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载有45人的客机从乌拉圭飞往智利，遇上风暴，在35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脉上坠毁。21人当场丧生，其余24名幸存者中，8人在逃生中被雪崩夺去生命，16人最终走出雪域。被称为“安第斯奇迹”。
在空难发生后的第十天，幸存者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存活，手拉手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
这场空难已经过去40余年，幸存者帕拉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么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安第斯山。”这座安第斯山就是生命本身，它潜藏着危险和绝境，但也一定蕴藏希望和奇迹。

皮尔斯·保罗·里德，诗人和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爵士的第三个儿子，1941年出生于北约克郡，曾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担任助理编辑。里德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会员和成员，也是英国作家协会的成员。他的小说《与杜西·马克思在天堂的游戏》于1966年出版。他的小说获得了霍桑登奖、杰弗里·费伯纪念奖、萨默塞特·毛姆奖和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他的两部小说《已婚男人》和《自由的法国人》已被改编成电视剧，第三部小说《蒙克·道森》被改编成故事片。
1974年，里德写了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活着：安第斯山脉幸存者的故事》，至今已在全球售出500万册。1993年，由弗兰克·马歇尔执导、伊桑·霍克主演的改编电影（中译名：《天劫余生》）上映。他的其他纪实文学作品包括《燃烧》，讲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圣殿骑士团》讲述了十字军的历史。

引言
第一章 落难
第二章 绝望的搜救
第三章 上帝希望我们活下去
第四章 寻找儿子的疯子
第五章 远征队员
第六章 “圣诞节行动”
第七章 远征队启程
第八章 继续跋涉
第九章 希望与失望
第十章 第70天
第十一章 一张字条
第十二章 获救
第十三章 潜伏的秘密
第十四章 愿上帝宽恕他们
第十五章 既非圣人，也非罪人
致谢

1972年圣诞节刚过，一
则关于一群乌拉圭青年花70
多天成功走出安第斯山脉的
故事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报纸
。那时，我在英格兰北部的
家中，离蒙得维的亚十万八
千里。当有消息传出，说幸
存者吃了遇难者的尸体时，
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点儿
恶心。后来，我的美国出版
人爱德华·伯林盖姆从纽约
打来电话，建议我挖掘一下
背后的故事，我当即回绝了
。
多亏爱德华·伯林盖姆的
坚持，并在不附任何条件的
情况下提供了头等舱的往返
机票，我才于1月中旬飞往
蒙得维的亚，见到了幸存者
，开始考虑把他们的磨难写
成一个有根有据的故事。我
立刻卷入了一场又一场交流
会和社交活动。包括哈珀与
罗出版公司和《读者文摘》
在内的更有实力的美国出版
机构都在争夺这个幸存者故
事的出版权。我印象最深的
是一场由幸存者卡利托斯·
派斯·比拉罗的父亲、艺术
家卡洛斯·派斯·比拉罗组织
的聚会。在他自己设计的纯
白色小屋里，我见到了依旧
憔悴的幸存者、他们迷人的
女友和英俊健壮的朋友们。
我们边喝皮斯科酒，边欣赏
南大西洋的日落。
幸存者们指定了一个委
员会，为他们提供应对各种
情况的建议。尽管有些父母
反对出版与此次磨难相关的
任何书籍，但由于不实报道
已经充斥了报纸，委员会做
出了这样的决定：“关于山
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太多
的谣言，因此我们觉得，应
该把这本书写出来，将真相
公之于众。”
幸存者们首先要求故事
不能追求耸人听闻，而要充
分展现这场磨难的精神意义
。乍看起来，有盖伊·塔利
斯这样的行业大拿在场，一
个31岁、不会说西班牙语、
从未写过非虚构作品的英国
小说作家绝不可能有机会。
不过，有些似乎对我不利的
因素事实上反倒成了我的优
势：我是英国人，不是美国
佬；我的年龄与幸存者更接
近；最重要的是，我和他们
一样，都信奉罗马天主教。
经过10天左右的紧张谈
判，我被委员会选定，并与
幸存者们签署了协议。已经
成功推介了我的出版人爱德
华·伯林盖姆又争取到一个
让步（这令有些幸存者后来
懊悔不已）：我无须“违背
自己的良知”，接受任何形
式的书稿审查。
1973年2月初，伯林盖姆
回到纽约，我则开始进行调
查，采访幸存者和他们的家
人，以及遇难者的家人。这
个过程很艰难，且时常引发
伤痛。幸存者们此前与神父
、父母或心理治疗师的交谈
都是极不情愿的，因为第一
种情况意味着他们有罪，第
二种情况意味着他们还是孩
子，而在第三种情况下，他
们则是精神病人！现在，我
成了他们的密友、顾问和倾
诉的对象。到最后，我与他
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他
们有时甚至把我称为“第17
个幸存者”。
1973年10月，我同爱德
华·伯林盖姆一起带着《活
着》的打印稿回到蒙得维的
亚时，一些幸存者觉得我辜
负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
很震惊，因为我在故事里描
述了“细节”——关于他们的
食物的可怕细节。他们觉得
自己被写成了野兽。我怎么
对他们是可钦可佩的勇敢青
年只字未提？为何我没有将
他们的幸存描述成一个奇迹
？接着，他们各自单独把我
拉到一边，说我对其余15个
人性格的刻画很准确，但完
全没有理解他本人。
我们人住的维多利亚广
场酒店套房里的气氛一下子
混乱起来，几乎到了疯狂的
地步。我们被告知，如果这
本书按照现在的样子出版，
幸存者们会在蒙得维的亚的
街头被人用石头砸死。只有
费尔南多·帕拉多还保持着
冷静。我向其他人解释了本
书的写作宗旨：这个故事太
震撼了，最好原原本本地将
它呈现出来。作者不应该向
读者灌输观念，而应由读者
自己做出判断。“细节”也许
很可怕，但如果去掉这些细
节，人们或许会认为山里实
际发生的事情比书里写的更
糟。
第二年春天，《活着》
在纽约出版，之后不久在世
界各地出版。总体而言，这
本书获得了正面的评价。幸
存者们不仅没有被石头砸死
在街头，反而成了国家英雄
。这本书在几年间的销量达
500万册，被译成15种语言
，1992年还被拍成了电影
。我收到无数封来信，没有
一封谴责幸存者们当时的做
法。相反，正如一位评论家
所言，这个“关于一群人在
绝境中坚韧不拔，超越自身
、超越常人预期的故事……
至少让我感受到了比人类在
寻常状态下更大的善意”。

一本记录真实人性的故事：信念，是活下去的武器。
安第斯空难是历史上有名的灾难和励志故事，挑动人性中敏感的神经。事件发生虽早，但故事本身没有时效性。纸书文字更加真切地还原事件原貌，感人至深，给人以灵魂的激励。
本书所展示的，是直击人心的全方位的人性。绝境是人性实验的场所——在安第斯山脉，人真实的面目无所遁形：他们既没有蜕变成野人，也不是遵循“文明”的圣人，他们自私、愤怒、结仇，却又在非人的折磨中不崩溃、不扭曲、不自毁。回归现实，无论是疫情还是其他遭遇，或许都可以学习幸存者们的信念，让人性的光辉成为自己的武器。

“生存文学中的经典。”
——《新闻周刊》
“这本书的内容超越了耸
人听闻的层面，是一本真正
有长期价值的书。”
——《滚石》
“这本书记录了一种渗透
在书页中的真实和绝望，叙
事上并不是直截了当的英雄
主义。书中的人都是普通人
，而不是圣人：他们易怒，
容易结仇，还自私。这使他
们的生存故事更加感人。读
完这本书，挥之不去的是它
的独创性，以及人类精神的
复原力。”
——《卫报》
“作者的风格很野蛮：没
有任何修饰，堪称一份检察
官的简报。这本书是一项令
人心悸的娱乐项目：即便我
知道剧情梗概，它仍让我像
触电一般震撼。社会学家、
教育学家都应该阅读《活着
》。事实上，任何从事与‘
让人们为逆境做好准备’相
关工作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
。”
——《纽约时报》 评论
来自亚马逊网站

第一章 落难
1
乌拉圭，南美大陆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位于拉普拉塔河东岸，夹在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大国之间。这里地理环境优越，牧场辽阔，牛群遍野。首都蒙得维的亚的居民多为商人、医生和律师，乡间则住着富裕而勤劳的牧民。
19世纪，乌拉圭人先为了国家独立而与阿根廷和巴西展开激战。接着，白党和红党之间、来自内地的保守派和来自蒙得维的亚的自由派之间又爆发了同样激烈的内战。1904年，白党的最后一次暴动被来自红党的总统何塞·巴特列一奥多涅斯镇压。后者随后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民主政体，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让乌拉圭变成了南美最发达、最开明的国家。
这个福利国家的经济依赖于畜牧业和农业，产品出口欧洲。在毛料、牛肉和皮革的国际价格居高不下的年代，乌拉圭的经济保持了繁荣兴旺。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上述商品价格下跌，该国经济陷入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催生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市政机构臃肿，薪酬过低，律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等曾经的精英阶层人群无事可做，收入大幅下滑，很多人被迫从事第二职业。只有那些在内陆地区拥有土地的人依旧富足，其余人都在经济萧条、政治腐败的大环境中勉强维生。
这催生了该国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城市革命运动。游击队图帕马洛的目标是推翻统治乌拉圭的白党和红党寡头集团。革命形势一度顺利。他们绑架和勒索官员和外交人员，并渗透进派来镇压他们的警察部队。政府调集军队，无情地抓捕了这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城市游击队员。革命被镇压，图帕马洛的成员纷纷入狱。
20世纪50年代初，一群信奉天主教的家长出于对公立学校教师无神论倾向的担心，以及对由耶稣会会士来教授英语之事的不满，邀请爱尔兰基督教兄弟会在蒙得维的亚开办一所学校。这一邀请得到了回应，五名爱尔兰平信徒从爱尔兰出发，取道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乌拉圭，在卡拉斯科郊区开办了斯特拉玛丽学院，专收9～16岁的男生。1955年5月，在南大西洋之滨、辽阔苍穹之下，这所位于兰布拉大街上的学校正式开学。
虽然这些爱尔兰兄弟会的人的西班牙语说得磕磕巴巴，却非常适合眼下的这件任务。乌拉圭离爱尔兰固然遥远，但也是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小国。乌拉圭人吃起牛肉来就像爱尔兰人吃土豆，这里的生活也和爱尔兰一样，不急不缓。乌拉圭的社会结构对于这些兄弟会的人来说也不陌生。卡拉斯科是蒙得维的亚城外最宜人的郊区。那些建在松林间的舒适的现代房屋高大宽敞，住在这里的家庭关系和谐，孩子们从青春期到长大成人，一直与父母相处融洽。孩子们用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的情感与尊敬对待老师。事实证明，以上这些足以让他们保持良好的行为举止。因此，基督教兄弟会便按照学生家长的要求，放弃了他们历来使用的惩戒藤杖。
乌拉圭人还有个习俗，年轻人从学校毕业之后仍会与父母住在一起，直到成家。基督教兄弟会的人常常自问，在一个同辈人相互讥讽似乎已习以为常的世界里，乌拉圭的公民，或者至少说卡拉斯科的居民，是怎么做到不产生矛盾的？就好似北边干燥辽阔的巴西和西南边泥泞的拉普拉塔河，它们不仅是一道天然屏障，也结成了保护这里的时间之茧。
就连图帕马洛也没有对斯特拉玛丽学院造成丝毫影响。这些具有保守倾向的天主教家庭之所以把孩子送到兄弟会这里，正是看中了兄弟会的传统方法和老派价值观。政治理想主义更有可能在耶稣会里泛滥，因为他们培养的是才智，而基督教兄弟会则旨在塑造孩子们的品行。虽然适度体罚已应家长的要求被废止，但塑造品行并非只有一条途径，还可以靠英式橄榄球。
斯特拉玛丽学院的学生们打橄榄球的方式与欧洲人一样。两支球队，每队15人，面对面站在场地上。他们不戴头盔，不穿防护服，也没有任何类似的替代装备。每队的目标就是带着球在对方防守的得分区内达阵，或者把球踢过H形门柱之间的横梁。进攻方可以踢球、抱球跑动或回传。防守方球员可以高高跃起，抱住持球队员的脖子、腰部或腿部进行拦截。对抗拦截的方法是躲闪，或单手推开拦截者的面部或身体。
如果比赛暂停，比方说，有人将球向前传，裁判吹哨，就会出现争球的情况。两队的前锋像大螃蟹一样钳在一起。双方各自站在前排的一名勾球队员和两名支柱队员互相头顶头，肩扛肩。他们身后的第二排队员把头埋在前排队员的臀部之间。这样一来，靠后方的锁球队员和两边的侧翼球员，就构成了一个人肉攻城锤。
获得球权一方的传球前卫把球扔向两队的中间，勾球队员随即将球踢回，或者由前锋将对方推开。接着，传球前卫把球抢回并扔给中卫，中卫向前跑，把球回传给中后卫，再由边后卫尝试达阵。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