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唐志斋碑铭全集》为千唐志斋博物馆收藏的志文碑刻原拓，为历代名家遗墨，从南朝到中华民国，共收录全部碑铭、名家遗墨近2000 幅。其中，主要以唐代碑铭为主，所藏唐志 上起武德、贞观，历盛唐、中唐以迄晚唐，其中包括武则天的改元，安禄山的僭号，无不尽备。志主身份有位极人臣的相国太尉，封疆裂土的皇亲贵戚，雄踞一方的藩镇大吏，职司守 土的刺吏太守，官卑职微的尉墨参曹；也有优游园林的处士名流，昧悟参禅的寺观洞主，以及被深锁内宫、凄凉一生、死而不知姓名、籍贯的宫娥彩女。这些墓志记载着形形色色的人 物及其社会活动，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资料，起着证史、纠史、补史的重要作用。碑铭文献、学术及艺术价值 均极高，被誉为“石刻唐书”“唐书法演变史”，在文献和资料上具有稀缺性、独占性，亦是研习书法艺术的珍稀范本和资料宝库，具有极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主编：陈振濂。1956 年 2 月生于上海，浙江鄞县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七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全国人大代表。 

执行主编：陈花容。河南新安县人，一级美术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高层次人才、洛阳市领军人才，民革洛阳市委副主委、洛阳市文联副主席、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书法作品曾获中国书法最高奖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主编千唐志斋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志海探秘》，编着《联语蛰庐》（千唐志斋楹联书法解读）、着《云雨蛰龙——千唐志斋藏石经典绳鉴》等书。 

总审定：李放。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学术专著《苏轼书法思想研究》曾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洛阳之有千唐志斋，是书法圈中人众所周知的。章太炎先生更为之篆额曰，“千唐志斋”，并有题曰“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已经简要地勾画出此斋的来龙去脉了。

一

“千唐志斋”的主人是一员武将，是官至国民党第二十路军总指挥的张钫，张伯英。武人惯取刀枪剑戟杀伐决断，竟至喜好金石收藏，甚为罕见。驻军洛水，有缘收集洛阳邙山出土墓志石刻达千余方。以唐志为根基，上探两晋、下讫民国，可谓是唐墓志书法之集大成者。有誉其为“石刻唐书”，谅非虚言。

今千唐志斋博物馆要组织整理馆藏之庞大墓志资料，成《千唐志斋碑铭全集》巨册，前岁启动之初，花容学弟来问计于予。予大赞之。以为其有功史艺者多矣！

念自三国曹操禁碑以来，墓志之风大兴。地上竖碑既属侈汰过甚而必禁之，于是转入地下。铭石书传之千秋万代，埋入地下，反能久违。盖山野之丰碑、巨碣、摩崖、记铭，遭风雨侵蚀、野火燹烬、牧牛剞劂、车驾冲撞，残缺漫漶、脱皮露筋，在所难免。但墓志久沉地下，一当发掘，其品相眉眼若新，点画字口崭然，有如新刻。视高大碑碣之日晒雨淋或反复椎拓损毁日甚，当然是更真实，更具本色，即使不比墨迹的直接书写而要再通过凿刻那一道关卡，但毕竟皆出自当时书刻之原手，仍足以反映和表达当时真实的审美趣旨。这使墓志书法虽与碑版同为石刻，却在真切上高于碑碣、摩崖、造像记（但逊于墨迹）；在古代，书法墨迹因漫有先进的西洋印刷术而无法复制传播，若与直书墨迹名家手翰相比，墓志乃是“下真迹一等”的精雕细刻的“墨迹”式石刻；自比丰碑大碣之以刻覆书，优胜多多。或许，我们可以有如下一个解释之“链”：最真切的是墨书楷法；其次是基于墨书为复制传播的石刻丛帖即刻帖，再次是逼肖于书写的石刻墓志铭，又次是书刻参半的汉碑、唐碑，复次是离书写最远，而以石岩山崖凿刻为主导的摩崖造像记。在古代石刻系统内部，北碑摩崖书是站在凿刻主导的一端，而唐代墓志铭则是站在“写主刻次”的另一端。

这样来看千唐志斋的千余墓志石刻，就会掂出它的分量来了。或许我们可以说：在石刻书法的大家庭中，墓志是最“书法”的。又或者与碑版、摩崖、造像记诸石刻类型相比，墓志书法在石刻中是最接近手书墨迹的。那么以之类推，这千件唐志，也应该是在唐人欧、虞、褚、薛、颜、柳之外，最具墨迹相的，亦即最“书法”的。

“石刻唐书”的比喻赋予千唐志斋所藏唐志的是另一个文史领域中无可取代的价值。一部唐史，无论是《旧唐害》《新唐害》《资治通监》以及大量的唐宋笔记，告诉我们的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而板于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不胜枚举。一部史书从《史记》开始，帝王本纪、将相列传，是约定俗成的定例。过去我们批评古代史是帝王将相史，新史学要提倡理想化的“平民史”“口述史”，造作为史学新观念当然十分可取，但一到人物的去取弃用，还要立一些标准。这标准中当然有立高不溺下、取优不淫劣的立场，若不然面对海量文字，根本无法成史。而这样的立场，仍然不得不遵循原有的史学传统价值观。

正是基于此，“石刻唐书”就有了非凡的价值：

（一）史料全覆盖。千余件唐墓志的志主（即文字内容涉及的中心人物），有将相大吏、皇亲贵戚、藩镇节度、州郡刺守、参曹尉簿、名士词客、寺观洞主，乃至宫娥秀女、平民庶弃、三教九流，如果说当时在刻置墓志时，本来并无社会阶层高下的制度忌讳，那磨只要有相应财力，无论贫富，当然谁都可以为之。无非是穷家窘迫，有财力立墓志者极少，至少是“中产”以上而已。但当时即使已人中产，其事迹也断然无法进入作为一朝一代宏观撰述的史籍。更加之，每一墓主的生平，衣食住行、出处行藏、妻儿老小、亲朋至交，又会带出多少人物缕索来，

（二）自然生成。千余件唐墓志的文字记载，又都是出于当时人之手，子孙为父祖所立。切时、切地、切家族、切承袭，都是实录。虽然或“为尊者讳”，甚或贻“谀墓”之讥，评价未必处处真实不虚，但所列事实，当复可信。引以为后世研究之凭据与史料之出处，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原始史料文字，未经后世史家编纂时筛选删改，使得墓志石刻文字比史籍文献文字有着更大的可靠性。于是，正订谬失，比勘异同，新探资料，旧验史实，对于个人、性情、制度、官职、地域、谱系、家族、人望、功业、著述，等等，都可以进行复按、验证、订讹、排比；是则千唐诗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石刻唐代国史馆。这样的历史价值，是我们仅仅研究墓志书法的狭窄视野者所难以评估的。它会牵涉整个社会史、官制史、文化史、民俗史、生活史与物质技术史。艺术家可能会茫然，而历史学家必沉湎于其中，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