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独特——通过人类文明史上许多不起眼的小物件的发明、改进与影响，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视角，折射人类社会在曲折中前进的历程。

◎史料详实——旁征博引，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远古法典、近代哲学……古今中外兼容并蓄。

◎图文并茂——数百幅绘画、照片、雕塑精美插图，另有数十幅大幅彩插。涵盖古今中外，给读者良好的阅读体验。

◎名家盛赞——获得过多项推荐好书、优秀图书奖，许倬云、郭建龙、余世存、梅毅等当代名家赞赏推荐！

轮子、马镫、弓箭、火药和帆船，在历史的时间线上，每一个器物都有它值得诉说的故事，它们引发国家变革，让不同的文明之间发生碰撞，因此形成了人类的文明史，而历史的神秘和趣味也在于此。

《历史的细节》以技术变迁这个细节为主轴，将那些改变人类历史的物质和技术，放回原来的现场，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场景，逐一复盘历史的起承转合和进程差异。

作者依靠大量历史文献和最新资讯，旁征博引，兼容并蓄，娓娓道来，既有宏大叙事之视野，又不失洞幽烛微之细腻。

人类学家摩尔根将人类生产资料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如果套用这种三段论，我们也可以将人类政治发展过程，分为同样的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

孔子曰：“政者，正也”；治与乱（亂）原为同一字，其意相反，不乱即为治。我们可以将“政治”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正义的秩序”。罗尔斯将“正义的环境”描述为这样一种正常条件：“在那里，人类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相反，如果正义或者秩序缺失，人们之间将难以自由合作，出现分崩离析。

蒙昧时代是一个自由模式下的暴力时代，社会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暴力来源于一种同态复仇习俗，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减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互相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和“大同世界”，就是一种最理想的蒙昧社会。人与人因为距离疏远而减少了暴力。人类之所以发明了墙，就是为了与人隔绝、与暴力隔绝。

应当说，蒙昧时代是一种自然状态，存在着一种低级的秩序和低级的正义，并且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平衡。蒙昧时代的规则是暴力，但暴力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因为暴力是一种互相伤害。

《管子》中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从氏族部落到封建城邦，都属于政治的蒙昧时代。

当人们不满足于这种低级的秩序与正义时，野蛮时代就开始了，暴力主导一切。不仅秩序来自暴力，正义也来自暴力。

秩序与正义之间的颠覆起落，构成了这个政治时代。野蛮时代的政治就是帝国体制。

在帝国体制下，强调的是秩序而漠视正义，因此，以正义为诉求的“革命”总会周期性地爆发，使帝国走向崩溃，从而完成秩序重建。

在哲学家罗素看来，一切不以传统或同意为基础的权力都可以称为“暴力”，并说“一切战争都是暴力的行使”。

从历史来说，所有帝国都是战争和征服的结果，帝国的统治貌似建立在权力之上，而其实权力都来自暴力。当暴力变成引而不发的威胁时，就是一种权力，因此帝国是一种恐怖体制。

对帝国来说，信赖某个人或某个人的美德是非常荒诞的，但却很常见。一切服从的根源都在于恐惧。对愚昧时代的人类来说，平等合作远比恐怖和威胁更难以实行，专制权力也最容易被蒙昧社会的人们理解和接受。

对古代中国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法家思想则是一种有效的暴力体系，二者互为表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超稳定结构。

江河奔流到大海，人类的历史也是走向文明的历史。文明时代的基础，便是理想的政治，既实现了秩序，也实现了正义，暴力和恐怖被法律所消除，权力（power）受制于民众的权利（right），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样子。

如果说国家与帝国有什么不同，那么简单地说，帝国是权力社会，国家是权利社会；帝国依赖的是暴力，现代国家则建立在政治和法治之上。

……

就中国的历史来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从氏族部落的“酋长国”进入国家阶段，然后随着六国统一，进入帝国的野蛮时代。

如果说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童年时代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的青春期，中国在这短短的500 年时间里，完成了从纯真到成熟的启蒙阶段。

春秋战国是中国政治的起点，氏族部落从那时就已经向国家阶段迈进。500 年间，中国由200 多个封建城邦最后融合为七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构成一个中国化的世界，即“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列国争霸，与战争的掠夺相伴随的，是经济竞争和人才竞争；游士阶层崛起，重商主义盛行，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猗顿、范蠡、子贡、吕不韦等跨国财团，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富可敌国，翻云覆雨，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兴衰起落。

当时技术文化发展很快，依靠轮子和文字的普及，人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智慧。

从这里可以说，中国是非常早熟的。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战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实现了17 世纪欧洲才有的现代国家制度；七个诸侯国也可以说是七个现代“国家”。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迟到秦汉时代，中国就具备现代国家的特征。中世纪晚期欧洲国家的许多特征，在中国战国七雄身上似乎已经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如果放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同样显得极其贴切。

在儒家弟子看来，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已经高度世俗化，“天道远，人道迩”（子产），三代以来的天道信仰体系和封建制已经崩溃，正如欧洲中世纪的终结一样，整个社会走向自由化和世俗化；政治的重商主义和社会的个人主义相辅相成，见利忘义的功利主义和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大行其道。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性。比如它们都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都有着频繁的战争，都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都有着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

但有一样不同，即最后的结果却截然相反，欧洲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