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受到好奇心和使命感的双重驱使：好奇心让我对人类社会运行的奥秘一再叩问，使命感则来自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怀。
本书的学术价值可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探讨了人类至今难解的一个大谜团，那就是国家发展之谜。有些国家繁荣昌盛，有些国家贫穷混乱，还有一些则盛极而衰，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些兴衰沉浮？本书尝试给出一个全新的答案。
二是致力于构建全新的发展理论框架。新理论没有盲目追随主流发展理论以及与这些理论紧密相连的名家宿儒，如诺思、阿西莫格鲁、亨廷顿、摩尔等，而是把研究重心从制度、政策、文化等因素转移到了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即利益集团博弈上来。本书提出，每个利益集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利益博弈，他们能否获胜取决于自身拥有的权力资源，诸如财富、资本、暴力、思想、组织等。经过权力之网的“过滤”，胜利者才确立了他们想要的社会秩序，并进而决定了国家的发展绩效。
三是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本书将发展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融为一体，并从社会学研究中汲取营养，从而克服学科分割造成的视野狭隘问题。
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创新，本书对相关领域研究者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生可能都会有所启发。

导言
第一部分既往发展理论述评
第一章 经济发展诸理论
第一节 现代增长理论：以增长解释增长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背离制度至上论
第三节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市场抑或国家
第四节 平等主义理论：平等才能发展
第二章 政治发展诸流派
第一节 经济动力论：越富裕越民主？
第二节 文化动力理论：政治文化决定论的终结
第三节 新制度主义：质疑制度的首要作用
第四节 平等动力理论：平等才能民主
第二部分新理论的提出
第三章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
第一节 新理论的基本范式
第二节 概念、机制与发展周期
第三部分实证检验：量化研究与案例分析
第四章 权力结构与发展绩效关系的统计分析
第一节 指标体系与统计分析
第二节 散点图
第五章 韩国：权力平等型国家的典型
第一节 对汉江奇迹的主流解释
第二节 权力结构平等化、土地平等与包容型发展
第六章 墨西哥：权力集中型国家的典型
第一节 革命及权力结构重塑阶段（1910~1940年）
第二节 双头霸权时期（1940~1982年）
第三节 寡头霸权阶段（1982年至21世纪初期）
第七章 美国：发达国家的发展周期
第一节 美国衰落了吗？
第二节 周期Ⅰ：从殖民地时期到大萧条
第三节 周期Ⅱ：大萧条至今
第八章 委内瑞拉：没有土地改革的权力集中型国家
第一节 对委内瑞拉发展陷阱的既往解释
第二节 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
第三节 蓬托菲霍体制的权力结构与功能
第四节 蓬托菲霍体制的危机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自序 这本书试图回答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国
家如何才能发展？ 放眼全球，我们会发现，只有少数
国家进入了发达状态，大多数国家仍处于欠发达状态。
尽管有些国家能够不时搭上主要经济体的“顺风车”，
但真正具备内生增长能力、能够实现赶超的后发国家寥
寥无几，不少国家甚至越落越远。我们也看到，不少非
洲、中亚国家仍处于战乱之中，不少国家为政治动荡所
苦，街头抗议、大规模骚乱时有发生。不仅如此，一些
老牌发达国家还出现了发展逆转现象：2008年的金融海
啸，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大危机，美国、
西欧国家受害尤深，而在此前的几十年里，类似的金融
货币危机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自这场危机以来，一
众发达国家都在经济衰退的陷阱中苦苦挣扎，至今仍然
没有真正实现复苏，与以往的经济周期呈现明显区别；
向来困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粹主义在美国、欧洲国家
再次兴起，一些非主流人物执掌了最高政治权力。这些
征兆似乎表明，人类又回到了20世纪初期的黑暗时代。
在那个时代，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政治异类人物乘
势崛起，并引发世界大战，人类被带入苦难的深渊。
如何才能避免发展失败带来的巨大危机？一个国家如何
才能实现发展？发展会不会逆转？学术界给出的答案林
林总总、不一而足。主流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
强调市场，另一派则强调政府干预。市场派的代表——
新制度主义——告诉我们，发展要依靠好制度，所谓的
好制度主要是私有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自由和政治自由
制度。这个流派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等创立，目
前已经成为主流发展理论。正如诺思所说：“经济与政
治发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制度的改善。过去20年来，这
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这种理论传遍全球，并且
外溢到政治学等学科。像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这样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都愿意给自己戴上
一顶“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帽子，尽管他们的理论与正
统的制度主义相去甚远。但是，新制度主义观点并没有
在现实中得到充分证实，因为非洲、拉美地区及俄罗斯
等诸多国家的制度移植并没有把它们带上发展的正轨。
新制度主义也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发展逆转现象，因为
这些国家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这些事实中可
以看出，制度是人为产物，并且不具备自我执行的能力
，再好的制度都有可能沦为一纸空文。因此，制度是第
二性的，并非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曾经在南美国
家秘鲁工作数年，目睹了制度在这个国家的苍白无力。
以民选官员的公投罢免制度为例，该制度源于欧洲，本
意是用来制约腐败官员，但它在秘鲁遭到极端滥用。到
2012年，秘鲁全国进行中及已结束的公投罢免超过4000
起。通常一次地方选举刚刚结束，败选者马上就会发起
公投罢免，试图把当选者拉下马。即便能逃过被罢免，
新政府也会陷入半瘫痪状态，无法正常执政。这种制度
在欧洲运作良好，在秘鲁却成为政治恶斗的工具和政府
效率的腐蚀剂。这让我意识到，一定有某些比制度更深
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制度显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首
要因素。诺思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晚年开始研究
暴力对制度的影响，但没有形成理论突破。 新干预主
义的代表是发展型国家理论。阿姆斯登、约翰逊等学者
依据东亚的发展经验提出：发展要依靠好政府。但是，
他们只概括了好政府的部分特征，如官僚集团内聚力强
、拥有相对于经济精英集团的强势地位等，却没有说清
楚如何才能缔造出一个好政府。他们也列举了一些好政
策，包括出口补贴、金融扶持、建立产业园区等。但是
，来自发展中世界的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在不同国家产
生的效果相差甚远。归根结底，如何构建一个既有为公
共利益服务的良好意愿，又有政策制定及执行能力的好
政府才是关键，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还有人
说，发展失败是因为民粹主义者的破坏，但他们并没说
清楚民粹主义的起源以及如何消除民粹主义。其实，民
粹主义问题本质上仍是好政府的构建问题。因此，要解
释国家发展的成功、失败与逆转，就不能拘泥于市场与
政府的两分，不能自限于新制度主义和新干预主义的樊
篱，而是要向更深处探寻，去发现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
了好制度、好市场和好政府。 放眼国际学术界，走在
探索前列的是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
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罗宾逊等学者，他们原本是新
制度主义者，但在探索制度起源问题时触及了权力因素
。“权力”听起来有些抽象，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
每一个人。不同于日常所说的政治权力或官员手中的权
力，这里的权力指的是使他人服从的能力，无论这种能
力来自暴力、财富还是个人魅力。权力关系普遍存在于
人类社会之中，从原始社会至今莫不如此。从宏观层面
看，社会各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权力关系。从微
观层面看，家庭内部、个人之间也存在权力关系。正是
这些宏观与微观层面的权力关系决定了社会的运作模式
。阿西莫格鲁等学者提出，精英与大众之间权力博弈的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