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八十年》是陈旭麓教授主编的一部近代史读物。该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描绘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的历史。本书以清晰的论证和丰富的史实，较为系统地叙述了近代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并突出了先进的中国人民为了挽救祖国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近代中国激荡于从未有过的时代巨变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复杂尖锐，表现为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这是主线。另外，还有学习外国，学习西方，表现为寻求新的科学知识，探索新的理论，变革社会等等。

陈旭麓（1918－1988），湖南湘乡（今双峰）人，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史学家。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年以提倡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著称。著有《辛亥革命》、《近代史思辨录》、《浮想录》、《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先后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宋教仁集》、《中国近代史词典》、《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中国革命史教程》、《五四后三十年》等，参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四卷本）。不少论著被译成俄文、英文、日文等。除学术研究外，悉心培育学术后进，其不少学生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骨干。

前言
一 闭关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康乾盛世”的中外关系
清王朝由盛转衰
欧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
闭关政策与中英贸易
二 禁烟运动
罪恶的鸦片贸易
巨大的社会灾难
禁与弛禁之争
虎门销烟
禁烟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三 鸦片战争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
战火烧到南京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
四 被震撼的中国
五口开放与暴力掠夺
自然经济受到冲击
社会思潮的动向
广州反入城斗争
风起云涌的反清起义
五 金田起义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荆山紫水汇群英
金田起义
六 反清烽火遍神州
定都天京
清朝政府的对策
太平军北伐西征
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
七 “小天堂”的理想与实践
“金陵小天堂”
《天朝田亩制度》
天国的内政与外交
八 第二次鸦片战争
“修约”交涉和亚罗号事件
英法联军入侵与《天津条约》
战争再起与《北京条约》
沙俄趁火打劫
辛酉政变
九 天京变乱与重整朝纲
领导集团的矛盾
天京变乱
重整朝纲
安庆失陷和进军浙江
十 天国的悲壮结束
内部危机加深
苏浙战场瓦解
天京陷落
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十一 洋务和洋务派(上)
“洋务热”
初期的“自强”活动
“曲全邻好”
由“自强”到“求富”
十二 边疆危机
东南海防报警来
西南边疆启衅端
西北边境狼烟又起
十三 中法战争
法国煽起侵略战火
马尾海战
陆路大捷
《巴黎停战协定》
十四 洋务和洋务派(下)
“大治水师”
洋务集团的消长
对洋务的抵制和批评
十五 民族资本与产业工人
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近代民族资本的产生
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
十六 西学与改良思潮
西学的传播
传教士与西学
早期改良派的出现
改良思潮
十七 中日甲午战争
列强角逐东北亚
日本的大陆政策
战争始末
《马关条约》
台岛擂战鼓
十八 瓜分危局
“三国干涉还辽”
“括地难偿债”
《中俄密约》
瓜分危局
“门户开放”政策
十九 戊戌维新
草堂树新人
“广联人材，开创风气”
“能变则存，不变则亡”
百日维新
二十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起山东”
义和团的组织与口号
席卷京津
“羽檄一飞，四方响应”
八国联军入侵
“黄俄罗斯”计划
屈辱的《辛丑条约》
义和团功不可没
二十一 清政府的“新政”
实施“新政”
扩编新军
兴学校与派游学
改革刑律
二十二 民主革命的勃兴
孙中山与兴中会
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
“建立中华共和国”
《苏报》案
打倒“洋人的朝廷”
二十三 “拒俄”和“抵制美货”运动
力拒“俄约”
“学生军”
反对续订“美约”
二十四 中国同盟会
革命团体的涌现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三民主义
二十五 革命与立宪
抵制革命的假立宪
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
革命派的武装出击
二十六 保路运动
群众自发斗争的高涨
收回路矿主权的斗争
保路风潮
“同志军”起义
二十七 武昌起义
共进会和文学社
武昌首义
革命旗帜席卷全国
二十八 南京临时政府
南北议和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袁世凯窃国
二十九 二次革命
国民党的成立
宋教仁被刺
赣宁之役
三十 复辟与反复辟
袁世凯卖国与独裁
猖獗一时的尊孔逆流
洪宪帝制丑剧
护国战争
三十一 南北军阀割据
“府院之争”
短命的张勋复辟
护法运动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三十二 民族工业的发展
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
工人运动的高涨
三十三 中国往何处去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穷途末路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时代的曙光
附录 中西历年对照简表(1820—1919)
后记

为了避免与众多的近代史的书同名，我们把这本书称
为《近代中国八十年》，也是标示出只写了近代的前八十
年，五四以后的三十年仍未能豁然贯通。
自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问世三十余年来，国
内出版的近代史（包括讲义）不下于二百数十种，近年又
出了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两厚册和其他
人的书，近代史读物已是够多的了。
我们何以不惮烦地还要编这本书，因为建设社会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要懂得昨
天的中国，了解昨天的国情，特别是广大青年更需要知道
今天的中国怎样由昨天的中国而来。所以，去今不远的近
代史是一门必修课。如果说十亿多中国人中有上亿的人应
学点近代史的话，那就需要大量近代史的书。过去的书虽
多，但还不能满足当前广泛的需求量和适应不同层次的接
受能力。所以，我们不顾谫陋，仍要撰写这本三十余万字
的书，作为广大知识青年的备选读物。
近代中国激荡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中，阶级矛盾和
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表现为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又反映为一浪高一浪的新旧冲突，互相联结，曲折多态。
曾经有多少豪杰志士站在斗争的前列，为祖国的前途、民
族的命运奋不顾身地拼搏，他们的业绩激励着一代代人迈
进。无疑，这是论述也是学习近代史的主线。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社
会演变的面是宽广的，所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社会生
活等等，都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中，促进这些事物的新陈
代谢，往往有赖于文化交流的触媒。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
中国是落后的，保守的，前进的路上障碍重重，每走一步
都十分吃力。
拿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这个对立统一的课题来说
，是从鸦片战争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开始了
的。它之所以被誉为先进的中国人的活动，不仅因为“师
夷”是为了摆脱被夷制的困境，而且因为它是在冲开祖祖
辈辈的闭关保守局面，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广阔的世界去，
这是极富时代意义的爱国精神。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
清末出使或访问外国所写的日记和游记，编为《走向世界
丛书》。这些书，虽然精华与糟粕互陈，但使人们重温前
人远渡重洋和认识世界的辛酸历程，受到知识界的很大欢
迎。因为它们曾经是近代中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突破
点，是向世界寻求知识的可喜行动。这里且以日本最初遣
使欧美一事例比。1871年，日本首次派赴美国的署理公使
森有礼，在办理交涉事宜外，访察美国“立国兴学”的途
辙，向美国各部长官、国会议员和大学校长发出照会，列
举若干问题请他们回答，然后将复件一一译为日文，题曰
《文学兴国策》。该书寄回日本印行，成为促进明治维新
极有影响的书，甲午战后中国也有译本。而清朝在五年后
，1876年派赴英、法的第一个使臣郭嵩焘，他写了《使西
纪程》，备述彼邦的政教、技艺和民俗，寄回总理衙门付
印，却遭到保守官僚们的攻击而毁版。从《文学兴国策》
与《使西纪程》的不同遭遇，不难窥见十九世纪时中日两
国的脚步在维新道路上的差距。
走向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近代中国迈出
这一步，并把这一步向前推进，却是坎坷的。尽管那些主
张学习西方的早先的中国人，大都是激于外国侵略，耻己
之不如人，要把别人打痛了自己的东西学过来，“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仇雪恨。在其开始，却很少不被
误解，不被责难。其实，“师夷”除了“制夷”的要求外
，还有一层，为使中国放眼世界，不要徒以“汉官威仪”
自诩，而要看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有所借鉴，改变中国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落后状况。资产阶级维新
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关心国家前途的大批知识分子，他
们对此说了许多话，写了许多文章和书，以启锢蔽。“誓
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梁启超这两句诗就表
现了这样的意境。在满坑满谷的封建士人歌颂的还是唐虞
盛世，把穴居野处当作世外桃源的当时，人们走向世界，
引进新事物，是要有一股勇气的。
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作了明确的论述。对西学的学习与否，在近代中国通
常表现为新旧之争，有的是尖锐的封建与反封建的斗争。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虽然有革命与改良、新民
主与旧民主之别，但其中贯串了新学和旧学之争，一个比
一个深刻。此前的洋务运动，虽然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一部
分人的作为，甚至是以新卫旧，但表现为地主阶级内部的
分化，他们同顽固派的若干争议，也不无微渺的新旧矛盾
存乎其间。
在近代学习西方的进程中，早就存在一个严峻的问题
，即怎样适合中国的国情。它一直有两种令人懊恼的倾向
：一种是迎合传统的中国国情，不敢放手汲取他国的长处
，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惟恐蹈
“以夷变夏”之嫌，前期的认识大都如此；另一种是不顾
中国的国情和条件，把西方的东西盲目地移植过来，生吞
活剥，奇形怪状，这种表现后期较多。前者是尚未脱落的
封建型，后者则流为仰人鼻息的买办型。由于两者的困扰
，以致长期不能把借鉴他国和走自己的道路摸索出来。在
两种倾向中，前者给中国带来的迷惘更大，许多先进的中
国人也难免不受到它的牵制，这是因它深深扎根于小农经
济的土壤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树上，远不似后者的
招摇过市，面目可憎。
近代中国的行程是曲折而畸形的，又总是冲破阴霾迎
着困难而前进的。爱国和革新、革命始终是引导人们奋斗
的旗帜，爱国的怒潮冲向帝国主义，革新、革命的锋芒直
指封建主义。而革新、革命的思想武器又不能不借助于西
方，尽管西方资产阶级那些东西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但
它们曾经是先进的中国人奋斗的最佳武器，对封建势力反
复作了较量，对帝国主义也不甘屈服。西方资产阶级早期
的进步学说，并不为后来西方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服
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度里，倒是启发了民族的觉醒
，成为反抗外来压迫者和国内腐朽势力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的文化所以连绵不
坠者，因为它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也因为
它有宽广的胸怀能纳众流而成其大。在近代，虽屡遭资本
帝国主义的蚕食和分裂，但仍能屹立于世界，就是它能省
察时代的趋势，借鉴西方，谋求革新，再接再厉地寻求独
立自主的道路。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就是这样开创自己
历史的。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于阐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推动着社会前进，这是主线，应充分记述。而认识世
界，寻求新的科学知识，探索新的理论，对革新社会、促
进近代化的重要意义，许多爱国求实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
所作的努力，也应该得到历史的承认。历史证明，没有人
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可能获得独立自
主的；不去钻研和推广文化科学知识，中国也很难前进而
改变其“一穷二白”的面貌。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长时期
内虽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不可否认，他们为衰败的
中国社会增添了振奋国魂的活力，并从无数次挫败中，在
五四运动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确切结
论。这就是近代史八十年要向读者展示的脊梁和前景。
这本书限于篇幅，很难容纳更多的内容，只是就反帝
反封建的主线作了点必要的延伸，使它尽可能触及思想文
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在体例上有所变动，与流行的近代
史的书略有不同。全书依次分列三十三题，题下有子目，
每题可独立成篇，但又是前后衔接，首尾一贯的，改变了
过去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十大事件各自分立的习惯格
局，一依历史自身后浪推前浪的起伏进程记述，注意了事
件与事件之间的链条和交错关系。不当和失误之处，请读
者和专家们指正。
陈旭麓
于沪西长风公园畔
1983年3月

本书是一本记述近代中国八十年历史的中国近代史读物，讲述了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的这段中国近代历史。
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以五四为转折点，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带你了解五四前八十年中国社会的峰回路转。

这本书是集体创作劳动的结果。我们在拟出编写提纲
后，由李华兴、郑云山、丁凤麟、杨立强、何泽福分头执
笔，郑云山负责通稿修改，最后由陈旭麓定稿。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尽量吸收近年来史学界在中
国近代史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新成果，并适当参考了上海
人民出版社已出版的、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
有关读物（历史事件十一种，人物传记十二种），选用了
部分照片插图和地图。复旦大学刘思源同志为本书新绘制
了五幅地图。附录《中西历年对照简表》是由潘振平同志
协助编制的。
在此书完成之际，我们谨向为本书的提纲和编写工作
提供过宝贵意见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者
1983年4月

一 闭关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有将近四千年之久。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自从中国的大门被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之后，中国便由一个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精辟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的历史，既是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也是一篇雄伟壮丽的史诗。
早期欧洲旅行家关于东方奇富的神话，一直像磁力那样吸引着西方。然而，十九世纪以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囊中物。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变：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在落后挨打的情况下，中国被迫同侵略自己的西方世界打交道。
“康乾盛世”的中外关系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在东方，是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王朝清朝；在西方，是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英国国王与国会斗争加剧，不久爆发内战，从而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清朝开国之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经有过一番兴旺的气象。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励精图治，对内重视安定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侵略，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和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到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初期和中期，国势达于鼎盛。这一百多年，史称“康乾盛世”。
远望这一时期的西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先后向海外扩张；十八世纪后半期，又接连发生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西方资产阶级驾着炮舰，在全球各地掀起殖民掠夺的凶涛恶浪。
海盗与商人一身而二任，是西方殖民者的本来面目。十六世纪初，欧洲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航路。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绕过非洲好望角，沿着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和中国南方对印度洋帆船贸易的航线，驶抵广东。到达不久，他们就强占海岛，盗窃行旅，掠卖人口。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舟触风涛”，要晾晒“水渍贡物”，用欺诈和贿赂广东地方官吏的手段，租占了澳门。随后，西班牙（1575年）、荷兰（1601年）、英国（1637年）、法国（1698年）、美国（1784年）的船只，先后闯入中国东南沿海。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中国台湾南部；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中国台湾北部。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船队，由威得尔（John Weddell）船长率领，首次来华。他们刚到中国，便炮击虎门炮台，击沉水师船只，还焚烧官署，劫掠商船。连西方学者马士、宓亨利也认为：“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看法，由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半海盗行为、十七世纪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杀，以及荷兰人的胡作非为所形成；而英国人却是1637年用大炮打开通商门径的人。”
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入侵和强盗行径，激起中国军民的义愤和反击。1662年2月1日，郑成功（1624一1662年）在台湾各族人民密切配合下，经过八个月的战斗，打败了殖民军，迫使荷兰总督投降，收复了台湾。
1808年9月，当英国兵船十三艘、士兵三百名在澳门登陆，10月又侵占虎门时，清军立即发炮抵抗，调兵二千六百名严加防范。两广总督下令停止广州英船开舱起货，人民拒绝供应侵略军粮食、物品，迫使英军在12月全部退出。英商亦具结认罪，表示今后“断不许兵船再来滋事”。
在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也曾尝试由外交途径来敲开中国的大门。1793年8月，英国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到达中国大沽口。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在致中国乾隆皇帝的信中伪善地说，他之所以遣使来华，目的绝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平”的词句掩盖不住侵略的野心。9月中旬，马戛尔尼在热河行宫两次谒见乾隆皇帝后，终于向清政府提出了开放宁波、舟山及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舟山附近海岛一处以屯货，割广东省城附近一处供英商居住，裁减关税，自由传教等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对此，清政府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复信中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原定通商制度，不能改变。
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海上侵略外，沙皇俄国从十七世纪中叶起，也由陆路觊觎中国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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