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二十岁后，首度杂文结集。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描画身旁被绑架的一代群像，重寻写作的意义。
本书由作者发表的各类文章精选而成。在书中，作者选择暂时回避各种大而化之的议论，退而反思自己的写作与成长历程，观察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试着描摹群像，剖析标本。同时，在十七年的写作之后，重寻写作的意义，思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袒露内心的文学地图。　　本书特别收录获得“人民文学奖”的长文《审判童年》。在文章中，作者博采众议，纵横捭阖，重新审视与阐发涉及童年的若干命题，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读之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结舌，令人耳目一新。

蒋方舟，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阳。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次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审判童年》，“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获得第一届朱自清散文奖。代表作：杂文集《正在发育》《邪童正史》《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蒋方舟的写作展示了对自身和“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的关切。

代序　故人无少年
被绑架的一代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中产阶级的孩子
天才的出走
被绑架的盗火者
长安青年
想象的祖国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
文学中的乡土中国
中国作家梦魇
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做伴
达尔文改变中国
纸上的街道
前卫的民国
@张爱玲
将军白先勇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审判童年
第一章　家里的鬼影幢幢
一　手足
二　祖父祖母
三　母亲
四　父亲
第二章　 我活在一个我不可能成为好孩子的世界里，而我也比我想象的更坏
一　保姆
二　幼儿园
代后记　写什么

故人无少年
五年前的冬天，我坐
火车来北京，在清华最老
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
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
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
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正
午仍冷，呼出的白气依稀
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
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
得自己面试得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
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
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
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消
失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
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
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
励志话语——“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
一步心就往下顿一顿、沉
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
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
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
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
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
取通知书，在小城市的大
酒店摆了酒席，和几十桌
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
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
“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
类的话。
不久之后，我收到《
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
的聘书，聘我为特约记者
，之后又成为主笔。我一
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个
投奔的去处。
这一次，我踌躇满志
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
“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
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
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
为，才觉得惶恐：不仅没
有显示出任何“前途无量”
的征兆来，应付琐碎人事
的时间多，耐得住寂寞的
时间少，甚至愧对“珍惜”
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
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
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
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
；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
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
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
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
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
说越来越困难了。
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
判为主。批判的对象，则
是微博上那个水深火热的
社会，新闻里耸人听闻的
国度，口口相传的那个恐
怖的怪兽。缺乏社会和生
活经验，让我只能去想象
自己的敌人。
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
，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
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
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
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
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
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
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
。因此，当我写下“中国”“
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
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
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
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
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
“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
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
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
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
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
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
也得有人来下。
我和一个同级的建筑
系同学聊天——我们高中
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交流
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么
的，也会彼此感动和自我
感动，他们理科生把这叫
做“有人文情怀”。
前两天再和他聊天，
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
“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
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
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
改变的只是一小件。”
他能做的，就是造好
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
花里胡哨投机取巧，或是
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考入体
制内的设计院。
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
德把这叫做“反政治的政
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
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
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
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
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
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
：“旧国别多日，故人无
少年。”实际上，我从未
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
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
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
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
，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
，不曾相忘。
2012年11月
写于北京

本书中的文章既是作者对之前阶段生活的总结和挥手告别，书中随处可见的自省、平实有力的记录，也标志着作者在写作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本书稿收录了蒋方舟200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长篇散文《审判童年》，该文后来获得人民文学奖和朱自清散文奖。

写什么
看一位我非常敬重的
文学前辈的采访，他说自
己几乎半年没有写作，“
每天都在混过去，写好的
东西不想改，写了一半的
东西不想回头看。突然写
作失去了一切意义。”
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
算下来，我写作竟然
已经十七年了，其中最长
的搁笔期，是高考前的三
个月。其他日子里，几乎
一日不写作。每隔几年，
我都会带着巨大的自我怀
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
童年时候，写作是为
了把自己和周围人区别开
。所有人去同一所小学，
读同样的课本，有同样的
前途，我不愿如此，写作
就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救
命稻草。
青春期，写作是为了
克服孤独感。过于依赖自
己的与众不同、习惯旁观
的姿态，让我对生活有种
疏离的态度。从中学到大
学，老师给我的评语永远
是：“无法融入集体。”越
是格格不入，就越要依靠
些什么来逃避孤立的痛苦
，只有写作，能把寂寞变
成一场理直气壮。
到如今，回答“为什么
写作”这个问题，变得越
来越艰难。
我发现，写作并不是
为了更好的生活。相反，
生活是它最大的敌人，生
活的富足或贫瘠，都会让
创作失去动力。生活过于
平淡，让人没有写作热情
；生活过于跌宕，则让人
无暇平静地坐在书桌前。
只有让生活服务于创作—
—而不是相反，才能让人
长期恪守写作者的身份，
一天天地写下去。
随着越写越多，写作
带来的满足感，变得越来
越小。近几年，我的兴趣
从文学扩大至社会层面，
大学四年，我几乎完全停
滞了小说的写作，而转向
写杂文。必须面对的是，
“文章救国”的时代早就过
去了，抒写社会现实，只
会让人愈发无力，同时还
要面对读者的挑剔：“写
这些我们已知的社会阴暗
面有什么用？你应该多传
播一些正能量。”
可是，抛开那些刻意
寻来的心灵鸡汤，生活本
来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啊
。
不久前，一个乡亲给
我打来电话。他是我家乡
的一个文化商人，在我读
中学时请我吃过几次饭，
电话的一半时间用来夸张
溢美我是家乡几十年出一
个的才女，另一半时间用
来讲述自己如何为家乡献
计献策。
时隔几年，他再给我
打电话，却始终语焉不详
，支支吾吾，只不停邀请
我回老家看看。我不太耐
烦，几次暗示自己没有时
间长谈。
他这才叹了口气，说
起他的遭遇。他翻遍地方
志，刨根挖底地发觉某位
国家领导人的祖辈曾在我
们这个小地方生活过，他
向政府提议修建一座祠堂
，以便这位国家领导人以
后来此地祭祖。
可以想象，这是他作
为师爷一生最得意的作品
：终于成功地和权力最高
层有了挂钩和联系。他顺
势向政府提出了自己酝酿
多年的策划——本市的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
政府点头赞许，画了
一张大大的规划蓝图，这
里一个标地，那里一个园
区。看图，他傻眼了，自
己一千两百平方米的大房
子被画进规划范围，要遭
遇强拆，每平方米给八百
块钱的补偿。
电话里，他苦笑，说
：“拍马屁把自己给搭进
去了。”
我听得难过，并不幸
灾乐祸。严格意义上，他
甚至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
人，只是一个一心想与权
力产生某种联系的普通人
。
人们总是爱说“江山不
幸诗家幸”，因为诗家们
可以激昂地对于大恶大善
、大是大非指点江山，可
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大时
代里小人物的苦涩故事，
无常无望、无解无告。他
们才是时代的组成部分。
至于如何去写，所谓
公共写作，必然逃不开批
判者的角色，我也写过战
斗檄文式的文章，满纸愤
怒，试图做到“力透纸背”
的效果。几篇之后，我就
放弃了，并不是出于胆怯
，而是不习惯文章中自己
那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信奉福楼拜的话：“
我相信文学的艺术不会涉
及个人的感情，我不想要
爱，也不想要恨、怜悯或
者愤怒，叙述的公众无私
，将因此等同于法律的庄
严。”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
几年摸索着写出的散文。
完成即告别。出版的一刻
，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抛弃
它。时至今日，仍然没有
完全克服对于写作的厌倦
的我，经常拿“识其时，
行其运，知其命，守其位
”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珍
惜尚能自由写作的“时”，
守着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作
家的“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
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
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
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
；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
词汇说话，而不只关心文
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
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
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
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
。因此，当我写下“中国”
、“社会”、“时代”、“人民
”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
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
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
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
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
“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
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
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
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
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
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
也得有人来下。
——蒋方舟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奥斯卡·王尔德
十年前，国庆盛典前的彩排，上万名少先队员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乐曲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放飞了万羽鸽子和彩色的气球。他们欢呼跳跃着，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样，狂欢着涌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渗入城市的所有缝隙。
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建国五十周年而排练。上述画面成为我们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在录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回忆的画面里还伴随着我的音乐老师愤怒的画外音：“你们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
音乐老师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小脸红扑扑、奶声奶气，而不是眼前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状的半熟少年。十岁的孩子，已经不愿意穿背带裤，不愿意在发梢绑粉红色的硬绉纱，不愿意用口红在眉心中间点一个大红点。
1999年，我十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它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面对这种新颖而陌生的症状，所有人都一头雾水，老师和家长失望地总结成“调皮”，那时候的我则羞愧地概括为“堕落”。所谓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说：“救救孩子！”
时隔十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那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街上的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后终于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了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为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被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而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和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Ⅱ巴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地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着她的儿子，发现她儿子不在，就一路号叫着儿子的名字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候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下午一点半的宁静，是属于躁动少年的宁静，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她和老师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也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心急火燎地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而且上网很贵，每次交电话费都是惊险之旅，我记得有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六百五十元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哇！”
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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