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横跨元明清三代、千余种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分析，艾尔曼教授探讨了1315—1905年间作为晚期帝制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科举制度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面向。艾尔曼对科举制度的探讨修正了很多我们先前对于这一考试体系实际运作过程的看法，其中既有对科举作为政治和文化组织运作的分析，也有对科举在被现代改革者们无情废止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无法预料之社会后果的反思，同时深入解读了科举作为一套历时久远、运作成熟的制度的历史意义。

高远致，公司职员；译有《<教父>电影全剧本》《音乐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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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谢
第一章 重新思考晚期帝制科举考试的历史根源
第二章 明初的皇权、文化政治与科举考试
第三章 晚期帝制中国科举考试的制度动态与精英流动
第四章 科场与王朝权力的局限
第五章 文言读写能力与晚期帝制科举的社会维度
第六章 焦虑情绪、科举美梦与备考生活
第七章 科举考试的文化范畴与作为精英写作的八股文
第八章 评卷标准、文士阐释与王朝对知识控制的局限性
第九章 科举考试中的科学、史学与汉学
第十章 19世纪之前清政府科举科目改革的加速
第十一章 去合法化与去经典化：进退失据的清末科举改革
附录一 科举考试一手文献，1148—1904（1042种记载）
附录二 摩门族谱图书馆馆藏科举考试一手文献
附录三 表
附录四 650—1905年间科举考试科目时间轴
附录五 除地方志外科举考试史料的主要类型
原始、二手文献书目
索引
译后记

葛兆光
这是一部迟了20年才译
成中文出版的大著作。20
01年，艾尔曼(Beniamin A
．Elman)教授就在加州大
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晚期
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在我看来
，它可以说是海外学者有关
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
本标志性著作①。如果说，
宫崎市定1946年的《科举
史》从制度史角度描述了中
国历史上(主要是清代)的科
举，何炳棣1964年的《明
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
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关系
，那么，2001年艾尔曼的
这本书则是从文化史的角度
，深入而细致地叙述了明清
科举史的变迁，科举如何影
响了传统中国皇权与精英士
绅，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怎
样形成复杂关系，以及它如
何塑造了文化史意义上的中
国。在科举对传统中国以及
现代中国的历史意义上，我
百分之百地赞同包弼德
(Peter K．Bol)在英文版封
底推荐词中说的：“科举是
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
之一，没有科举的话，或许
中国会完全不同。”
没有科举的话，确实中
国会完全不同。如果我们隔
海看看日本，尽管和中国一
样深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
的影响，因为没有科举，日
本便没有形成文士群体及其
文化意识形态(在国家与民
众之间是武士阶层)，也没
有形成把帝国权力渗入社会
底层的知识官僚(日本不是
官僚管理的郡县制而是分封
世袭的封建制)，科举之有
无，使日本与中国政治文化
间有了好大的差异！也可以
转头看看朝鲜，和明清中国
同样宗奉朱子之学的朝鲜王
朝，虽然也有科举制度，但
因为它的科举考试只允许两
班士人参与，以李、权、尹
、洪、金为首的两班士人家
族通过科举垄断了上层权力
，这导致了朝鲜精英阶层的
意识形态结构极其牢固(朝
鲜王朝时期，中进士100人
以上的38个家族垄断了
7502个进士，即三分之二
以上。朝鲜两班对朱子之学
的极端捍卫，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知识和思想权力的垄
断)。两班垄断了科举与官
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朝鲜王朝所谓“士林派政权”
的激烈党争(朝鲜王朝士大
夫集团如老论、少论、南人
、北人的激烈党争，在传统
中国政治史上很罕见)，甚
至还因为两班士人对经典知
识与思想的垄断，造成社会
上下层在文化上的断裂。很
显然，就是看似文化具有同
一性的东亚，无论怎样强调
形成这个区域的汉字文化、
儒家文化和律令制度的共性
，在科举文化上的差异还是
塑造了彼此的巨大差异。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白
作为文化史上的重要制度，
“科举”对于“中国”何等重要
。
但艾尔曼说，科举并不
只是一种制度。
一
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
可是，过去却常常把它看成
只是一种制度。
确实，很多人，包括我
在内，对科举的了解，最初
就只是把它当成传统中国的
一种考试和选官制度。我的
这种认知来自大学时代。记
得1979年还是1980年北京
大学为我们开设了一门“中
国文化史常识”课，主持人
阴法鲁先生邀请各个领域的
专家给我们讲解天文地理、
音乐绘画、职官制度、宗教
信仰，这奠定了我们了解传
统中国文化的知识基础。其
中，有关历史上的科举，主
要介绍的就是三项制度，一
是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二是考试中的八股文与试
帖诗，三是监生与贡生、举
人与进士等身份。尽管课程
也对科举进行一些批判，但
对于科举本身的介绍仍然只
是注重制度层面。这种制度
史的介绍，淡化了皇帝与考
官在试卷上与考生的较量，
删去了科举考试过程中的政
治、情感与动荡，也减去了
读书人活生生的所思所虑和
紧张生活，因此科举的历史
从丰富而充沛，变成清晰但
苍白，就像我二十多年前给
艾尔曼另一本书《从理学到
朴学》写的书评中所说，把
在江河中自由游动的活鱼，
变成实验室中的标本鱼。尽
管这样的介绍，完全可以得
到历代正史中《选举志》的
文献印证，看上去准确无误
，但给我们的只是一种生硬
和抽象的“制度”。
……
这些旧问题带来新问题
，这就是：作为一个现代的
历史学者，在赞同从后现代
立场对现代性进行质疑的同
时，是否也应当赞同站在现
代立场对于前现代弊病的批
判？在历史主义地理解过去
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
是否也可以理解不得不挣脱
这种“死的拖住活的”的文化
传统以追寻富强的心理？从
历史学的角度说，究竟怎样
既避免后见之明即“事后诸
葛亮”的批判，又同时避免
堕入“存在即合理”那种看似
公正的陷阱？
这些问题，是给艾尔曼
教授的，也是给我自己的。
五
自从1996年我在《读书
》杂志发表《十八世纪的思
想与学术》一文评介艾尔曼
教授的《从理学到朴学》以
来，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
的岁月里，我们有很多学术
往来。我们成为最好的学术
合作者，艾尔曼和我(以及
东京大学羽田正教授)不仅
一同组织了近十年的普林斯
顿、复旦和东京大学的学术
合作，而且也成为互相探讨
(甚至争论)学术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