物，总是
显得缺乏特点。如果我们
自家的文明也遭到历史学
家们此等程度的忽视，如
果人们对它自古代以降的
复杂发展也所知甚少，就
像他们对中国的那样，那
么，它同样也有显出巨大
惯性的危险，在其某些传
统和精神取向中也同样能
找到中国那种恒久不变的
特质。不过我想，在这方
面的错觉也包含着某种真
理的尺度，至少它告诉了
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
自家的文明和中华文明一
样，在其抉择关口都是奇
异的和飘忽不定的。只是
由于缺乏适度的比较，才
使人们难于领略其妙处所
在，尽管这尚未妨碍我们
每每进行自我省察。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
经历过诸阶段之发展的并
不只有我们的文明。随着
研究的进展，我们曾经建
立起来的有关中国的固有
形象正在消逝。而一旦笼
罩住其轮廓的迷雾散去，
我们就将发现，中国的历
史并非存在于延续性和不
变性之中，而是存在于接
踵而至的一连串剧烈震荡
、动乱和毁坏之中。公元
6—10世纪，中国经历了
一个其面目全然无从辨认
的时期。当时，草原的游
牧民族盘踞了北方各省，
而佛教的全面胜利也留下
了至深的印迹。事实上，
每个时期都自有它独具的
风貌，甚至唯独适于它的
环境。此外，中国幅员辽
阔，也意味着它在气候、
风光、生活方式、习俗和
方言等方面千差万别。这
是一个面积可与整个欧洲
相匹、具备近3000年有
记载历史的国度，因此，
任何对它的有效论述都必
须涉及确切的时间与地点
。再不许奢谈什么“永恒
不变的”中国了。
笔者最初本来想写一
本涉猎面更宽的书。但鉴
于中国的世界是如此之大
，各地区存在差异，历史
赓续不绝，我发现有必要
对研究领域进行更精确的
限定。我所选定来描绘中
国生活的特定历史时期，
是被称之为南宋(1127—
1279)的那个王朝的末年
，即其国都从1276年起
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
十年。我所选定的区域则
为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
本身为主，这个大都市当
时称作临安，是中国建都
之处。如今，此处为一片
旅游胜地，因山明水秀而
闻名遐迩，它是一座拥有
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位
于上海西南120英里处的
钱塘江口。在1275年前
后，它却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会。
在说明我们做这种选
择的理由之前，有必要做
一番历史简介。
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
中国有过最辉煌的岁月，
而到了公元12—13世纪，
情势就有了令人瞩目的扭
转。在这4个世纪中，发
生过急剧的变化。一个尚
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
明的社会，已经被另一个
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
的社会所取代了。
整个这一时期的共通
特点在于农民的贫困和不
安定的生活。这完全可以
一目了然，而且，这种贫
困还在与日俱增。中国唐
代的粗犷朴素的伟大可以
归咎于其气候的特点和人
民的性格。它立国的中心
位于干燥和充满灰土的黄
河河谷平原，该平原展开
于河西走廊的末端，而河
西走廊则穿过了大片高山
峡谷，直抵中亚腹地的军
事要塞。在马可·波罗看
来，中国13世纪的蛮夷之
地反而是稻田密布、运河
成网的江淮流域和浙江丘
陵地带，以及东南沿海省
份(现在的江苏、浙江、
福建)和长江流域。对于
这位威尼斯旅行家来说，
这里和中国北部反差很大
，简直判若天壤。
公元8世纪的中国南方
，由于其沉闷和使人丧失
活力的气候，只不过是辽
阔帝国的一块未开拓的地
区罢了。人们的兴趣和感
情都另有所系。对于许多
人来讲，南方并非祖先的
故土，在那里会产生一种
流放之感。中国的伟大王
朝总是建都于北方，即如
今的西安及其以东地区。
不过，数世纪过去之
后，人们已经不断地感受
到了中国南方的日趋增长
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
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
，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
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
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
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
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
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
存在和它的活力。对于这
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
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
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
的解释是：正是公元10—
13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
蒙古一带的野蛮游牧民族
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
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
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
主要动因。
游牧民族入侵的第一
个阶段是在唐代，当时通
往中亚的丝路被切断了。
其第二个阶段，是胡人于
长城以北建立了强有力的
国家(西夏、辽和金)，并
从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
对中国的北部省份构成了
持久的威胁。在最后一个
阶段，则带来了种种悲剧
性的事件，而发生这些事
件的历史岁月又构成了我
们对中国日常生活进行描
写的背景。这段历史时期
包括两个重要的年份：首
先是1126年，北宋(960—
1126)的京城(今河南开封
)于当年失陷，紧接着长
江以北的整个中国北方均
被侵占，此后，中国皇帝
和他的朝廷最终在杭州定
居下来，而与此同时汉人
与胡人的交锋前线也沿着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精)》为名家作品，作者为法国有名汉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谢和耐；译者刘东先生也是有名学者，名有名译。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南宋临安的日常生活，呈现中华帝国鼎盛时期的生活艺术。

译后絮语 刘东
人这种生灵，实是妙
不可言，所以大家对人性
体会和揣摩得愈久，便愈
会感到，它的特征总是难
以说清道尽。正因此，无
论古往今来的哲人们怎样
想以“种加属差’’的逻辑规
则去框套它，都终难逃脱
以偏概全之弊。比如，在
看完这本书的校样之后，
我便突发奇想：若是仿照
先哲的路数，再把人说成
是一种“努力记忆，追索
和验证自身历程的存在”
，大约也不至于比将其说
成是“创造劳动工具的动
物”之类的定义肤浅到哪
里去。诸君只要略加试想
，便会省得此论大致不差
：天底下的所有变异发展
，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
痕”的，这对于任何动物(
包括高级的灵长类动物)
来说均概莫能外，故蛮可
以称作一切存在的普遍劫
运(此之谓“种”的群性)；
然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
被造之中，究竟又只有人
这种动物，才会这样不怕
伤透了脑筋，想要努力记
住和说破这场春梦，悟出
自己到底何从何去，这难
道不正是人的独具癖好(
此之谓“属”的差异)么?
这道理看起来太过简
单明了，好像都没有必要
煞有介事地讲出来，除非
是在耍弄文字游戏。不过
，仔细想来却又会发现，
由此所生发的问题却远非
如此简单明了，以至于我
们根本无心再来幽什么默
。实际上，正由于人类从
本质上说乃是一种“记忆
动物”，才化育出了人文
学科这种教人“白头搔更
短”的知识领域，才推绎
出了无数令人文学者们百
思不得其解的艰涩课题。
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跟着
再下一个定义，又把人文
学者再说成是人这种特殊
“记忆动物”所分化出的专
有“记忆器官”。记得潘诺
夫斯基在其有名的论文—
—《作为一门人文主义学
科的艺术史》中就曾作过
这样的对比：一方面，尽
管狗也可以用叫声表示来
了客人，但它却不会用一
种特殊的叫声来表达这样
一个意念——当主人外出
时曾有客人造访，所以，
只有人才能使用符号记录
下自己的实际经验过程；
另一方面，尽管同属人类
的自然科学家也需要研究
前人的记录，但他却只会
用自己的自然体系去吸干
涌现出这些符号的时间长
河，而决不会觉得这种记
录本身有什么独立含义和
永恒价值，所以，又只有
人文学者才会透过这些符
号去留心人类的一般文明
轨迹。正因此，潘诺夫斯
基才会一言蔽之日：“人
文主义者，从根本上说，
就是历史学家。”
不消说，潘诺夫斯基
所讲的历史学乃是广义的
，而若从当下的学科分类
而言，则绝不致意味着大
学里的文科只应设置历史
系。这是因为，我们自不
难推想：即便只从省察和
增进人类记忆之真确度的
目的出发，专事记忆的历
史学也会自然而然地递进
为历史哲学式的反思；更
何况，在这种记忆之维中
，还更会跃升出人类对于
自身历程、地位和命运的
形而上玄想。然则，正因
此我们又会顺势联想到：
一位真正够资格的人文学
者，就不仅要和普通人一
样去顺从自己的记忆本能
，一味去满足自家的求知
兴趣，还更需要开动脑筋
去想透下述问题：此类记
忆究竟有否理由成为人类
不可或缺的本质特点之一
?其实，这个问题也正是
门外汉们经常气势汹汹地
诘难历史学家的——过去
的那些陈芝麻旧谷子，那
些断烂朝报，到底“干卿
底事”，值得你们去皓首
穷经?不过我们先不忙去
嘲笑外行，只怕即便是那
些选择终身以钻故纸堆为
业的人们，也未见得全都
敢理直气壮地应对它。倘
非如此，马克·布洛赫就
不会正襟危坐地去写一整
本书来回答其爱子的幼稚
问题了——“告诉我，爸
爸，历史有什么用?”照这
位法国史学巨擘看来，这
个童言无忌的问题确乎击
中了要害，直指历史学能
否成立的正当理由。故此
，为了替自己对历史知识
的强烈癖好辩护，他就不
能不对人们那种短浅的功
利心名日《梦粱录》。”
当然，我们绝不可以因为
往事散尽，便武断说书中
描摹的梦境并不足以给后
人带来美感；而且，或许
恰因其如梦如烟，朦胧缥
缈间才更增添了一层惹人
追思和向往的情致。然而
，有了上面那一番检省，
我们却总可以醒悟到：孟
元老、吴自牧之流的忆旧
之作，“实不过是在“梦中
说梦”罢了，——他们毕
竟还没有看破古代文明成
就的先天脆弱，毕竟还只
是在徒自梦游着“太虚幻
境”。所以相形之下，终
究还是生于文明末端的曹
雪芹悟性更高，因为他的
《石头记》向我们表明，
作者业已从千年之梦中大
觉大醒。正如余英时在“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所
总结的：“红楼梦这部小
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
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
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
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
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
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
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
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
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
园中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
。干净既从肮脏中来，最
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
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
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
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世
间的最大的悲剧!”呜乎—
—谁道“都云作者痴”呢：
整个华夏审美文化的历程
，不正像雪芹笔下的红楼
一梦么?
而最可怕的还在于，
倘非处在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
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
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
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
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
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
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
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
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倘若非处在某个文
明已是落花流水之际，人
们便总是很难像曹雪芹那
样蘸着血泪去为它写一个
清醒的跋尾。
——刘东

1．选都杭州
时机常会把事情安排妥帖。公元1126年，当马背上的蛮族女真人以雷霆之势攻占宋王朝的国都(即今日的开封，位于黄河流域)时，南迁便开始了。不过，当时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出杭州注定会成为新王朝的行在。它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边远省份的省会，坐落于浙江口，距离主要的商道相当遥远。二帝及其廷臣，一行3000余人，被蛮族押送到沈阳以远的地方。一个逃脱的皇子于公元1127年在南京称帝，尔后便在游牧民族侵袭之前望风而逃：有时候逃到长江中游的城镇；有时候再向东逃到扬州，大运河在那里与淮河相接；或是逃到长江右岸的镇江，江水经南京流到这里；又再向南逃到苏州，接着是杭州。这些地方的城墙均不足以抵御侵略。但相比起来，高宗多次停留过的杭州，却比长江流域的城池更易于防卫。若要抵达那里，须先经过一片布满无数湖泊和泥泞稻田的地区，这使得骑兵难于展开。在开封失陷10年后，局势恢复平静，中国划淮河而分为两半，淮河以北为蛮族所据，以南则属于汉人，而皇帝终于选杭州作为都城。
宋高宗之所以作此决定，既不是出于杭州城的重要性，亦非鉴于它过往的历史。只有南京才一度当过南方小朝廷的京城(317—590)，那里似乎更值得考虑被当作天子的居所。除了与受入侵威胁的地区有适当的距离间隔之外，杭州只有一个好处：它那令人流连的风光。城西的湖泊以及环湖的优美山势，使得它至今仍是中国最有魅力的胜景之一。人们在13世纪对它的描绘，虽然与某位学者的下述铺陈比起来尚不免相形见绌，却兴许足以引我辈入胜了：“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
杭州的秀丽当然会在选都时成为一个考虑的因素，而此事一旦定夺，它在地理形势上的诸般好处亦开始显露出来。在长江和东南沿海之间当时正有若干大商埠崛起(其中首要的当推福州与泉州)，而就在杭州成为京都的同时，它也注定要成为蓬勃兴起的新的南部中国的大商业中心。考虑到当时的实情，杭州作为一个扩展中的城市，还是比古旧的南京更适于作为首都，后者正处于衰退之中。
事实上，人们并无热情去把杭州当成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直至12世纪中叶，皇帝及其廷臣仍然对是否要永久安身于杭州犹犹豫豫。他们不合得花钱去改善居所，说只要能遮风挡雨便足矣。而只有较北边县中的官邸，才是皇帝以及主要行政机构惯常居住的地方。临时宫殿的主要门柱之间距，其宽度不超过一二百柞。到1133年，才勉强决定在皇宫(以前的县衙)南门修造一条遮蔽路，以便百官在雨天中能不再在泥泞中穿行。而直到1148年，才又决定把宫墙扩建至东南方，但其中的建筑物仍然稀稀落落，且装修不足。两座主要的建筑物，高只有60英尺，宽则不超过80英尺。总体来说，它们并不比一所大的县衙富丽和奢侈多少。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朝廷并未习惯于外省的生活，而长期对此持保留态度。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杭州城本身有任何抵触，而是由于100多年以来皇帝及其朝臣均始终怀有收复北方各省的夙愿。而杭州也从未获得过作为国都的名义。它只不过是皇帝的临时行宫而已一一在中文中称为“行在”，而在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行在”一词均被改作Quinsai，或Quinsav、Kinsay等等(尽管杭州已被蒙古人占据，这个名词却一直与该城相连)。朝廷当时落脚于此，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种权宜之计的后果却是巨大的：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这座中等规模和具有外省特点的城市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庶和最享盛名的都会。在13世纪末叶，杭州城的生机勃勃、豪侈美丽使得马可．波罗为之倾倒。他很少能领悟到，如此一座伟大的城市竟是从如此质朴无华的起点上发展出来的，他也想不到，宋代皇帝竟是如此半心半意地把它当成都城。
杭州城的城址在宋代以前有过变动。在早些时候，由于考虑到缺乏足够的灌溉用水及饮水，曾有人想到过开挖一个人工湖泊，该湖将因修造一条堤坝截留住周围群山的水源而形成。到了公元7世纪，杭州城才最终坐落在现在的地方，位于一块1—2英里宽的狭窄冲击沃土之上，这块土地又夹在浙江左岸和那个湖泊之间，浙江由此通向人海口，而那个湖泊又在杭州城以西近2英里处。7世纪初修筑的城垣就是根据这里的地形而建的，它长11英里，从南到北大致构成了一个长方形。这些城墙到宋时又向西南扩展，遂形成了13世纪的城垣。它开了5座大城门，运河即经此城门流过；又开了13座门楼，城市的大街直通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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