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问题是中国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关注焦点。本书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运作与实践，作者以族谱、方志、文集为核心，加上深入的田野调查，积累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材料，对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做了深入而细密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王果，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一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联合培养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以来中国史。

第一章 福州的宗族观念与制度
第二章 追溯祖源与族群标签
第三章 组织亲属：里甲与宗族
第四章 宗祠
第五章 祠堂礼仪：新年与元宵节
第六章 地方信仰：里甲、宗族和庙宇
第七章 结论：亲属实践的灵活策略
附录 福州地区的宗教碑刻
参考文献

大约二十年前，宋怡明
翻译了我的博士论文《明
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
迁》(Family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Fujian),于
2001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
社出版。
时过不久，他研究福州
宗族的博士论文在斯坦福
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实践中的宗族》，下称
宋著）。最近，四川大学
王果教授翻译了宋著，邀
我作序推介，盛情难却，
义不容辞。借此机会，我
再次重读宋著，仍然深受
启发。在此试择要介绍宋
著的主要观点，并对其学
术意义略做评述，就正于
作者、译者与读者。
在西方学术界，早期研
究中国宗族的大多是人类
学家。他们把宗族视为父
系继嗣群体，主要关注宗
族成员之间的谱系关系、
继嗣原则与祖先崇拜。然
而，中国的宗族不是一成
不变的，也未必都是亲属
组织。在历史学者看来，
宗族的发展与理学的传播
密切相关，往往是士绅阶
层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
因此，宗族研究被引入历
史学的视野，逐渐成为中
国帝制晚期历史研究中的
显学。在此基础上，宋怡
明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的
研究方法，从“实践”的观点
考察宗族的建构过程，探
讨宋以后地方社会的历史
变迁。
宋怡明的宗族史研究，
首先聚焦于族谱的编纂过
程。他发现，福州的早期
族谱一般只记载本地的祖
先，后来逐渐追溯更早的
祖先，尽可能与北方移民
族群相联结。而且，在福
州族谱的世系源流与族源
传说中，有不少异姓收养
和招赘婚姻的故事，这也
为改姓和联宗提供了合理
的解释。他认为，福州地
区原来是疍民和畲族的聚
居地，后来不断有北方汉
族移民迁入此地，他们的
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因
此，当地居民为了提升社
会地位，通过编造祖先谱
系和族源传说，改变了自
己的“族群标签”。
其次，宋怡明对福州祠
堂的修建过程做了深入的
考察。他发现，明中叶以
前的祠堂通常是“官式祠堂”
或“士绅祠堂”，其意义在于
突显士绅阶层的身份与地
位；明中叶以后的祠堂大
多是“民间祠堂”，其意义在
于加强父系亲属群体之间
的联系。福州祠堂从官式
、士绅到民间的发展模式
，表明宗族组织的社会基
础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地
方社会应对历史变迁的有
效工具。他认为，明中叶
以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导致商人、地主、高利
贷者等富裕人士成为主导
宗族事务的精英阶层；明
后期的海盗与明清之际的
战乱，强化了地方社会的
凝聚力，宗族的发展成为
社会各阶层的理性选择。
最后，宋怡明对福州祠
堂的祭祀仪式做了细致的
分析。他发现，福州的祠
堂虽然都是仿效朱子《家
礼》建立的，但在祠堂中
举行的仪式却往往是“非正
统性社会实践”。以福州地
区流行至今的“陪盲”（伴夜
）仪式为例，虽然其核心
是在祠堂团拜祭祖，但同
时也吸收了当地原有的上
元祈福与生殖崇拜仪式传
统。而且，祠堂仪式的参
与者与主祭权，也不是依
据儒家的宗法伦理，而是
取决于族人的身份、地位
及投资份额。这说明，福
州的祠堂礼仪不同于理学
正统，“只有通过与民间实
践相互妥协的方式，正统
才能稳定地扎根地方社会”
。
宋著的研究成果表明，
福州的宗族并非纯粹的亲
属组织，也不完全是理学
教化的历史产物。因此，
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
境中，从地方社会的实践
过程，理解和解释宗族的
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就福
州地区而言，早期的宗族
或许是少数理学家和高官
显宦标榜身份的文化象征
，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宗
族日益成为普通民众应对
贫富分化和地方动乱的社
会整合工具。在此过程中
，宗族的发展逐渐背离了
理学家的礼仪规范，超越
了父系继嗣群体的谱系结
构。尽管这种“实践的亲属”
并不符合当代学者或理学
家的常识，但却是福州历
史上宗族的常态，或者说
是福州地方社会中的“正统”
。
宋著的另一学术视角，
就是把宗族研究置于明清
时代的政治体制之中，试
图以此说明中国帝制晚期
的历史特征。他认为，明
清时期宗族组织的普遍发
展，与明代的户籍和赋役
制度密切相关。由于明初
把民众编入各种不同的户
籍，每一编户必须承担相
应的赋税和劳役，因此，
继承同一户籍的民众形成
了各种不同名目的赋役共
同体，其基本形式是以户
籍为中心的家族组织。明
初建立的里甲组织和里社
制度，同样为家族的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里
甲与里社都是以户籍为基
础的，实际上也就成为超
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在
地方社会中，里甲与里社
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每一
家族都必须通过里甲与里
社，才有可能进入国家权
力体系。福州的世家大族
无不注重里甲户籍，热衷
于举办里社祭祀活动，其
目的就在于维护世代相承
的政治权利。
对中国学者来说，宋著
引用的资料可能较为单薄
，提供的例证也不够全面
。不过，就全书的观察角
度与论证逻辑而言，无疑
是富有说服力的。我以为
，宋著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