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杜甫的思想活动放在其人生轨迹和时代背景中予以论述，使得杜甫一生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更加清晰，同时可以凸显杜甫相对于其时代的先进意义。对杜甫思想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杜甫的哲学思想、人生观、政治思想等，也即一般意义上属于“思想史”范畴的内容；二是杜甫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尤其是他在诗学方面的真知灼见。

第一章 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二、家庭传统之一：“奉儒守官”
三、家庭传统之二：“诗是吾家事”
四、时代背景之一：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五、时代背景之二：从盛唐到中唐
六、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学力
第二章 广阔的时代画卷与深沉的内心独白
一、放荡齐赵：裘马清狂的青年诗人
二、旅食京华：对浪漫主义诗坛的游离
三、潼关诗兴：动乱时代的历史图卷
四、蜀道悲歌：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
五、成都草堂：平凡事物的美学升华
六、夔府孤城：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思考
第三章 千锤百炼的艺术造诣与炉火纯青的老成境界
一、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
二、意象：“意匠惨淡经营中”
三、结构：“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
四、诗律：“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
五、境界：“凌云健笔意纵横”
六、风格：“沉郁顿挫”
第四章 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一、平正笃实的哲学观点
二、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
三、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四、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五、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
六、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
第五章 转益多师的文学观点与掣鲸碧海的审美理想
一、文学史观之一：“别裁伪体亲风雅”
二、文学史观之二：“清辞丽句必为邻”
三、文学史观之三：“历代各清规”
四、创作论之一：“颇学阴何苦用心”
五、创作论之二：“诗兴不无神”
六、审美理想：“掣鲸碧海”
第六章 诗学绝诣与人品高标的千古楷模
一、主题走向：“子美集开诗世界
二、艺术启迪之一：“天下几人学杜甫”
三、艺术启迪之二：“诗家初祖杜少陵”
四、人格楷模：“常使诗人拜画图”
五、千家注杜：“少陵自有连城璧”
六、文化意义：“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附录杜甫简谱
后 记
我与杜甫的六次结缘

研究杜甫的论著著汗牛充栋，传记类的著作也有多种。本书有两个特点，首先，它既把杜甫当作伟大的诗人，详细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其次，本书评、传结合而侧重于评，并试图把杜甫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予以审视，从而对杜甫的地位、影响及意义作了较深刻的阐述。
书前附有杜甫行踪示意图，可使读者对诗人一生行踪一目了解。书后附有杜甫简谱、人名索引、文献索引、词语索引，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

杜甫的传记已经有很多
种了，其中冯至先生的《杜
甫传》、朱东润先生的《杜
甫叙论》和陈贻焮先生的《
杜甫评传》等几种，我都曾
认真阅读且甚感钦佩。但是
去年8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
家研究中心约我撰写《杜甫
评传》时，我还是很爽快地
应承下来了。这当然不是因
为我自信可以写出一部超过
上述著作的书来，而是另有
原因：作为《中国思想家评
传丛书》的一种，这本《杜
甫评传》在写法上必须与一
般的杜甫传记有所区别。《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
匡亚明先生在丛书总序中指
出，这套丛书的任务是“通
过对每位传主的评述，从各
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
、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
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
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
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
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
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
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
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
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
基础。”所以本书在把杜甫
当作一位文学家进行评述的
同时，必须着重阐明他在思
想方面的建树，而且必须对
杜甫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
予以特别的关注，而这正是
其他的杜甫传记注意得不够
的地方。不言而喻的是，本
书作为丛书的一种，只能以
《杜甫评传》为书名，尽管
至少有三种同名著作早已问
世了。
本书从去年8月下旬开始
动笔，到今年6月中旬完成
初稿，其间除了教学之外，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本
书的写作上了。如今书已写
完，对于它自身的长短得失
，只能留给读者去评判，我
觉得意犹未尽而想再说几句
的是一些题外话。我热爱杜
甫，我很乐意借写评传的机
会向这位伟大诗人献上一瓣
心香。也许是由于我命途多
舛，又缺乏浪漫气质，虽然
我对李杜之优劣从不敢妄置
一词，但总觉得飘逸的李白
离我较远，而沉郁的杜甫离
我很近。特别是当我尝到生
活的艰难时（比如躺在被大
风刮去茅草的茅屋里仰望着
满天寒星），更深切地体会
到杜甫是一位最可亲近的诗
人，他的伟大即在于他的平
凡之中，他的大部分诗都是
为我们普通人写的。当我听
说一位身居高位的学者肆意
贬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样的作品且声称要追问凭
什么称杜甫为“人民诗人”时
，不禁哑然失笑：究竟是谁
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发言权，
是养尊处优的他呢还是千千
万万正住在茅屋里的普通人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了
一种习惯：在评价古代文学
家时，要不厌其烦地指出其
“局限”——阶级的、时代的
，等等。似乎不这样做便不
具备现代意识、不体现理论
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
“忠君意识”而受到种种责备
，更其甚者，有人竟指责他
没有为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
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
法，等等。我对此一向感到
困惑：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
义呢？人类的文明史是一个
不断地积累、发展的过程，
在它的各个分支上，都必然
体现出后来居上的总趋势，
所以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总
是要被后人超越的。张衡发
明了地动仪，而现代的科学
家已能用卫星遥感技术来预
测地震了；祖冲之最早把圆
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面七位
，而现代的数学家借助电子
计算机已把π值精确到小数
点后十万位以上了。如果我
们说张衡“受到时代的局限”
而没有发明更好的地震观测
及预测方法，或者说祖冲之
“受到时代的局限”而没有把
圆周率推算得更加精确，这
样的话当然不会有什么错，
可是那不是等于什么也没说
吗？据我所知，关于科技史
的著作中很少见到此类“论
述”。但是在文学史、哲学
史的研究领域内，这样的“
论述”却是大量的、经常的
，有时甚至是喋喋不休的。
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
说得痛快淋漓，便越能显示
论者自身的高明。我认为这
种做法是对主体诠释和现代
意识的极大误解，伽达默尔
说：“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
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
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
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
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真理与方法》）文学史研究
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
主体诠释，但在具体的诠释
过程中必须时时牢记着对象
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现代意识
去理解、诠释历史人物在历
史上的作用、地位，而不应
该用现代意识去指责历史人
物与现代的差距，因为后者
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我在本书中力图做到的
是：以现代意识为指导，把
杜甫置于他所属的那个时代
予以审视，且诠释杜甫的文
学业绩及思想在历史上的地
位及其意义。
程千帆老师始终关心着
本书的写作，在我动笔之前
，他听取了我关于全书框架
的构想。在全书完稿之后，
他在病榻上审阅了第六章，
指点我许多修改意见。更需
要指出的是，我曾聆听千帆
师讲授“杜诗”课，又曾在他
指导下撰写过一些关于杜甫
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收进了
《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
，这对我撰写本书有极大的
帮助。周勋初老师也始终关
心本书的写作，并在百忙之
中仔细审阅了全稿，提出了
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愿两位
老师接受我由衷的感谢。此
外，我妻子陶友红女士

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耶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一类作家。
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崔”指崔尚，武后久视元年（700）进士及第，官至祠部郎中。“魏”指魏启心，中宗神龙三年（707）举“才膺管乐科”。当玄宗开元十三、十四年（725－－726）杜甫十四五岁时，崔、魏二人都已是闲居洛阳的文坛前辈了。他们称誉少年杜甫好像班固和扬雄，可见诗人的才华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及第，此时他的诗才却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邕和王翰的赏识。①可是杜甫漫游齐赵与困居长安时，虽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高适、王维、岑参、储光羲等人交游唱酬，然而在上述诸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一句对杜诗的称扬之语。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时，才有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对杜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②代宗大历四年（769），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又有郭受作《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韦迢作《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韦二诗并见《唐诗纪事校笺》卷二四）任华等三人虽然对杜诗称颂备至，但他们本人在诗坛上并无名声，他们的称颂在当时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总的说来，杜甫生前虽然不算是默默无闻，但他在诗坛上的名声不但远逊于李白、王维，而且也不如岑参、储光羲。大历四年（769），五十八岁的杜甫在《南征》诗中感慨万分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第二年，诗人就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寂寞地去世了。
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搜集杜诗编成《杜工部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痛心地说：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其实杜诗在当时不仅是“不为东人之所知”，而且几乎是“不为世人之所知”。当时有几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如殷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年代起于开元二年（714），终于天宝十二载（753），又有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诗年代起于肃宗至德元载（756），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这两种著名的选本所涵括的年代几乎与杜甫的一生正好重合，然而二书都没有入选杜诗。此外还有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主要选盛唐诗人之作，且以五律等近体为主，但竟然也不及杜诗。由此可见杜诗在当时确实没有得到诗坛的重视。
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上主要的两个流派——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尽管在诗学观点和创作倾向上都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对杜甫都一致推崇，所不同的有两点：第一，元、白诗派推崇杜诗主要着眼于杜诗多写民生疾苦和国政时事，例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中赞扬道：“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则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①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觎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而韩、孟诗派推崇杜诗则主要着眼于其才力之雄强，例如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诗云：“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又《石鼓歌》（同上卷七）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第二，元、白有时颇有扬杜抑李的倾向，如上引自居易《与元九书》就认为杜“过于李”，而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甚至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胜，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