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秦汉时期简牍的大量出土，秦汉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简牍研究的热潮，研究论文和专著不断问世，极大地推进了秦汉史研究的发展。以现今我们所能掌握的简牍资料来看，由于资料较前极大丰富，使研究较宏观问题以及进行一段时期之内的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都成为可能。因此，本文希望以此为目标，综合汉代及孙吴的大部分相关简牍，将它们进行各角度各层面的比较，以期对简牍中所反映的汉代至孙吴的社会状况进行更深层次的梳理。
由于大量真实反映秦汉时期社会情况和经济发展的出土资料的出现，秦汉史研究者抓住时机，开始涉足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汉代与孙吴国家基层管理手段比较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亦以此为方向，分析和比较秦汉时期国家对基层民众所采取的各类管理手段，以期展示其在较长时期之内的变化发展过程，并讨论其中所隐含的变化规律。
受简牍资料内容的限制，《汉代与孙吴国家基层管理手段比较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准备讨论的国家基层管理制度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和给贷制度，对这些制度的有效操控是一个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对户籍的控制。国家对基层民众的控制采取的非常主要手段是严格户籍制度，因为对户籍的严格管理是进行有效的赋役征收的前提，这点自古以来即达成共识，如东汉末徐干所著《中论·民数》中讲述人口记录关系到国家盛衰强弱，称“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其次是赋税，赋税制度的顺利实施不但是国家控制其编户齐民的根本方法，也是提供充足的财富以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而给贷制度施行的根本也是为了使民众更好地纳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赋役的征收能够顺利运转起来。因此，对户籍、赋税和给贷等内容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变化可以综合反映国家对基层管理手段的变化。
张燕蕊，女，1977年生，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历史学博士，博士毕业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杂志社。
著作有《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秦汉卷经济部分），发表论文《从走马楼吴简户籍书式看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长沙走马楼吴简吏簿研究》《里耶秦简债务文书初探》《简牍所见秦汉时期债务偿还问题刍议》等。
随着近年来秦汉时期简牍的大量出土，秦汉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简牍研究的热潮，研究论文和专著不断问世，极大地推进了秦汉史研究的发展。以现今我们所能掌握的简牍资料来看，由于资料较前极大丰富，使研究较宏观问题以及进行一段时期之内的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都成为可能。因此，本文希望以此为目标，综合汉代及孙吴的大部分相关简牍，将它们进行各角度各层面的比较，以期对简牍中所反映的汉代至孙吴的社会状况进行更深层次的梳理。
由于大量真实反映秦汉时期社会情况和经济发展的出土资料的出现，秦汉史研究者抓住时机，开始涉足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本文亦以此为方向，分析和比较秦汉时期国家对基层民众所采取的各类管理手段，以期展示其在较长时期之内的变化发展过程，并讨论其中所隐含的变化规律。
受简牍资料内容的限制，本文准备讨论的国家基层管理制度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和给贷制度，对这些制度的有效操控是一个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户籍的控制。国家对基层民众的控制采取的最主要手段是严格户籍制度，因为对户籍的严格管理是进行有效的赋役征收的前提，这点自古以来即达成共识，如东汉末徐干所著《中论·民数》中讲述人口记录关系到国家盛衰强弱，称“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其次是赋税，赋税制度的顺利实施不但是国家控制其编户齐民的根本方法，也是提供充足的财富以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而给贷制度施行的根本也是为了使民众更好地纳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赋役的征收能够顺利运转起来。因此，对户籍、赋税和给贷等内容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变化可以综合反映国家对基层管理手段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