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工作队”是在纳粹实施种族灭绝的集中营中被挑选出来、被迫在毒气室和焚尸炉旁工作的犹太奴工。他们目睹了人间地狱般的杀戮场景，被迫参与其中，同时也承受着外界的责难，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吉迪恩·格雷夫通过多年的资料采集和访谈，以丰富的细节和严密的逻辑，重构了“特别工作队”的生存状态；以不可超越的深刻与公正，剖析了这批最特殊的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眼泪已经干涸，灵魂已被抽空，他们被迫经历的一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吉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以色列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以色列Sham Olem宗教及犹太大屠杀研究所、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犹太大屠杀教育项目基金会担任首席历史学家和研究员，同时也是以色列奥诺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历史学家。
近期，塞尔维亚共和国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任命吉迪恩-格雷夫教授担任希伯来语言、文化和文明中心主任，他还被任命为奥诺学院塞尔维亚犹太人与塞尔维亚人历史、文化和文明中心主任。
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和灭绝营研究领域，吉迪恩·格雷夫教授是世界级专家。他对奥斯维辛历史最卓越的贡献在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无泪而泣》一书，该书记录了“特别工作队”的历史，这是奥斯维辛-比克瑙一支特殊的犹太囚犯工作队，卷入大屠杀机制的运行当中。该书最早经由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出版，现已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被译为十二种语言在全球发售。

译序
中文版序言
第一章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他们眼中的自己与别人眼中的他们
第二章 约瑟夫·萨卡尔：“活下去，才能揭露真相”
第三章 德拉贡兄弟：“始终相伴，不论希望还是绝望”
第四章 雅科夫·加拜：“我一定会逃出去！”
第五章 埃利泽·艾森施密特：“感谢一家波兰人……”
第六章 扫罗·哈赞：“生命已不重要，死亡就在眼前”
第七章 列昂·科恩：“我们已被非人化，我们犹如机器人”
第八章 雅科夫·西尔贝格：“焚尸场中，度日如年”

译者是原著最亲密的读
者。但阅读、翻译格雷夫教
授的这本书，却没有一般意
义上的“愉快”的阅读体验。
阅读与翻译都成为沉重而艰
辛的时光之旅、心灵之旅：
穿行在词语搭建的世界中，
与无数陌生的灵魂相遇，他
们中间有罪孽深重的施暴者
，有默默死去的受难者，当
然最鲜明的是那些处在苦难
最深处的犹太奴工，也就是
所谓的“特别工作队”队员。
格雷夫教授通过细腻的访谈
和冷静的评述，再现了的这
些队员的恐惧、绝望、愤怒
、抗争、沉默、倾诉和解脱
，描绘了他们曾经遭受的创
伤、他们曾被剥夺的尊严、
他们从未泯灭的人性。这本
书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是无
与伦比的。翻译这样的著作
，不仅需要外语水平和历史
知识，也需要把情感投入进
去，捕捉到冷峻的文字背后
的残酷与温情。
从未有一本书如此真实
、完整、细致地还原奥斯维
辛-比克瑙这座死亡集中营
里最隐秘、最关键的环节，
也从未有一本书以这样不可
超越的深刻与公正，剖析了
这批最特殊的幸存者的内心
世界。格雷夫教授聚焦的是
“犹太大屠杀”核心环节中的
寥寥数人，却又通过他们的
叙述纵览大屠杀的全景，用
相互印证的史料和无比丰富
的细节铸成了这部经典之作
，展现了法国史学家马克·
布洛克所说的那种“历史学
家的技艺”。
2013年9月到10月间，我
应邀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
纪念馆”（Yad Vashem）参
加大屠杀相关的教育研讨会
。在阳光灿烂的耶路撒冷，
纪念馆的白色建筑掩映在苍
翠的山林中，庄严肃穆。两
周的时间里，我和来自中国
的20多位学者一起学习了“
反犹主义”与“犹太大屠杀”
的相关历史，与讲学专家探
讨了大屠杀背后深刻的宗教
、历史、文化、政治和心理
根源。期间，我首次聆听格
雷夫教授讲述“特别工作队”
的故事，许多内容颠覆了我
先前从零散的资料中获得的
一知半解。2016年1月，作
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系列
活动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大
使馆的安排下，格雷夫教授
首次来到中国，在多地巡回
演讲。我特意邀请他来到中
山大学，在广州南校区和珠
海校区各举办了一场讲座，
这也是中大学子首次接触到
“犹太大屠杀”最核心的内幕
，了解其中最特殊的一类人
的遭遇。2016年5月，中山
大学代表团应以色列外交部
邀请赴以访问，期间参观了
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格雷夫
教授得知，又亲自赶来为代
表团担任解说。当我提及想
把他的著作翻译给中文读者
时，格雷夫教授欣然应允，
随即用最为优厚的条件委托
我处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事
宜。在随后的两年半中，这
本书的译稿经过了几次修改
，最终出版的时间也比预期
延后了许多，但愿译者的努
力能够不辜负这本书的固有
价值。
20世纪的大屠杀是人类
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在
这场浩劫中，600多万无辜
的生命被残忍地剥夺，其中
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二战以
后，对大屠杀的认识和反思
从未停止，无数学者从历史
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
学、政治学等不同的角度对
之进行探索和剖析。这种不
懈的努力，不仅是为犹太民
族的苦难寻求公正，也旨在
捍卫文明的底线和人类的良
知。
然而很多时候，公众对
于大屠杀的了解毕竟是浅显
的，常常局限于少量的数字
和画面，甚至形成了一些刻
板印象，其中不乏误解与扭
曲。譬如，在讲座中，格雷
夫教授和我本人被反复问到
的问题包括：“这些凶手怎
么会这样残忍，他们是野蛮
人吗？他们是疯子吗？”“那
么多的遇难者，为什么不反
抗？”“那些在集中营里工作
的犹太人，帮助德国人杀戮
自己的同胞，他们难道不是
帮凶吗？”公众常常并不理
解“犹太大屠杀”这种“体制
化”的罪恶，这种凭借工业
时代的“生产力”执行的种族
灭绝；他们也未能真正进入
受害者面对的残忍现实和痛
苦的内心世界。岂止是普通
大众，甚至汉娜·阿伦特这
样的当代著名思想家，在涉
及“犹太委员会”和“特别工
作队”的问题上，也充满了
无知与偏见。格雷夫教授的
这本书，为许多常见的问题
提供了解答，也为更多的探
索提供了指引。
600多万是一个庞大而抽
象的数字。这个数字背后，
其实是600多万条曾经鲜活
的生命，600多万个曾经绚
烂多彩的世界，他们的痕迹
已经永久地消失在时光的长
河里。文字能够还原的东西
，不过是历史的小小碎片。
“犹太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
史已经过去了70余年。在这
个问题上，“时光能冲淡一
切”的说法，显得真实而残
忍。二战后的世界不乏冲突
与杀戮，但勉强维持了整体
的和平。也许升平日久，曾
经的恐怖与伤痛在娱乐至上
的时代中显得越发格格不人
，或者时常沦为猎奇的对象
、消费的商品。但是，像格
雷夫教授这样的历史学家依
然在执着地追寻每一个细节
，还原每一个亲历者的世界
，保存每一点珍贵的记忆。
这种追寻真相的努力，不仅
意在还原过去本身，也意在
捍卫着人类社会的价值基础
。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一
样，是苦难深重的古老民族
，格雷夫教授和我本人都希
望每一位中文读者对犹太民
族的苦难感同身受，期待

本书是一本研究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历史的开创性著作。
他们身处地狱深处，却竭力保持着人性。
他们的眼泪已经干涸，灵魂已被抽空。
他们被迫经历的一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将本书献给奥斯维辛集中营数百万无辜受害者，他们绝望无助，无力反抗。他们想活下去，但德国人用尽手段杀害他们。受害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理应永远铭刻在我们记忆之中。他们没有碑石，没有坟墓，只有抛洒在奥斯维辛附近的骨灰。

有奥斯维辛，上帝就不
存在。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意大利作家、奥斯
维辛174517号囚犯
在揭露纳粹德国在二战
期间对犹太人实施灭绝式屠
杀的众多著作中，历史学家
吉迪恩·格雷夫的《无泪而
泣》无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作品。作者将叙事的
焦点集中在那些被纳粹强迫
去处置被毒杀同胞的“特别
工作队”犹太成员身上，以
他们的见闻、经历、感受和
证词把发生在奥斯维辛-比
克瑙集中营中骇人听闻的屠
杀行径展示在世人面前。
——徐新 中国中东学会
副会长、南京大学哲学宗教
学系教授
以色列历史学家吉迪恩·
格雷夫的《无泪而泣》一书
，讲述了一小批犹太囚徒的
故事。他们在纳粹的逼迫下
，完成屠杀前的准备工作，
并处理尸体。他们身处地狱
深处，却竭力保持着人性，
记录营中的遭遇。曾记副教
授翻译了这部记录人类苦难
的著作，使中国读者得以阅
读，此举值得称颂。对人类
而言，记录过去、铭记历史
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必由之举
。
——梅尔·立特瓦克
（Meir Litvak） 以色列特
拉维夫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安德斯的这首诗，写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审期间。诗歌以惊人的洞察力，触及了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在集中营和灭绝营里，那些被德国人强迫执行某些任务的犹太人是怎么做的？在这个方面，这首诗似乎超前了20年，因为像他这样把这些特殊的犹太受害者区分出来，提出如此敏感的观点，是很久之后才有的事情。安德斯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亲历了这些可怕事情的人们留下了证言，每个人一旦听过或者看过，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人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会怎么做？要想得出一个一致的答案绝非易事。实际上，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人们会如何应对，不仅不可知，也无法预见；这个问题必须放置在人们所处的各种具体情境中，尤其是那些如同在地狱最深处煎熬的情形。例如，在“隔都”和中转营里，有时候犹太母亲们不得不决定要留下哪个孩子，把哪个交给刽子手；在一些犹太社区里，犹太委员会（Judenrat）不得不列出名单，决定把哪些人从“隔都”送往灭绝营2。然而，这些情形都不能与“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悲惨处境相比。队员们大多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大屠杀发生之前的世界，提供不了相应的先例和规范，来帮助他们解决精神和道德上的矛盾。
要精准、连贯、真实地描述这些特殊囚犯的生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工作队队员经常更换，进入集中营的人们又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因此，工作队中的囚犯差异很大，各有特点，每个人的智力、道德感和道德观、性格倾向都有所不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犹太血统。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反复说：“没有亲历过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对于“特别工作队”的队员而言，这句话尤其适用。因为他们被迫经历的一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无从比较，也不知道其他人在相似情境下会怎样做。正因如此，在评价这些人的行为和反应时必须极其谨慎。想要详尽地重现“特别工作队”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极其复杂，而且那段时间中也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毕竟，绝大部分队员都被杀害了，没有留下证言。
“特别工作队”的设立
第一批被党卫队强迫去搬运、焚化尸体的并不是犹太人，起初也没有“特别工作队”这个说法。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的屠杀设施包括毒气室和焚尸场，主要是为了大批量地处死犹太人而启用的。所有遇难者中，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九成以上的死者都是犹太人。不过，死于毒气室的也有很多非犹太人，包括波兰人、苏联战俘、吉普赛人（辛提人和罗姆人）以及其他人。第一批被挑出来用毒气处死的人是波兰囚犯，他们是死于一项所谓的“安乐死”计划，该计划旨在除掉一些无法治愈的病号。他们从集中营被运往位于索能斯泰因“的“安乐死”设施，再用一氧化碳毒死。之后不久又有第二批病号，本来要从奥斯维辛运到索能斯泰因。不过，这批人最终被毒死在奥斯维辛一座焚尸场的停尸房内，这座焚尸场1940年就已启用。1941年9月3日，250名囚犯（大部分是波兰人）从集中营的医院被挑选出来，用于试验齐克隆B毒气的效果。他们被带到位于奥斯维辛主营二区的地窖。之后，又有大约600名苏联战俘、军官和政委从战俘营被运到主营区，带到了二区的地窖。这些人全部都被毒气毒死了。
还有一些临时毒气室［称为“一号地堡”（Bunker）和“二号地堡”］，也被用于处死非犹太裔的囚犯。比如，1942年6月11日，原先关押在一处监禁地的320多名波兰囚犯在“地堡”被处死。同年8月3日，德国人又从医院里挑出了193名患病的囚犯，把他们押到了比克瑙，用毒气杀害。1942年8月29日，德国人又以同样的方式处死了一批波兰囚犯，多达746人。
“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的说法于1942年9月正式使用。“工作队”几经变更，于1943年初才最终成形。“特别工作队”一词源于“焚尸场工作队”（Krematoriums-Kommando），后者指的是1940年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焚尸场启用以后被派去那里工作的一小批囚犯。”关于“特别工作队”初始时期的情况，目前尚无目击者的证词。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一时期工作队里具体有多少人，只知道其中很少几个人的名字，包括瓦茨劳夫·里普加（Waclaw Lipka）。这批队员的任务是往焚尸炉里添燃料，焚烧囚犯的尸体。这些囚犯或死于集中营中的恶劣条件，或是被党卫队的人杀害。
起初，集中营的管理者并未将焚尸场工作队中的囚犯与其他囚犯区别看待，也没有把他们归为“知密者”（德语Geheimnistroger，目睹罪恶的人），于是几个波兰队员就想办法重新分配到了其他的工作队。弗拉迪斯拉夫·汤米切克（Wladislaw Tomiczek）就是其中员。我们还得知另外两名波兰队员的名字，分别是约瑟夫·伊尔丘克（Jozef Ilczuk）和米奇斯瓦夫·莫拉瓦（Miecyslaw Morawa）——他们在焚尸场工作队一直做到1941年6月。而这份差事还有个名字，叫做“司炉工”（stokers，Heizer），这个说法符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