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你(宁青两地书)》，是青岛文化老人刘禹轩与爱人朱文蕙在青年时代的书信集。书中记录了两人的青春、爱情和理想，隐含了新旧社会更迭的动荡与变化，亦可从中梳理刘禹轩文学人生的线索……真正的爱情，是日常生活中知寒知暖的贴心；是分隔两地却初心不改的坚贞；是相互鼓励；彼此督促；也是共同进步，携手前行。

前言
关于我的父亲刘禹轩和母亲朱文惠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向你们奉上自
1946—1952年两位年轻人
写了七个年头的情书265封
。书信的作者是我的父亲刘
禹轩和母亲朱文蕙。
我的父母曾是抗日战争
时期，1938年跟随战时难
童保育院和流亡中学逃亡到
大后方四川的难童(母亲13
岁，父亲14岁)，几年后，
他们先后考入以流亡学生为
主体的国立六中高中部，成
为校友。1944年和1945年
他们因分别考入重庆和成都
的大学而分离。1946年即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他们又
各自随同自己的学校“复员”
，回到抗战前的这两所大学
各自所在的校本部——南京
，继续学业。在南京，20岁
的父亲和19岁的母亲相逢并
相爱了。
近几年，每当我阅读整
理这些写在大大小小、长长
短短、泛黄发脆的纸张上的
文字；这些随手拈来写在山
东大学的作废试卷、书店广
告纸后面的情书；这些从右
往左用毛笔竖着写的流畅娟
秀的小楷行书，或是从左往
右用钢笔一边写一边苦恼着
标点符号如何使用的信件；
这些因为买不起邮票而“发
明”的在邮寄刊物中夹张写
着几句话的小纸条；这些各
种颜色各式字体印着“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商行”“山
东大学”“南京郊区工委会”“
青岛中苏友好协会”……的
纸片时，就仿佛跟我的父母
一起经历他们爱情的萌动、
苦恼、欢欣、误解、危机、
绝望和幸福。跟他们这些年
轻的大学生一起感受了抗战
胜利后面对山河破败、骨肉
分离，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的社会动荡的痛楚和悲哀；
跟他们一起满腔热情地参加
了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
、反迫害”的“五二o”大游行
，目睹了1949年4月1日“四
一惨案”；跟他们一起经历
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大决战和
更替，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
息后欣喜若狂地奋笔疾书；
与他们一道全身心地投入每
一次社会改革，深夜走在漆
黑的山村小道上时为驱逐恐
惧而歌唱；跟他们一起经历
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淬炼…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精神
上的“寻根”之旅，是对父母
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全新
认知。也是对人世间最美好
的感情——爱情的美好而又
心痛的体验。
我在读父母……
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
大概就是在大学校园里有过
纯真的爱情并因这爱情一直
相伴到白发苍苍。遗憾的是
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留给
父亲和我们的，是无尽的伤
痛和怀念。
父亲刘禹轩1948年大学
毕业来到青岛市立女中教书
，后投奔到解放区。1949
年青岛解放次日，即随军参
与接管山东大学，并担任山
东大学文学院接管组组长、
兼职《山大生活》主编和文
学院、外语系的管理工作，
1951年调至中苏友好协会
负责宣传教学，1956年调
至青岛文联，参与筹建《海
鸥》文学月刊的工作，
1980年落实政策后重回编
辑部工作，离休后加入山大
青岛业余大学的教学工作，
至今笔耕不辍。七十年了，
他在青岛确实是一位文化老
人。在此我深深感谢青岛良
友书坊将父母的通信集作为
青岛文化史的一部分编辑整
理出来，感谢中国海洋大学
出版社——今日的中国海洋
大学就是在山东大学当年的
海洋系、水产系、地质系、
生物系等系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山东大学旧址就是现
今中国海洋大学的鱼山路校
区。曾经，黄海之滨的父亲
和钟山脚下的母亲在海浪和
松鸣的夜晚用思念和憧憬书
写着一首首爱情诗。
封面照片就是那个时期
他们在宁、青两地的留影。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读过
我父母的这些通信后说：“
他们的一生值了。”
谢谢！
朱汐
2018年10月18日
于青岛海滨

第一个时期：青岛市文联离休干部刘禹轩和他的妻子朱文蕙1946年-1948年在南京求学时相爱，出于对抗战胜利后，国家满目疮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他们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他们这个时期通信记叙了他们的思想历程和爱情的萌生。第二个时期：1948年刘禹轩投奔解放区，—1952年6月刘禹轩朱文蕙在青岛结婚。该书是青岛文化老人刘禹轩与爱人朱文蕙在青年时代的书信集，记录了两人的青春、爱情和理想，隐含了新旧社会更迭的动荡与变化，亦可从中梳理刘禹轩文学人生的线索。

关于我的父亲刘禹轩和母亲朱文蕙
我的父亲刘禹轩1926年生于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刘堂村。爷爷是深受孔孟“唯有读书高”影响的乡绅，再苦也要送儿子们读书。
我父亲五岁还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跟随大他三岁的三伯父刘禹宪一起上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毕业。父亲说小时上学每天要来回走40多里路，好在家乡是大平原。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刚上初一才12岁的父亲跟随往大后方撤退的菏泽中学，与山东各地的三千多名中学师生历尽千辛万苦，徒步行走七千余里，跨鲁、豫、鄂、陕、川五省，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于1939年初春来到四川绵阳。由于长途劳累，营养不良，痢疾、疥疮、疟疾和肺结核流行，死亡的学生差不多有五分之一。
我的母亲朱文蕙1927年生人，祖籍是“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的安徽省蚌埠市凤阳县长淮卫镇，是朱元璋的后人。我的姨妈说过，日寇攻占前“长淮卫镇上半边街都是朱家的”。姥爷家除有田亩宅邸外，在蚌埠和海州(今连云港)有两家面粉厂。因姥爷不满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女方是李鸿章后人)，跑到海州面粉厂做事，在去河南采购面粉时遇到同是逃婚在面粉商家做仆人的姥姥，两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妻。后来面粉厂失火倒闭，朱家不许叛逆的姥爷携家眷回朱家老宅，姥爷就在蚌埠跟别人合伙做些生意，母亲的童年基本生活在蚌埠市里。
日寇侵略中国后，1938年安徽也沦陷了，姥姥家隔壁住进了日本人。那时姥姥即将生她的第7个孩子。挺着大肚子，每日脸上涂满了炭灰，躲在一个讨饭人住过的窝棚里。只有深夜才敢回家看看儿女。姥爷也不愿给日本人做事，于是全家跟着难民潮逃离蚌埠。在逃难的路上，姥姥生下来一个女孩，直接放到一个箩筐里，扔在田埂上了。
全家人一起随着难民潮日行夜奔，姥姥刚生完孩子脚肿的老高，就被乡亲们搀扶着逃离家乡，从安徽到河南，有火车扒火车，没有火车步行，最后逃到汉口。全家住在收容难民的棚子里，姥爷每日一大早出门遍寻亲朋找活路，经不起长途劳顿只有三岁的文芸姨又生了麻疹，没钱治疗，全家眼睁睁地看着她病饿而死，临死前她有气无力地说出三个字“娘……我饿……”。
就在全家陷于绝境之时，由宋美龄任理事长、李德全任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任理事的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成的“战时难童保育会”在汉口的街头分发传单，收养难童，一船一船地往大后方四川运送流离失所的孩子。姥爷姥姥就把我母亲姊妹四人，大的13岁小的5岁，全送去了。只留下唯一的男孩一一7岁的舅舅文铨在身边，继续流浪。不多久我姥爷也病逝了。在离武汉8里路的铁道旁，一个好心的农民帮姥姥挖了一个坑，将姥爷埋葬了。姥姥拖着舅舅一路讨饭又回到了安徽凤阳老家。
我母亲姊妹四人随收留的难童们被船运到四川乐山保育院所在地一所大庙。一住下，不分男女，统统剃了光头(孩子们满头满身都是虱子、癞疮)，穿上统一发的肥大的粗布装。从此，这些小难童们就过上了集体生活。陈米饭、咸菜，有时就是粗盐粒就饭。很难吃，经常吃不饱，孩子们有时甚至偷宿舍里点灯的桐油拌饭。但是在保育院她们可以上学。
母亲没有一张在保育院时的照片，或许那时条件太困苦了吧。
母亲保育院毕业后，和其他四名女生考取了乐山县苏稽女中(初中)。由保育院出面交涉，学校免除了保育生的学费，每个月回保育院背口粮交给学校。寒暑假就回保育院吃住。听我文华姨说，母亲在苏稽女中练了一手好毛笔字，回到保育院还教她跳舞，唱抗日歌曲。我母亲很少跟我提这些事情，或许是那个年代不便提吧。她只说过：“不好好学习没有饭吃啊，将来没法养活自己啊。”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